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介紹
上海圖書館新近編印了一部《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十六開本，1028頁，收錄該館所藏自1902年至1949年間出版的中文叢書目錄5549種(線裝古籍以及《中國叢書綜錄》業已收錄的《四部叢刊》等七種叢書不收)，共包括各門類圖書30940種，附有《叢書書名索引》和《叢書出版年表》。全書作《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為徵求意見的未定稿，用膠版紙油印精裝，脊厚5.5厘米。謄寫印裝的質量都屬上乘。
建國以來，出版事業管理局版本圖書館按月出版《全國新書目》，每年出版《全國總書目》，為學術界及時提供情報，積累了豐富的資料。一些出版社也曾出版了多種目錄書，其中上海市的出版工作者貢獻尤多。這裡特別值得稱許的是上面業已提到過、也是上海圖書館編輯的《中國叢書綜錄》。全書精裝三大厚冊(分別出版於1959、1961、1962年)，十六開本，收錄了北京圖書館等全國41個圖書館收藏的叢書2797種。這部《中國叢書綜錄》的規模，對編纂圖書目錄縱使已積有二千年之久的歷史說來，幾乎仍可以說是空前的。現在，這部新編的叢書目錄《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是繼續前進的足跡。
在那災難重重的四十八年里，出版叢書竟達5549種，平均每年出版115種，如果沒有這么一部總結性的目錄的編印，大概是難以想見的。但是計算一下每種叢書包括的子目，平均不到六種，其中一種叢書內只有一種圖書的，經粗略點數，竟在二千七百種以上，幾乎占叢書總數的一半。當年國家風雨飄搖的景象，也曲折地反映在出版的風貌上。目錄編者在編印說明里指出：“此類叢書成套出版發行者少，大都先定名稱，然後陸續編印”。這是由當時的社會性質和時代特點決定的。但即使如此，仍能從中發現有計畫成體系的出版物，可以啟發人們去探討它們各自的結構，從而取得有用的教益。“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那些為了爭取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曾經在文化戰線上進行了艱苦奮鬥的志士仁人的業績，如今都記錄在《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之中，使後人展卷感奮。
《中國叢書綜錄》是為慶祝建國十周年而編纂的。這部《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的未定稿本，編成於1979年9月，可算是一份奉獻於建國三十周年的節日禮品。編者謙稱“館藏有限，缺漏必多，須繼續補充”，並呼籲“全國各兄弟圖書館指正和協助”，“能以所藏見告，以備增訂定稿”。已經有過社會主義大協作經驗的《中國叢書綜錄》編輯先例在，這個呼籲定將得到熱忱的回響。
目錄書籍的編印，是修橋鋪路，普濟眾生的善舉，勝造徒壯觀瞻的七級浮屠。這件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盼望有關的出版社先能重印一批有用的目錄書，然後進一步對整個工作作出規劃，有領導有組織地積極進行。即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成於1781年，轉眼二百年了，很該有一部續編來綜括這二百年的新書，毋使前人勝業，成為絕唱，杳無嗣響！
創建歷程
在顧廷龍的創議下編印《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
1904年，顧廷龍出生於蘇州混堂巷舊宅。自幼由祖父教讀《四書》、《五經》。1915-1918年，畢業於吳縣縣立第四高等國小。1918-1922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二中學。1927-1931年，畢業於上海持志大學，授文學士。1931-1932年，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授文學碩士。
先後曾承晚清湖北學政外叔祖王同愈授以目錄版本之學。入大學，先後受胡朴按、聞宥、姚明輝、容庚、郭紹虞、魏建功、黎錦熙諸師之教導，習語言文字、目錄版本之學。
吾最服膺古人教育之語，曰：“澹泊明志，寧靜致遠。”
顧廷龍乾的最多的是圖書館工作，整整六十五個年頭。說起來，顧廷龍做的工作卻很普通，歸結一下只有六個字：收書，編書，印書。談不上成就與貢獻，只是在主觀上一直努力認真地去做，總希望把事情做好，如此而已。中華書局張世林先生幾次三番約顧廷龍談談工作經驗與體會，說實話，顧廷龍本不善言辭，亦很少一本正經寫此類文字，只能就回憶所及，拉雜成文，聊供有興趣者參考。
1932年夏天，顧廷龍從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畢業，應燕大圖書館館長洪煨蓮（業）先生的邀請，擔任哈佛燕京圖書館駐平採訪處主任，前後搞了六年圖書採購工作。給顧廷龍留下較深印象的是，燕大有一個採購委員會指導圖書採購業務工作。當時該委員會除了洪先生外，還有鄧之誠、容庚、郭紹虞、顧頡剛諸教授。他們學識淵博，又各有專長，隨著各自學術研究的深入，需要材料廣泛，因而對圖書採購時常提出針對性意見，這些意見對顧廷龍的工作啟發與影響很大。尤其是顧頡剛先生，因曾在廣東中山大學兼任過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對圖書採購作過專門的研究。他認為前人受封建道統觀念的束縛，收書眼光甚為狹隘，如西漢《七略》不收律令，清代《四庫》不收釋、道二藏及府、縣誌。他提出必須打破傳統觀念，“能夠用了材料的觀念去看圖書，能夠用了蒐集材料的觀念去看圖書館的事業”，“要把記載自然界與社會材料一起收，無論什麼東西，只要顧廷龍們認為是一種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並且還要壞的”，使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識，使專門家可以致力研究。
1980年，在顧廷龍的創議下，上海圖書館曾根據館藏編印了《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儘管由於人力、物力等因素，該目錄的編纂及印製質量尚有不足之處，但因其收錄宏富（計叢書五千五百四十九種，子目三萬零九百四十種），較為實用，讀者稱便。
這類叢書書目前人從未編過，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民國間叢書預先編定和成套出版發行的較少，大都先定叢書的名稱，然後陸續編印，種數無定，即使事先擬定了總目錄，也往往受條件限制，出多少算多少，因而許多叢書究竟包含多少單種人們不得其詳。從總體上說，這與古代叢書的編纂與出版有很大的區別。其二，由於上述情況，各圖書館對此類叢書一般不作整體的著錄（即以整套叢書作一款目，在叢書總名下詳細著錄其子目），而僅以所收子目（即叢書的零種）作為獨立款目，這就更無法了解一部叢書的全貌。其三，最為關鍵的是，從收藏角度而言，人們往往對近期及同時代文獻資料較為忽略，認為價值不顯，所以對民國時期的叢書幾乎沒人刻意加以收集整理。可以說，沒有一個圖書館能擁有上圖這樣豐富的館藏，逞論個人。而上圖能夠編成此書目，得益於收集此類書籍比較早。當全國一解放，顧廷龍就有對民國時期出版物及時作總結的構想，故特別注意對舊平裝（民國出版物的泛稱）的收集。後來顧廷龍在籌劃編纂《中國叢書綜錄》時，又考慮將來以民國時期叢書目錄作為續編，以求目錄的連貫性，所以又對舊平裝叢書十分留意。說來也巧，有一回，顧廷龍去福州路古舊書店閒逛，發現店裡工作人員忙子舊平裝按叢書名配套。顧廷龍與他們熟稔，便詢問原委。他們說，舊平裝在內地無銷路，而在香港卻有市場，但是香港方面需要成套叢書，對零種興趣不大。顧廷龍聽後大吃一驚，對這樣的市場信息顧廷龍們的採購人員竟一無所知。那時顧廷龍是上海文管會出口鑑定委員會副主任，專門負責圖書出口鑑定工作，遂一面“利用職權”阻止古舊書店出口舊平裝叢書，一面動用圖書館購書經費大量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