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石樂府∵（創始人）力濤中國磬：qing
（一）磬與古代音樂----（離宸）錄
六十甲子中國磬號稱“禮樂之邦”的古代中國，有著燦爛的音樂文化，而最早的原始樂器磬的出現，和原始音樂同樣，起源於勞動。伴隨著樂律的不斷完善，磬由單一的“特磬”發展為成組的“編磬”，在商周時期編磬與編鐘開闢了我國古代“金石之樂”的先聲，磬在古代音樂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關於磬，甲骨文中已有此字，磬字甲骨文作 ，左半象懸石，即磬，右半象手持槌擊磬。又聲字從殸從耳，是個會意字，郭沫若認為“其意若曰以手擊磬，耳得之而成聲聲”。聲字既借磬以會意，可見磬必有悠久的歷史。《呂氏春秋?古樂篇》載：“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就具有暗示磬的發明過程的一些意味。
關於磬的發展程式，可以試作推測如下：先民們在長期的勞動實踐和音樂實踐中，發現某種片狀石制工具可以用為無固定音高的磬；再後，進而發展為具有幾個乃至一系列固定音高的編磬。與此同時，磬的形制也逐漸由不定型而定型，形成一定規格。
據《尚書?皋陶謨》載：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所謂“石”即指石磬。
六十甲子中國磬之打造者-力濤1974年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出土的大石磬，是迄今發現時代最早的石磬之一，系用岩石打制而成，未經磨製，仍帶有較多的原始性。年代相當於夏末商初，距今約4000年，測音結果為＃1C1，新石器時代磬的形制多不規則，以打制為主，少有琢磨，有的乾脆就是一塊天然的石頭稍事修整鑽有懸孔而生。1950年河南安陽武官村殷墟大墓出土的虎紋大石磬，是現知保存完好，製作精美，形體最大的石磬。底長82.6厘米，測音結果為略高於＃C1，以上兩件都是單懸的特磬。
從先商和商代特磬的出土域及音樂性能的各不相同反映出。在這一時期，如果以特磬作為標準器，其音高反映出較大的差異性。這種樂器其初始階段雖有節奏樂器的功能，但更多的以其特有而固定的音響成為某氏族，部落，方國的象徵，是以信號樂器的身份出現。
在晚商時期出現了成組的編磬，如安陽殷墟出土有5件一組，其中3件繪有白色魚紋、虎紋、或鳥紋。成組石磬的出土，表明在殷商時期，石磬就已可以演奏鏇律了。
商代中晚期，磬在與青銅鐘類樂器的組合使用中不斷完善，從打制向磨製，從不規則到規則，從單一向成組成編過渡，樂器的實用功能逐漸增強，從而成為配合禮制的“金石之樂”中的不可或缺者。
周代占主導地位的金石之樂，可以從山西出土文物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反映。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出土的鐘磬樂器有六百多件套。顯示出中原文化主導地位的山西在禮樂時代的雄風。我們知道，在西周和春秋時期，晉國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作為春秋一霸，必然要維護周禮，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禮”的重要組成部分“樂”也必然受到極大的重視。
我們還可以從磬上來看一下作為明器陪葬的轉化過程，西周時期出土的編磬，無一例外均為實用器，而且從磬的器型到磬體之上的銼磨調音的痕跡來看，說明磬製作的技術越來越趨於成熟，然而，到了東周時期出現了分化；一方面在實用器磬的製作上繼續精細，另一方則是在觀念轉化之時，作為明器的磬開始出現。從製作材料來看，選料不講究，有的石質並不適合作磬，但作為明器，只要有形便可。這些與“非樂”、“禮崩樂壞”的現象相輔相成，亦顯示出時人的一種心態，即有維護周禮之心，卻無經濟之力的無奈。
吉磬有餘（吉慶有餘）湖北隨縣春秋戰國之際的曾侯乙墓里，與編鐘密切配合的鏇律樂器是編磬。從曾侯墓磐體上鏤刻的編號與樂律銘文來看，全架編磬應有四十一枚，分上下兩層懸掛。每磬發一聲，其階名與音名均按濁姑洗均（B調）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