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王三器
戰國時期的中山,即春秋時期的鮮虞,本是戎狄部落的一支,過去有關的史籍記載很少。1974年以來,在河北省平山縣發掘出中山國重要遺址,遺址座落在平山縣三汲公社東靈山和西靈山的南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其中中山王方壺、中山王鼎以及中山王圓壺合稱中山三器。 “中山三器”行文流暢,文字精美,風格獨特,是
中國古文字的精品奇葩。銘文以中山王鼎最多,也最精美。銘文為刻款,體現了華美的書寫風格。銘文章法隨勢附形,排列整齊。 從書法上欣賞:銘文綺麗多姿,典雅飄逸。筆劃一絲不苟,線條下垂,纖細勁秀,布局均勻。字型修長優美,重心偏上,體勢秀逸,搖曳多姿,極富裝飾趣味。文字排列參差錯落,穿插自如。圓轉流暢,靈動自然。是戰國晚期金文書法藝術的代表作品。 從刀法上欣賞:鐫刻技巧精熟,運刀如筆。線條刻劃生動,多姿多彩。用刀的輕重起伏,得心應手。行刀節奏的快慢徐疾,靈活多變。單刀、雙刀交替使用,提按分明。刀法曲直變化,方圓皆備。轉折處銜接準確,變化豐富。契刻用單刀利刃,尖入尖出,更顯爽利勁健。線條組合上追求粗細、輕重、虛實變化。橫、豎等主筆粗、重、實,其它副筆細、輕、虛,這就使通篇文字產生了強烈的韻律感。 中山王銘文的迷人魅力傾倒了無數愛好者,眾多書法家和篆刻家紛紛效仿,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徐無聞先生,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專家和書法家。徐氏書寫的中山王體書法作品,結構嚴謹,字形優美。線條挺勁,變化隨意,小大由之,得心應手,瀟灑自如。中山王鼎
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徑65.8厘米。《中山王鼎》是1977年在西靈山一號大墓中出土的,鼎為鐵足刻銘銅鼎,周身刻銘七七行,計四六九字。鼎系中山王十四年鑄,是用以賞賜中山相周的。 中山王鼎為王墓中同時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銅身鐵足,圓腹圜底,雙附耳,蹄形足,上有覆缽形蓋,蓋頂有三環鈕。鼎身刻有銘文469字。據鼎銘得知,此鼎為奉祀宗廟的禮器。 中山王鼎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鐵足銅鼎,《中山王鼎》銘文字數之多,僅次於西周《毛公鼎》,在戰國銅器中更屬罕見。銅鼎銘文的風格,按近三晉文字,字型修長,勻稱流美,裝飾意味十分濃厚,有所謂懸針篆風格,令人嘆服。
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於銘曰嗚呼語不廢哉寡人聞之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昔者燕君子噲睿恰夫吾長為人宗乾於天下之勿糾猶迷惑於子之而亡其邦為天下戮而皇在於少君乎昔者吾先考成王早棄群臣寡人幼童未通智唯傅 是從天降休命於朕邦有厥忠臣喜克順克卑亡不率仁敬順天德以佐右寡人使智社稷之賃臣宗之義夙夜不懈以 道寡人今 方壯智天 其德省其行亡不順道考宅唯 嗚呼折哉社稷其庶乎厥業在只寡人聞之事如長事愚如智此易言而難行也非賃與忠其誰能之其誰能之唯吾老喜是克行之嗚呼攸哉天其有 於哉厥邦是以寡人 賃之邦而去之游無遽惕之慮昔者吾先祖桓王邵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憂勞邦家今吾老喜親帥三軍之眾以征不義之邦奮桴振鐸辟啟封疆方數百里列城數十克敵大邦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是以賜之厥命唯有死罪及三世不 以明其德庸其工吾老喜奔走不聽命寡 懼其忽然不可得憚憚 恐損社稷之光是以寡許之謀慮 從克有工智也詒死罪之有 智為人臣之義也嗚呼念之哉後人其庸之毋忘爾邦昔者吳人並越越人修教備賃五年復吳克並之至於今爾毋大而 毋富而驕毋眾而囂鄰邦難信仇人在旁嗚呼念之哉子子孫孫永保定之毋替厥邦
中山王圓壺
為中山王的嗣王為先王所作。圓壺為短頸鼓腹,兩側有二鋪首,圈足,有蓋,蓋飾三鈕,通高44.5厘米,腹徑32厘米,腹與圈足皆有銘文,腹部銘文59行、182字。
通高44.5厘米
1977年河北省平山縣三汲中山王墓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圓腹,圈足,有蓋。器肩部鑄二鋪首。器腹兩首弦紋間有刻銘五十九行,一百八十二字。釋文如下:
胤嗣或得賢,敢明在司馬揚告:昔□,而冢者先王,任之邦。慈愛百逢燕無每,竹胄道燙上,無疆。日子之大夜不忘孽不義大玄刑反臣其罰,以尤宗。隹司氏民之馬□欣惟不辜。恪戰怒不能寧旺,隱逸處,率師先王,鳴征燕大呼!先王啟邦河,之德弗方數百可復得,里。隹邦霖霖流涕,之,隹不敢寧□先王。處。敬命茅搜畋新地,雨獵,於彼祀先王。新野,其世世毋忘□如林,以追用□右和先王之同,四牡功烈,子子□□,以取孫孫毋有鮮蒿,饗不敬,寅祀先王。祗承祀。德行盛
圈足上文字一行,計二十二字。釋文如下:
十三年,左使車夫孫固,工,重一石三百三十九刀之重。
銘文內容是追頌先王中山王的一篇悼詞,除歌頌先王的賢明外,還大加讚揚相邦馬賙的內外功勞。
此壺及其銘文是研究中山國歷史的重要資料。
中山王方壺
1978年於河北省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墓出土,方體,小口,斜肩,腹兩側有一對環耳,這是戰國中、晚期常見的方壺形式。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點是,使用了八條雕龍為裝飾。在壺蓋上有四個抽象的龍形鈕,在壺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條小龍,龍頭衝上,獨角大耳,頸背生鬃,長尾。這些龍裝飾的使用,為光素無花紋因而略顯呆板的壺體增加了活潑氣氛,而龍身無繁縟的花紋,與壺體協調相稱,共同構成一種素雅明快之美感。
該壺最受學術界珍視之處,是它的四個光平的腹壁上,用纖細的筆道、工整優美的篆書,刻下的長達四百四十八個字的銘文。根據銘文的記載,這是一件中山國王命令其相邦(相國)鑄造的酒器。該壺銘文云:“擇燕吉金,鑄為彝壺,節於禋〓,可法可尚,以饗上帝,以祀先王。”意即選擇燕國優質銅,鑄造銅壺,按照禋祀的禮儀規定裝酒,用於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銘文中說該器叫做彝壺,用來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到了漢代,人們給這種方體銅壺起了個專名叫做“鍅”。銘文大約刻於公元前314年。是迄今發現的第三長(450字)的銘文。記錄了本壺的製作時間(中山王璺14年)、用料(擇燕吉金)、動機等情況。把先王值得讚美的功業和事跡刻在壺上,以顯揚先君光輝的德行。 把燕國國君子噲仿效堯以國禪讓子之所造成的國亡身死、卒為天下恥笑的教訓也鐫刻在壺上,以告誡繼位的君王。表彰相邦用“竭志盡忠”地輔佐中山王璺“協理國事”,早晚不懈地舉賢薦才,任用能人,並“身蒙甲冑,以誅伐不順之人(指燕國的子之“作人臣卻反使其君為臣”之事),為中山國開拓了疆界等輝煌功績。
通過這個方壺和另一個著名的鐵足銅鼎的銘文,結合史籍資料,讓我們解開了中山國的神秘面紗。
中山國是由世居西北草原的白狄族鮮虞部建立的,立國後稱為中山,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時期,中國北方的戎狄十分強盛,常常大舉內侵,直逼中原。公元前7世紀中期,陝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的部分白狄,東進到太行山東側,首先占領了力量薄弱的鮮虞地區,並在公元前六世紀中期建立了鮮虞、肥、鼓等部落聯盟,後兩者不久即被滅亡,只有鮮虞牢牢地將根基扎在中原,它的國都初在新市(今正定東北新城鋪),後來遷到唐縣西北峭嶺名中人的地方,其國名也因此而改稱“中山”。
在各諸侯國連年不斷的征伐中,歷史進入了一個群雄並起,割據爭霸,戰爭更為頻繁的新時期--戰國。據有關材料研究考證,戰國時中山國的國君有文公(武公追封)、武公、桓公、成公、璺王、尚王等七代。面對虎視眈眈的強鄰,國運更加多桀,特別是在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以樂羊為將,由熟知內情的狄族人翟璜、翟角參與謀劃,大舉進攻中山。中山雖傾國迎戰,但因寡不敵眾,在堅持了三年之後終告滅亡,成為魏的附屬國。魏國對中山國施行寬柔政策,並把先進的中原和魏國文化帶到中山,促進了這一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及民族間的相互融合,中國山的文化國的文化面貌也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
中山雖亡於魏國之手,但並未絕祀,其中有部分力量轉移到太行山區,以求復國。經過二十多年的勵精圖治、積蓄力量,在公元前380-378年間終告成功。桓公率領他的追隨者殺出了太行山,重新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故土,並將都城遷到靈壽(今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境內),坐落於滹沱河北岸的丘陵台地上,充分利用太行山脈和自然河溝等天然屏障護城。城址南北4.5公里,東西4公里,內分東、西兩城,東城北部為宮殿區,其南部官署區,居住區和手工業作坊區,西城部分為中山王墓區,南部王公苑囿和商業區、居住區、農業區。作為中山國最後一個國都,它見證了這個國家的鼎盛與最後的衰亡。
桓公和其後的成公為中山復國和發展壯大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在公元前328年左右,正當國家大致穩定鞏固,可以和鄰國抗衡時,成公卻崩逝了。中山國史上最有作為的國王--璺登上了的歷史舞台。
璺,讀suo(錯)音,有措置得當之意。一直以來是被作為中山國一位英明君主來看待的。他在16歲即位,共統治中山國20年,任用先朝老臣司馬用為相,把這箇中原地區惟一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國家逐漸帶向了繁榮與興盛。公元前323年,21歲的國君璺與韓、趙、魏、燕等幾個萬乘之國一起稱王。公元前314年還趁燕國內亂齊伐燕之時,掠燕地數百里,列城數十,采燕吉金和重器,並參加了迎立新王的活動,然後很快回師,因而受到了周天子的褒獎和諸侯的祝賀。正當國力蒸蒸日上時,璺王卻以36歲的英年早逝了,這一年是公元前308年,繼位的兒子,雖然仍以年老的司馬用為相邦,但國力已開始衰落。
中山國和趙國世代為仇,經常發生戰爭。歷史上著名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強兵富國消滅中山。公元前306年趙聯合燕,南北夾擊中山,經過多年的激戰於公元前296年占領了中山國,中山王子咨奔逃齊國,很快客死異鄉。趙國立了一個傀儡尚作國王,一年後就把尚遣送回白狄老家陝北膚施。從此,白狄人再也沒有回到太行山腳下,重建他們的家園。
中山王墓出土情況簡介
戰國時代群雄並起,相互割據稱霸,曾出現包括秦、楚、齊、燕、韓、趙、魏在內的戰國七雄。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年代,一個國家能否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國的軍事實力,北方小國中山擁有強悍的軍隊號稱“千乘之國”而成為曾經左右政局變化的關鍵因素,在強鄰的夾縫中頑強生存,後期周鏇於七雄之間,國君曾經稱王。《戰國策》有《中山策》,當時的縱橫策士,頗看重中山國所處的地理位置與實力,說明中山國足以立身於七雄之間。更為重要的是中山是由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從出土的文物看,後期中山國雖然仍保留某種程度的戎狄之風,但已經華化,中山國的青銅鑄器也有很高的工藝水平,這說明華夏文化與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是有關中山國的歷史,史書中無詳細記載,中山王墓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補足了這一缺陷,由此籠罩在上面的那一層面紗得以掀開。下面先簡要的介紹中山國的歷史,然後再主要以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出土情況(分為墓葬制度和出土器物兩個部分)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一 概述中山國是由北方草原上的少數民族白狄創立,最初被稱為鮮虞,後稱中山。公元七世紀左右,鮮虞向中原一帶內遷,並且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在與中原強大勢力的競爭中,鮮虞中山國的命運可謂一波三折,曾經一度失國。大概三十年後,中山復國,桓公及其追隨者從太行一帶返回故土,並且遷都靈壽,公元323年,達到鼎盛狀態,王昔與韓、趙、魏等國國君相繼稱王,之後在參與齊國對燕國的討伐中,中山國占地擄物,迎立新君,並由此獲得周天子的嘉獎。但是之後中山國處於衰敗的過程中,勢力一蹶不振,最終被趙國所滅,這一次,他們再也沒有回到太行腳下重振家園。關於這一段歷史,史書中有所記載,但是仍然有許多疑問使得這一小國的歷史不完整。新中國的考古給我們展現了一個相對完整的中山國。這一墓葬考古的出土也是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1935年,平山縣三汲鄉南七汲村出土了一塊刻有文字的“大河光石”,經過認定,三汲一帶是戰國中山國國王的園囿和陵墓所在地,中山國撲朔迷離的歷史初露端倪。1956年當地農民在掘井時,發現了戰國時期的青銅車器,其後出土過一些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和刀幣。1973年,發現了古人修建陵墓時專門建造的封土,而如此壯觀的形制,也只有王侯一級的人物才有資格“享用”。在附近地面上還有一些戰國時期的陶片等,說明這裡應該是戰國時期的墓葬。之後在墓南東側發現車馬坑1座,西側由東向西排列有車馬坑1座、雜殉坑1座,葬船坑一座;還分別在墓的東面、北面西側和西面發現了陪葬墓6座。1976、1977年,經過整理確認,中山王墓的出土正式向外公布。 二 中山王墓葬制度
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是當時社會生活的一種物化形式,發展到東周,原來的一套制定嚴格的墓葬制度到此時已經遙遙欲墜,戰國時期更加明顯,而中山王墓的出土情況也正式反映了這一改變。中山國都城靈壽城及中山王墓地處河北省平山縣,屬於中原的邊緣地帶,由於民族融合,中山國與中原各國在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在“隨葬的銅器或者陶器,主要都有鼎、豆、壺、區(內為也)和鳥柱盤、筒形器等,基本組合與三晉墓葬相同,而銅器的形制尤為接近”。特別是墓地的布局情況與輝縣固圍村魏王室墓地及邯鄲趙王陵墓地極為相同。中山國王墓分布在城西2公里的西靈山下和城內西北部的東靈山下。西靈山東西並列1、2號大墓,附近有建築痕跡、車馬坑、陪葬墓等。東靈山下主要有4座墓並列,其中1、2、6號為大型墓,3、4、5中型墓為王族近屬的墓葬。下面以1號墓為例說明中山墓葬結構。1號墓是發掘墓葬中最大的一座,現存封土高度達15米左右,封土上的享堂已被復原為有迴廊環繞的三層樓閣式覆瓦建築。
封土為方形,由下自上呈三級台階式。第一台階的內側有散水,第二台階上有迴廊建築殘跡,有壁柱及檐柱撐起迴廊的頂部,檐下散水以鵝卵石鋪築。墓室兩側有6座陪葬墓,陪葬者頭皆向主墓,有棺有槨,陪葬墓的墓擴打破了大墓封土,隨葬器物早晚不同,說明這些陪葬者不是殺殉,而是自然死亡後才被葬到大墓旁。南面的東西兩側各有車馬坑1座,墓室南面有雜殉坑、葬船坑各一座。主室平面呈“中”字形,全室分為南、北墓道、槨室、東北庫(面積較小,無隨葬遺物)、東庫(陳列青銅器和漆木器)、西庫(陳列禮樂器和玉器)六個部分,槨室為石築,室內積碳。葬具為二棺二槨。據推測,中山王墓共有五層木棺,棺槨的層數在古代中國實際上是身份的標誌,五層棺槨限於國君使用。槨室內還出土了極珍貴的“兆域圖”銅版,銅版上用金銀嵌出了中山王陵園的規劃圖。由這六座墓葬形成陵園及與其他中原大墓的情況可見,戰國中晚期,隨著各國君權力的加強,有了一個以國君為中心的陵墓,而且還有王后等陪葬墓,這也標誌著東周墓葬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各以其族”的公墓制已走向了瓦解,國君單獨的陵園制在逐漸形成。從墓葬中諸坑的分布來看,車馬坑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產物,而雜殉坑仍然顯現出強烈的北方遊牧民族的氣息,文化的包容能力可見一斑。
三 出土文物簡況
(一)銅器:
戰國的匠師們掌握了高難度的青銅器鑄造技術,創造出獨具特色、精美絕倫的青銅器。它們不僅具有中原各國的特點,更兼具北方民主善於刻畫動物形象,器具機動靈巧,便於攜帶的特點。不僅將人物和動物形象塑造得千資百態,生動逼真,而且將模型髮乳爐中烘烤以增加強度。器物複雜則採用最先進的分築法、失蠟法等工藝。中國青銅器時代禮制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列鼎數量的規定,然而戰國中期偏晚期,列鼎制已基本失去了對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徵。中山王1號墓西庫出土九件升鼎。“九個鼎形制不一。第三、五、七、九號鼎有刻銘,從器形上看,第七、八號鼎蓋較平,其他鼎蓋呈緩圓形隆起,第九號鼎是一個鐵足大鼎,所以不是同時製作成一套的”。與九件升鼎配套的是六件陪鼎,但是墓中只發現五件。從王墓出土的樂器來看,1號墓的編鐘數量減少,之年代更晚的6號墓竟然沒有發現出土樂器。這兩個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和族屬完全相同,僅僅差別是年代,可見,隨葬樂器的崩潰和銅禮制的崩潰在時間上是大體一致的。出土的青銅雲雷紋編鐘和石制編罄兩者演奏時依次編排懸掛。墓中發現大量的青銅器,在1號墓中,有90件有銘文的銅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山三器”:中山王銅鼎,銅身鐵足,圓腹圜底,兩耳二三獸蹄足。方壺,方座,蓋上有二立獸,邊棱上四夔龍,腹部兩鋪首。嗣子(妾子)圓壺,兩鋪首,圈足,蓋飾三鈕。這三件銅器記載了中山國的歷史,填補了文獻的空白,其中前兩器銘文相似,主要讚頌中山國相邦司馬賙率師伐燕之事,並譴責燕王噲讓位於燕相子之,叮囑嗣王警惕此類事件在中山國發生。第三器中有王昔,四位先王的廟號(文、武、桓、威),從而銜接起了六代中山王系。這不僅涉及到中山族屬的問題,而且有利於1號大墓年代的確定。十五盞連枝燈是古代銅燈的精品,由燈座和7節燈架組成。燈底座為透雕三隻夔龍,在蟠曲飛躍中巧妙將外圈與中間柱座連線在一起。下方以三隻雙身虎承托底座,虎口各銜一圓環。每個燈枝頂端各托一圓形燈盞,燈枝上為短尾猴長臂的猿猴形象,各具形態,構思精巧。另有短髮式,上身袒露,下著短衫,腰系寬頻的家奴於燈座上右手拋食,做戲猴狀。山字形器是中山國獨具特色的青銅器,其中一號墓出土5件,六號墓出土6件。器體呈山字形,頂部三鋒作三角形,下部兩側成透空雷紋狀,中間為圓筒狀銎,其前後有方形楔孔。每件山字形器銎內均有朽木灰,由此可知,此器原應立於木柱上,木柱與銎間,由楔孔釘入木楔固定。銎的外側下方刻有文字或符號,文字是鑄作器物的機構和工匠的名稱,符號是器物排列的位置。目前學者對山字形器的性質有不同看法,有的認為它是代表中山國的徽志 ;有的認為它是旗桿首 ;有的認為它是帳前所列之戟 ;有的推測它應排列帳前,或立於帳柱之上而圍列帳周,並非宮殿前固定設定。與山形器同時發現的還有一些小件帳的構件像銅橛、銅接扣、頂式帳帽、錯金青銅牛屏風插座、挑叉、套管等,考古學家推測出的中山國王軍帳氣勢恢弘。此外,還出土了一些中山國的兵器,可見千乘之國的威風。錯金銀龍鳳方案,龍鳳方案由四龍四鳳四鹿組成,結構和造型複雜,底部圓形,下有四隻梅花鹿為足,上有龍鳳扭結盤繞,翼尾相接,內收外敞,打破了傳統青銅器的常規,充分反映出中山國分鑄工藝的高超。銀首男傭燈也是中山國的照明工具,燈座為一男傭,身穿右衽寬袖雲紋錦袍,腰系寬頻。據分析,這應該是具有高級身份的內侍或龐臣,社會地位較高的士也應該穿這種服裝。對比齊國貴族的照明工具人形雙燈上的男傭,身穿短衫和長褲,是社會地位底下的士所穿的服裝,可見當時的士這一階層已出現分化。
(二)陶器
可與輝煌的青銅藝術相媲美的是出土的陶器,以拋光黑陶為主,造型優美,器物表面的花紋主要是壓印和刻畫的圖案化植物和動物文飾。最富特色的是泥制黑陶的酒尊鴨形尊和鳥柱盤。
(三)玉器
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中出土的玉器達千餘件,而且不僅包括明器,還有王曾經使用過的玉器。包括璧、環、璋等常見形象,裝飾紋也有多種:谷紋、卷渦紋、雲紋、方格紋等,還包括有單線刻、雙鉤、淺浮雕、圓雕、透雕等雕刻技法。獸頭玉帶鉤和三龍環玉佩是常用的飾物,而頭梳單圓吉,身穿在袖方格紋袍的玉人則反映了中山國小童的形象。
(四)琉璃器
出土較少,作為串珠和鑲嵌用。在中山國,西方流入的和中國自製的兩種琉璃都有[7],鑲嵌綠松石琉璃珠就是中國自製的。
(五)酒
中山酒是聞名遐邇的酒中名品。為中山王殉葬的各式青銅酒器中,有成對的酒器一個盛水一個盛酒,根據當時的制度都分裝有不同的酒,而且保存得相當完整,酒呈深淺不同的綠色,開蓋時散發著濃郁的酒香,實驗結果顯示中山酒是用奶汁或者糧食釀造。
(六)中山王兆域圖
兆域圖銅版“圖上詳註陵園各個部位發尺度,並附關於建設陵園的王命……長方形丘坪整齊的排列五個享堂,尺度則分為兩級,居中的王堂和兩側的王后堂、哀後堂,均方200尺,相距百尺,兩端間隔80尺的夫人堂和另一堂,則方百五尺。丘坪之外繞以內宮垣和中宮垣,前側的兩垣正中有門直達王堂,後部兩垣之間又有四個方百尺的宮目前王陵四周的內宮垣和中宮垣還找不到痕跡,由詔命可知兆域圖一式二份,一件隨葬陵墓,一件收藏內府]兆域圖的方向也是上南下北,左東右西,與中國古代的地圖繪製慣例符合。
(七)中山國貨幣
80年代,出土了多枚中山國石質刀幣范,在古靈壽城鑄銅器作坊也還發現多枚的陶、石質貨幣范,與在城東出土的直身“成白”刀幣完全符合,由此也推翻了中山國不自鑄貨幣的說法。並且有學者證明當時直身小刀幣與平首小布錢同步使用上面過列出的幾種器物中可見到中山國的初步情況,從總體上看,中山文物雖有一定獨特風格,但從墓葬形制,從陶器與銅器的形制、文飾、裝飾工藝手段,從銘文字型乃至從銘文中體現出來的儒家思想等方面看,中山國文化與中原華夏諸國文化(特別是三晉文化)已無明顯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