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影響
一、組織中央的人員、物資供應，是中央後勤保障的重要樞紐
1947年3月底，後委到達晉西北臨縣的三交鎮，人員從最初的3000餘人，增加到最多時的5000餘人。這樣一個龐大的隊伍，包括了中央的許多部門，承擔著繁重的工作和任務。中央十分重視其工作的開展，周恩來於4月初親自到後委駐地具體布置後委的工作和工委的轉移。隨後，後委各機關合併，加強了集中領導，並按組織系統落實各自的任務，充實業務人員，減少雜務人員，集中精力開展工作。葉劍英7月作了《關於後委機關調整和業務工作的意見提綱》，並在後委建立了後勤供應保障的行政管理系統，有效地完成了中央交給的統籌後方的工作。
後委地處前委和工委的中樞部位，起了為中央輸送人員和提供物資的中轉站的作用。由河東供應中央的經費、物資以及部分兵源的補充，也由後委集中承辦。比如，1947年6月至7月間，後委為中央前委徵召了一批新戰士。那時前委警衛部隊的兵員補，大部分由後委從河東解放區徵集挑選。對於這項工作，葉劍英非常重視，並同有關軍區和地方政府聯繫，徵召了一個團的新戰士，配足武器，經短期訓練後開往陝北。又如，平時前後方過往人員，以及各戰略區首長去陝北參加中央會議，後委是個必經的中轉站。後委為保障這些人員的安全和生活的安排，做了大量的工作. 對於打進外線作戰的部隊，後委認真貫徹中央“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積極支持外線作戰部隊。對於當時中央十分關注的在外線作戰的劉鄧部隊能否鞏固並紮下根來，葉劍英強調說，現在我們正處在革命高潮的前夕，發展是我們作戰的基本方針，我們一定要發展，一定要鞏固。老解放區有責任幫助正在發展中的劉鄧大軍。對此，後委提出一是從物質上兵員上幫助，他們是給他們送輸幹部.這一方針正好與中央的決策相符。
毛澤東、周恩來時刻關心劉鄧大軍的發展，除指示後委隨時提供敵情給劉鄧部隊和給部隊以指示外，還給他們增加兵力、補充幹部，並指示工委研究解決劉鄧所屬中原解放區的財經問題。後來經與晉冀魯豫中央局商量後，決定將留在內線作戰的第十、第十二兩個縱隊，帶上一批新戰士和傷愈、病癒歸隊的指戰員，運送大批彈藥、藥品和銀元，南下中原。在這項工作中，後委作了不少協調和具體事務，使這兩個縱隊按照軍委計畫達到指定地點，加強了中原野戰軍粉碎敵人的圍攻和堅持大別山鬥爭的力量。
二、協助中央指揮全國解放戰爭，是中央軍委的總參謀部
中央撤離延安後，為了便於機動和靈活指揮作戰，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的前委由極少數人員組成，是一個短小精悍、機動靈活的支隊，不過七、八百人。中央及軍委的大部分工作機構、人員和電台都歸後委領導和指揮。當時軍委總參謀部一、二、三局和總政治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城工部、社會部、中央辦公廳等工作機構、人員和電台，大部分在後委。因此，後委除了統籌後方的工作之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軍委的參謀工作。前方作戰需要其提供情報;中央指揮全國解放戰爭需要其提供聯絡;各戰略區作戰行動需要其協調。在葉劍英、李克農、楊尚昆直接指揮下的後委參謀機構、情治單位、通訊機要機構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給的上述任務，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情報工作是後委參謀部的首要工作。由於後委集中了中央的大部分情報人員和電台，又有了固定的駐地，因此為中央做好情報工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實際工作中，後委的情報工作做得很出色，及時地為中央提供了各方情報;為指揮員制定作戰計畫提供了重要依據。
情報工作由葉劍英親自抓，李克農具體負責，從人員配備、電台架設到情況匯總都作了具體部署。葉劍英要求情報部門每天收集的情報，要及時報告給他，同時編一個軍政情況匯報，及時通報給中央。他還指示軍委二局局長戴鏡元，通知各大區野戰軍的情報分支機構，要把所得的情報，每3天或5天向總部匯報一次，以便總部全面地加以綜合整編，上報中央和軍委。這樣便形成一個全軍的情報網，使中央能夠全面掌握前方的情況和敵軍的動態，作出相應的決策。
後委的情報工作不僅保證了中央和軍委能作出正確的決策，有效地進行軍事指揮，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軍各戰略區的作戰行動。1947年6月至8月，為了配合劉鄧大軍強渡黃河，進軍魯西南，挺進大別山等戰略性作戰行動，情報部門先後及時提供了國民黨軍隊的作戰部署，兵力配置和蔣介石對戰局的判斷等極有價值的情報，使中央和劉伯承、鄧小平在明了敵我情的情況下，及時定下決心，正確選擇戰機和作戰方向，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這期間，人民解放軍在西北、中原、華東、華北等各戰場的重要作戰，情報部門也都及時提供了可靠的情報，因而受到中央和各戰區指揮員的讚揚。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粟裕就不止一次地說:總參情報部門的情報搞得及時準確。鄧小平直到1975年，還沒有忘記情報部門在解放戰爭立下的功勞。這年4月，他見到戴鏡元時，感慨地說:我們在解放戰爭期間，情報工作做得好，對敵人的情況了解得很清楚，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情報通訊工作中央也十分重視。總參謀長周恩來雖然不在後委機關，但他也多次作指示，召集情報、通訊、機要人員到前委所在地開會研究工作，特別研究保證國統區情報來源的通暢。早在1947年3月國中央撤離延安之際，周恩來親自布置負責蔣管區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和負責收集蔣管區黨、政、軍各種情報的社會部的轉移，交待工作。他還指示兩個部組成一個聯合秘書處，並從中央辦公廳和軍委三局給他們增加機要人員和電台，加強工作。後來兩部及秘書處全歸後委指揮，每天保持同蔣管區電台的密切聯繫，並將中央指示及時傳達有關黨組織，將蔣管區的情況，及時轉報中央。
1947年7月，小河會議期間，周恩來召集在後委的軍委二局局長戴鏡元、三局局長王淨、中央機要處長李質忠和主管蔣管區秘密電台的羅青長、童小鵬到小河參加機要工作會議，研究對付國民黨特務的反偵察，保證中央電台、新華廣播電台和我敵占區地下電台的安全保密措施。9月底，還再次召集他們開會，任弼時也參加並作指示。針對國民黨特務在美國情報局的大力支持下企圖偵破我在蔣管區的地下組織和秘密電台，用測向台多方偵測我黨中央、各野戰軍司令部電台，並妄圖破譯我核心密碼的種種陰謀，周恩來和任弼時在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百忙中，抽出時間聽取他們的匯報，同他們研究對付敵人空中偵測、地下破壞、密碼破譯等一套切實可行的辦法。周恩來特彆強調這是一條秘密戰線的對敵鬥爭，只能勝利，不能失敗。這是關係到解放戰爭勝利與失敗的嚴重政治任務，必須完成。經過他們的反覆研究和不斷得到周恩來、任弼時的多次指示，會議前後開了20多天，取得了完滿的結果。這一切，對於加強我黨機要通信工作，保障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訊聯絡在戰爭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後委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央軍委的電台90%以上都集中在後委駐地。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絕大多數都由後委轉達。各戰略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地下黨的電報，也是由後委向中央轉報的。這樣，就把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各戰略區各野戰部隊以及地下黨，構成為一個非常嚴密的整體，溝通了全國黨政軍民各方面的通訊聯。
根據中央指示，後委還負責各戰區的經驗交流。各野戰軍的作戰經驗總結，絕大部分都選送到中央後委，再由後委整理上報中央，或介紹給各戰略區。在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 略進攻階段以後，許多部隊迫切需要了解城市攻堅作戰經驗。葉劍英指示參謀人員，及時組織總結和介紹了解放軍解放石家莊、濟南，和打長春等戰役的經驗。葉劍英還組織參謀部人員，認 真研究全國解放戰爭的戰局，及時向中央提出許多關於戰爭指導方面的建議，為中央所採納。為此，後委被讚譽為中央的“最佳參謀部”。
由於後委的情報做得及時準確，通訊聯絡暢通，使轉戰陝北歷時一年的中央前委，對全國情況了如指掌，從而保證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不僅順利地指揮了西北戰場，而且有效地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
三、承擔對外宣傳和出版任務，是中央的對外宣傳機構
在後委成立之初，周恩來和葉劍英在軍委駐地王家坪召集從北平、南京等地回來的外事人員開會，編成一個隊，組成軍委外事組，其人員有薛子正、黃華、王炳南、柯柏年、章文晉、陳潔、王光美等。後委成立後，在三交把原軍委外事組改組為中央外事組，承擔對外宣傳和出版外事資料的任務。
1947年5月11日，葉劍英就外事組的改組及工作開展情況向中央作報告。報告中說: 外事組包括前京(南京)平(北平)榆(延安)三地外事人員，已於5月1日改組，主任由葉劍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現有工作人員20餘人，分為三個處:編譯處由徐大年負責，研究處由柯柏年負責，新聞處由董越千負責。各部門已於10日開展工作。他在報告中還談到了各處的工作計畫。編譯處主要翻譯毛澤東文選、編譯有介紹土地改革和解放區文化的材料;研究處主要研究國際形勢，黨的外交政策，編寫有關參考資料;新聞處主要編髮和油印新聞材料。
在實際工作中，編譯處負責翻譯了毛澤東、劉少奇當時的主要著作和我黨的土改文獻，向國外宣傳介紹，擴大了我黨我軍和解放區的影響。研究處主要研究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問題，提供給黨中央和軍委領導參考，制定自己的外交戰略。新聞處負責出版《參考訊息》，介紹世界新聞，供中央和後委幹部學習參考。外事組的工作人員在後委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給中央了解世界提供信息和參考意見，又使世界了解解放區有了最直接的渠道。
另外，外事組的同志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參加土地改革，到民眾中去鍛鍊自己，同時加強自己的政治和業務學習。周恩來7月31日在外事組的學習計畫草案上批示道:“從事外事工作的同志，在學習上必須從思想整風中打破資產階級外交的傳統思想，推翻反動統治的外交因襲，而建立新民主主義也就是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外交政策思想。”外事組正是按照這一指示嚴格要求自彭為迎接即將到來的新中國外交事業而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素質。隨著全國解放的到來，外事組南人員成了新中國外交部的最初人員。
四、參與中央對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領導，是中央土改工作糾偏的執行機構
解放區順利開展土地改革是解放戰爭勝利的一項重要保證。中央後委所在晉綏邊區土改開展得比較早，1946年5月就全面鋪開。晉綏分局從各級黨政軍民機關選調了一大批幹部組成工作團，深入各地開展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中央後委在圓滿完成中央委託的任務的同時，也派機關人員下鄉參加土改，並在葉劍英領導下，糾正土改中出現的“左”傾做法，認真地執行了黨的土地改革政策。
1947年7-9月間，葉劍英參加了在工委駐地西柏坡由劉少奇主持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並對中央頒布的土地法如何貫徹實施發了言。12月，他又與李維漢、王明、謝覺哉、李濤等20名後委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出席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有三項議程:一是討論並通過毛主席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二是討論土改中若干政策問
題;三是分析階級。會前成立三個專門小組，毛澤東主管政治組;軍事組由周恩來、彭德懷負責;葉劍英作為土改組副組長同任弼時一起主持土地問題的討論。
土地組的討論上很熱烈，會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葉劍英根據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和晉綏土改出現的問題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別提到只有正確執行聯合中農和聯合中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才可避免“左”的錯誤。甚至在早些時候，謝覺哉根據對臨縣土改的調查，多次召開座談會，糾正土改中的左”傾錯誤偏向。他還兩次寫信給黨中央秘書長任弼時，並以法研會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土改中的嚴重錯誤及其造成的後果，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求中央應有一指示為好。在12月會議上，謝覺哉也參加了土地組的工作，並在會上作了許多關於土改糾“左”的發言。這一切為中央制定和完善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來自基層的依據，並注意糾正當時黨內主要的“左”的錯誤傾向，使各項工作循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12月會議後，後委根據中央的指示，作為中央的執行機構在晉綏進一步糾正土改中的“左”傾錯誤。葉劍英於1948年2月，在三交鎮召開糾正臨縣土改偏向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縣委、縣政府負責同志、各區區委書記和土改工作團的成員。會議原定開2至3天，但到會的同志認為問題太多，一致要求延長會議時間，切實把問題搞清楚，結果開了13天。
晉綏土改的“左”傾錯誤與康生否定了晉綏分局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檔案規定並指責分局右傾分不開。再加上分局未能全面正確地理解劉少奇“要依靠民眾的自發運動推動土改”的指示精神，使原本已出現“左”的偏向的晉綏土改運動走向極端。如:臨縣的土地改革，是以康生為首的七級幹部土改工作團搞起來的。1947年3月，康生首先在臨縣郝家坡、張家灣、白文、南莊、後甘泉等6個行政村進行土改試點，然後在全縣鋪開。在運動中，康生推行“左”的政策，其錯誤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錯定成分。把許多無封建剝削或者只有輕微剝削的勞動者，錯劃為地主富農，特別是將富裕中農錯定為富農，擴大了打擊面，影響了與中農的團結。二是衝擊了城市工商業。在土改中，侵犯了屬於地主富農所有的工商業;在稅收政策中，打擊了工商業者，使全縣的工商業遭到很大的破壞。三是對地主分子實行過“左”的政策。康生提出“民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的錯誤口號，以致在土改中未能堅持我們黨嚴禁亂打亂殺的方針，不必要地處死了一些地主富農分子，引起了更為嚴重的對抗。
葉劍英和楊尚昆等後委參加土改的人員深入調查，與農民座談，在進一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才召開糾偏會議。在會上，葉劍英作了報告，著重講了形勢問題以及怎樣劃分階級問題，對待各個階級、階層的政策問題，如何處理打人殺人的後遺症問題和平分土地問題。會後，各區村和工作組認真貫徹落實會議精神，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左”的偏向得到了糾正，緩和了階級關係，中農利益得到了照顧，黨的工商業政策得到落實，土地分配工作穩妥進行。結果廣大農民民眾對土改比較滿意，並為晉綏土改提供了榜樣。翻身農民實現了土地所有，全力投入大生產運動，積極為支援前線做貢獻。後委對土改工作的糾偏有力地執行了中央的土地政策，使各項工作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
1948年3月底，中央前委與後委在三交鎮會合後，分別向晉察冀解放區進發，在工委駐地西柏坡，合三而一，中央開始在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領導解放全中國。後委在其存在的一年整的時間裡，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事、土改工作中，為中共中央領導全國解放戰爭提供了保證，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後委不僅是開展後方保障工作的機構，而且是進行前方作戰的參謀部。後委及時向中央提供情況，提出建議，對中央決策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會議結論
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為中共中央領導全國解放戰爭 提供了保證，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不僅是開展後方保障工作的機構，而且是進行前方作戰的參謀部。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及時向中央提供情況，提出建議，對中央決策和解放戰爭 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