典故
按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所言，吾國之名為“中國”，始見於《禹貢》：“中邦錫土姓。”《史記》：“中國錫土姓。”（鄭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孫星衍曰：“史遷‘邦’作‘國’者，非避諱字，後遇‘國’字率改為‘邦’，誤矣。是《禹貢》‘邦’字，當從《史記》作‘國’。”
後世遂沿用之。如《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倉葛曰：“德以威中國，刑以威四夷。”《禮記·王制》：“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詩經》中，則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之句，《毛傳》解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也因此，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中對“中國”一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為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就漢土言漢土，則中國之名，以先漢郡縣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國者，舉中土以對邊郡；漢土之言中國者，舉領域以對異邦，此其名實相殊之處。”
辨析
不過，柳詒徵似乎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釋，認為“中國”一詞，乃文明之國之義，非僅指方位、界域和種族。“是實吾國先民高尚廣遠之特徵，與專持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經濟主義者，不止霄壤乎！”為此他以《公羊傳·隱公七年》中有關文字為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此外，韓愈在《原道》中也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之所以稱為“中國”，柳詒徵的解釋是，唐、虞之時所以定國名為“中”者，蓋其時哲士深察人類偏激之失，務以中道詔人御物。如《論語》：“堯曰：‘咨！爾舜！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
《禮記·中庸》：“舜其大知也歟！擇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柳詒徵認為：“唐、虞時之教育，專就人性之偏者，矯正而調劑之，使適於中道也。以為非此不足以立國，故制為累世不易之通稱。一言國名，而國性即以此表見，其能統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鄉原，不容有主持極端之人，或力求偏勝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國民性，異常複雜，不得謂之尚武，亦不得謂之文弱；不得謂之易治，亦不得謂之難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來尚中之德所養成也。然中無一定之界域，故無時無地，仍不能免於偏執。惟其所執，恆不取其趨於極端耳。”按照柳詒徵的說法，則“中國”之“中”不僅指地域處於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則無論如何改朝換代，歷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至於“華”之用，當見於春秋之時，如《左傳·定公十年》：“夷不亂華。”而“華夏”之說，按照章太炎的解釋，謂“華”取自華山；“夏”取自夏水。在《中華民國解》中，章太炎寫道：“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為言。世言崑崙為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崑崙與否，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為質。然神靈之胄，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為根本，宓犧生成紀，神農產姜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於若水，高辛起於江水，舜居西城（據《世本》，西城為漢中郡屬縣），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奧區，斯為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此也。其後人跡所至，遍及九州，至於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為華民耕稼之鄉，‘華’之名於是始廣。‘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然今世已為通語。世稱山東人為‘侉子’，‘侉’即‘華’之遺言矣。正言種族，宜就‘夏’稱，《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或言遠因大夏，此亦崑崙、華國同類。質以史書，‘夏’之為名，實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下逮劉季，撫有九共，與匈奴、西域相卻倚，聲教遠暨，復受‘漢族’之稱。此雖近起一王，不為典要；然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為同地，於華陽則為同州，用為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雲，‘夏’雲，‘漢’雲，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也。”
章氏之言，過於艱澀，總而言之，“華”為國名，“夏”為族名，與“漢”字之名，三義互通。因此，“華夏”連稱，按照其弟子許壽裳的解釋，就是對民族主義最好的解釋，就可以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就不適當”之說做出最有力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