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與日本文明

中華文化與日本文明

《中華文化與日本文明》是有“中國伊索”之稱的當代著名語言童話大師余師夷協同蘇章群發表在《大公報》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從中華文明對日本文明歷程發展的影響入手,對日本政府一些不軌行為提出規勸和警示。文章觀點鮮明,態度誠懇端正,一經發表,立即在社會上一起劇烈反應。

作品內容簡介

華夏文明浩浩蕩蕩綿延五千年歷史,厚重的人文歷史、文化淵源讓世界人為之側目,作為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中國,在亞洲乃至世界上都占有重要一席。作為一個歷史大國,中國歷來重視友好、包容;日本——作為亞洲版圖上的一個島國,二戰爆發以前,作為中國附屬鄰國,基本上與眾說世代友好共處,並從中華文明這裡吸取借鑑許多經驗,以促使本國文化和文明的發展。二戰爆發以後,日本從中國文化的學習者,轉生成為中國人民苦難歷史的創造者,給中國人民帶來重大的災難和創傷。二戰結束後,中國懷著包容的態度,不計前嫌,仍然與日本友好相處,但是,日本卻一再挑起事端,不但對自己犯下的過錯不知悔改,反而得寸進尺,將本屬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地域擅自劃給自己,針對日本一再挑釁的態度,我國著名寓言童話作家余師夷協同蘇章群共同創作《中華文明與日本文化》,從中華文化東傳與日本文明發展、日本與中國叫邦交歷史回顧與總結、對日本政府不軌行為提出規勸和警示三個部分,闡述中日應友好相處,日本應遵守相關國際法規。

作品簡介

余師夷:一九五三年生於河南南陽。河南大學研究生。歷任河南大學講師、河南省社科院套用語言所所長、河南省人民政府發展中心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河南省秘書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社會兼職:中華周公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河南周公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理事、河南省社科聯委員等職。
長期在高校和科研單位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承擔參與過國家社會科學方面的重要課題,發表出版論文論著數十部篇。曾三次被評審河南省社會科學先進工作者。
世居鄉村,耕讀傳家,自幼喜讀寓言,酷愛童話。四十餘年,習作千篇。主要作品有:《小麻雀找鳳凰》、《掏耳總統》《早知道》、《山鷹》、《螃蟹湖》等。

作者相關作品

中華文化與日本文明 中華文化與日本文明

《小麻雀找鳳凰》
《螃蟹湖》
《掏耳總統》
《早知道》
《山鷹》
《我們的圖騰》

作品信息

一、中華文化與日本文明

中華文化,即華夏文明、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大約有三十萬年的民族根系,一萬年左右的文明史。是中國所有民族的文化總匯。漢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題,中華文化作為東方文明的主要淵源,對人類文明的共同發展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已為世界公認。

中華文化的核心區域在中國(包括港澳台),文化主體在中國大陸,延伸帶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並在歐美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程度的輻射和影響。中華文化和東亞、東南亞等國幾千年來的文化交流中,這些國家不同程度地學習使用中華文化並結合本土文化,促進了本國文明的發展。中國作為傳統的文化大國、禮儀之邦,為能夠使自己的文化有益於鄰國的發展而感到欣慰。

由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國與日本已有近三千年的文化淵源關係。日本文明主要來源於日本本土文明、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日本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主要來源於中華文化的傳入和使用。

日本本土文明在中華文化尚未傳入之前,處於在原始社會後期的石器時代(繩紋時代)。當時,日本社會正由比較落後的母權氏族社會向狩獵採集時代過渡。日本文明中的西方文明是在明治維新後形成的,雖然給日本的近代化帶來了進步。但由於日本政府沒有樹立正確的歷史發展觀,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給亞洲鄰國也包括日本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歷史上日本學習和使用中華文化,大體上可分以下三個階段:

《史記》 《史記》

1、公元前210年前後。據《史記》記載,中華文化是最早傳入日本的文化。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派徐福帶領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去到了日本。當時日本還很落後,當地居民黥面紋身,裹布赤足,女人穿的衣服也只是一塊布,在頸部挖個洞,把頭部伸出衣外,非常簡樸。徐福帶去的乃是遠古到秦代的文明成果。如:稻作、冶鐵、青銅、紡織等技術,使日本社會風貌發生了突變,進入到了金石並用的彌生文化時代,促進了日本農耕文明的發展。這個時期可以概括為日本學習中華經濟文化階段。

徐福像 徐福像

2、公元248年前後。即日本學習漢字文化階段。據日本《古事記》、《日本書紀》記載:公元248年,中國的王仁到日本送給日本《論語》十卷及《千字文》,此為日本使用漢字的開始。在此之前,日本還沒有文字。日本文字和書面文學的產生是在來自中國的漢籍傳入伴隨下開始的。之後,日本一直採用的是“文言二途”制度,即用漢字做的書面語言,用口語作為國語。直到794年,日本平安時代的吉備真備,根據標音漢字楷體偏旁,創造了日文“片假名”,弘法大師根據漢字的草體創造了漢字日文“平假名”。才有了日本文字。

鑒真像 鑒真像

漢字的學習和使用,使中華文化(包括漢傳佛教)大量傳入日本,大大促進了日本文明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日本留學生僧去肪帶回佛教經論5000卷,吉備真備帶回《唐禮》、《東觀漢記》、《樂書要錄》等300卷。日本東大寺寫經抄書76部。由藤原佐理撰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總計1586部16734卷,其中絕大部分是漢語。日本學僧最澄帶回佛典、漢籍234部460卷,學僧空海帶回216部461卷,學僧園珍帶回137部201卷,日本高僧圓爾辨圓帶回宋太宗所賜《開寶敕版大藏經》5048卷,日本高僧圓爾辨圓又帶回佛典260部,漢籍100部。13世紀以後,通過長崎唐人的固定渠道,近萬種中國書籍源源不斷地傳入日本。中華文明的重要成果大量傳入日本,促進了日本文明的全面發展。

3、公元645年前後。在漢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影響下,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發動了以學習中國唐朝體制的政治改革運動。史稱大化改新。

鑒真東渡路線圖 鑒真東渡路線圖

593年,聖德太子攝管朝政,大力提倡學習中國制度,崇尚中國的儒家思想,取法隋朝的科舉制度。當時唐朝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日本派遣唐使和留學生達到高潮,大化改新的前奏是聖德太子的推古改革。公元603年聖德太子制定了反對世襲特權的《冠位十二階》,規定以才能和功績授予人。按照“德、禮、信、義、智”排定冠位和秩序。604年又推出用漢字文書制定的《十七條憲法》,憲法兼取中國儒、墨、佛的思想,引用了《禮紀》、《周易》等十三經內容,強調了“禮”為治國之本,推古改革是大化改新的準備與前奏,是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成功實踐。

《十七條憲法》實施40年後,即公元646年,孝德天皇在中大皇子和中臣鐮足的支持下進行了大化改新,按照儒家的理想制定宏偉藍圖。模仿中國建立年號,定年號為大化。並頒布《改新之詔》。以唐朝律令制度為藍本,向中國學習,自此之後日本形成了以天皇為首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國家,使日本由奴隸社會過渡到了封建社會,從而成為當時的東亞強國。

大化改新後,使日本逐漸發展強大,日本掀起了全面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潮。從貞觀年間開始,日本先後派出遣唐使和留學生多達600人次。唐朝把日本留學生安排在國子監,學習中國的儒家經典,有的留在唐朝做官。如阿備仲麻呂在唐留學54年,官至三品,還和詩人李白、王維成為好友。

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仿效唐朝制度,並把《論語》和《詩經》作為必修科目。天皇詔令拜先聖孔子,使明經博士講《論語》、《詩經》、《周易》,並下詔全國各家必備一本《孝經》。此後,儒學的朱子學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日本學者藤原惺窩所著的《四書五經倭訓》,被認為是日本的朱學之祖。

三千年來,日本學習和使用中華文化涉及了政治、經濟、科學的諸多方面。例如:政治、哲學、宗教、軍事、漢字、漢文、儒學、道教、曆法、卜書、工藝、茶藝、藝術、醫藥、建築、服裝、民俗等,是日本文明的主要來源與構成。

二、歷史回顧與總結

《漢書 地理志》 《漢書 地理志》

在日本民族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總體上看,中日兩國的友好和發展是主流。日本本土文明在融入了中華文明後,日本的文明得到長足的發展,使日本文明進入了世界文明體系。中華文明的傳入和日本結合本土文明的使用,已成為日本文明的主要淵源和構成。並使日本產生了自己的文字,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促進了日本文明的成熟。在儒家思想指導下,發生了聖德太子的推古改革和孝德天皇的大化改新運動。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社會的發展。
日本改革的成功,使日本更加崇敬盛唐,學習中國文化達到了高峰。在此以前,日本對中國的關係是宗主國的冊封朝貢關係。中國對日本的冊封關係始於漢武帝。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公元57年漢光武帝賜給倭人奴國金印,到今還保存在日本福岡博物館。三國時,日本邪馬台女王卑彌呼多次遣使曹魏,受到魏明帝的冊封。有了強大的背景和冊封,日本勢力增強,開始向統一的日本島過渡。魏晉南北朝至隋約三百六十年間,由於玄學、佛教和道教的興起。加之波斯、希臘文化的孱入,儒學的發展受到影響,一向以信奉儒學的日本便漸漸不再朝貢和接受冊封了。隋唐統一中國後,日本又看到了希望,於是又向隋唐派遣使節,選送留學生。使中日文化交流達到了高峰。此時,日本國土統一,日本以平等國家與隋唐建立外交關係。不再以冊封的地位出現。唐滅亡後,出現五代十國,中日基本沒有交往。到宋朝以後,北宋二帝被虜,南宋又被元所滅。日本漸漸與中國疏遠。從唐至元,約四百年間,日本與中國基本脫離外交關係。明滅元後,明朝雖然又恢復了冊封的關係,但此時的冊封關係已經式微。如:明朝永樂二年派鄭和出使日本冊封,明萬曆時派使冊封豐臣秀吉等。冊封多是派使到日本冊封,且不與朝貢相連。

宋朝被元朝所滅,明朝被清朝所亡。使日本人心目中的中華大國偶像破滅,舉國縞素,痛哭失國。漸漸對中國失望,不再以中國為師。轉向西方學習,在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影響下,1868年興起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二次政治改革運動─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工業化道路,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清朝末年一大批革命志士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黃興、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郭沫若等紛紛到日本學習明治維新的經驗。間接學習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促進了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戲劇意義的是:一千年前,中國的儒家思想幫助日本進行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大化改革;一千年後,日本成為強國後,又給中國的辛亥革命提供了幫助。這些說明,日本人民對中國歷史上給予的幫助沒有忘記;同樣,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在辛亥革命時的幫助也不會忘記。

三、對日本政府的道義提醒

東京審判 東京審判

“二戰”以後,日本作為戰敗國,以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受到了國際 的嚴厲制裁,並在日本本土審判了日本戰犯。從揭露的事實來看,日本軍國主義慘無人道,喪心病狂,眾多國家與地區慘遭戰爭創傷。日本軍國主義對中華民族和全世界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審判日本戰犯僅庭審達818次,庭審材料達5萬頁,判決書長達1212頁。文字材料達1000萬字以上,是人類歷史的最大審判。戰爭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這種教訓夠沉痛了,應該使日本政府深刻反省!

由於日本戰後放棄了軍國主義道路,使日本在國內有了發展經濟的機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現在軍國主義又有抬頭的苗頭。連釣魚島這樣無可爭議屬於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問題,日本也無理狡辯,妄稱釣魚島是日本的領土。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先從日本使用中華文化方面給予道義提醒:

一、日本對中國賠償問題。“二戰”中,中國是受日本侵害最嚴重的國家,中國的傷亡人數達3500萬,損失折合美元1000億以上。受到戰爭破壞較輕的東南亞諸國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賠償。由於中國人民的厚德和體諒,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中國政府在兩國聯合聲明中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注意:僅是放棄了賠償要求而不是放棄了賠償權利),放棄賠償要求前提是中日兩國友好關係。日本政府在本來屬於中國領土和主權的釣魚島上,製造事端,已嚴重違背中日聯合公報精神。根據國際法的有關規定和精神,日本對中國“二戰”的賠償尚有很大的法律、道義、精神空間。

二、軍國主義是一種誤區。日本軍國主義的尚武好戰,並未給日本帶來“武運常久”的結果。反而給日本帶來了沉重的歷史災難。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對東南亞諸國戰爭等,無一不是以失敗而告終。

從世界歷史上看,武力稱霸的國家也是不能持久的。如:西臺帝國、巴比倫帝國、薩爾貢的阿卡德王國、波斯帝國、奧古斯都古羅馬帝國、貴霜帝國、孔雀王朝、亞歷山大的馬其頓帝國、奧斯曼帝國等,十六世紀後用堅船利炮在海上稱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均已相繼衰落。可見武力霸權是不能持久的。

三、使用中華文化的問題。日本使用中華文化兩千多年給日本文明帶來了發展,日本是世界上使用中華文化的最大受益國。

毋庸諱言,使用中華文化較多的國家還有東亞、東南亞諸國,但這些國家與中華文化的淵源主體─中國的關係上,主流是健康的,我們和這些國家的文化交流還應進一步維護和發展。為正本清源,挽救日本文化的迷失,也為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正常化,有必要對日本使用中華文化給予道義提醒。

中日兩國長達兩千年的交流中,儘管在近代史上曾發生過日本侵華戰爭,給兩國人民帶來了災難與不幸。但主流仍然是友好和合作。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曾有力地推動過日本文明的進步,日本的近代文明也曾促進過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歷史告訴人們:中日兩國人民有著和平友好的歷史基礎。

中日兩國文化上同源、民族近宗,地理上的同域,據考證,大約在古生物時期,距今三萬二千年,日本列島與歐亞大陸是相連的。經過冰川時期,出現了海洋,日本與大陸雖然分離,但依然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

希望日本政府珍惜這一歷史基礎,增強社會歷史責任感,走出軍國主義的陰影,改正參拜靖國神社的錯誤做法,真誠向“二戰”中受迫害的國家和人民道歉,這樣,才能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世界人民諒解,才能使日本真正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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