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美術30年

《中國當代美術30年》是2009年在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圖書,本書作者是斯舜威。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中國當代美術30年中國當代美術30年
本書用散文的筆調及美術史論的眼光提綱挈領地梳理了開放30年來中國美術發展的進程,對期間較有影響的事件、人物、代表作品、重要爭論進行客觀描述,避免了純粹理論書籍的枯燥與刻板,讀者瀏覽全書之後能了解1978年-2008年30年間中國美術的發展脈絡。書中插有80餘幅圖片,全書語言平實,文筆流暢,內容豐富,引人入勝,可讀性和學術性並重,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作者簡介

斯舜威,1957年生。作家、書法家、書畫評論家。 已經出版的書畫學術著作有:《學者書法》、《名家題齋》、《平閒堂書淪》、《平閒堂畫論》、《翰苑拈花》、《百年畫壇鉤沉》等,另出版小說集、散文集多部。現任職於《美術報》社。

目錄

歷史,將深情地凝望——自序

第一章 現實主義美術的演進

第一節 引子

第二節 1978年文藝界的撥亂反正為美術界傳來春的信息

第三節 老樹新芽:老一輩美術家煥發青春

林風眠:寂寞的高峰

劉海粟:暮年的鼎盛

朱屺瞻:百歲壽星,世紀畫翁

蔣兆和:永遠的“現實主義”

李可染:“東方既白”,自成一派

吳作人:融匯中西,遊刃有餘

陸儼少:“最後一位文人畫家”

黃胄:突破“徐蔣體系” 第一人

吳冠中:語不驚人死不休

第四節 承前啟後的一代:將現實主義創作推向巔峰

線上試讀部分章節

第一章 現實主義美術的演進

第二節 1978年文藝界的撥亂反正為美術界傳來春的信息

與整個文藝界一樣,美術界在“十年動亂”後的復甦,是從撥亂反正開始的。新中國成立之後,文藝被高度政治化,被賦予了超越其自身功能的不堪重負的政治使命,美術更是如此,時時在意識形態的風口浪尖顛簸。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每一場政治運動,都是從文藝領域開始的,文藝在充當政治運動工具的同時,也深深地傷害了自己。美術領域尤其是重災區。

“文革”結束,美術界遍體鱗傷,百花凋零。痛定思痛,美術家們以其更加深重的傷痛感和敏銳力,開始對“文革”進行反思,進行控訴,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力量。

為了說明問題,有必要了解一下當時的大背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文藝界開始撥亂反正,努力推動文藝政策的調整。為了籌備召開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文藝界主要抓了兩件事:一件是為蒙冤的藝術家平反昭雪和為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藝作品解禁;一件是努力營造民主空氣和寬鬆環境,力圖在文代會召開前就形成一個繁榮創作的良好勢頭。隨著文藝界的不斷平反、解禁,冰河解凍,文藝界的春天終於來臨,思想解放運動如同春潮滾滾,一夜綠遍江南塞北。

在美術界,一大批曾經被打倒的美術界領導、老美術家在平反、恢復名譽後紛紛復出。陳丹青在《美院的領導》一文中捕寫了美術界頭號大“右派”江豐復出時的情景就很有代表性,特照錄如下:

“江豐復出一事,頗可一說。全國‘右派’的平反是在1979年,此前,國中‘左“中“右’勢力尚在明暗間彼此較量,較量的焦點,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藝界亦不例外。一時間,院內上下忽兒竊竊議論江豐亦在復出名單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豐案,牽連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與恩怨,建國後美院頭一場重災便自江豐獲罪始,‘文革’是其後的升級與失控,中老年兩代教師備受創傷。待局勢和緩,我輩上學,於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學生給我們私下裡講說美院舊賬——不記得怎么一來,我所在的油畫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學生張頌南、老附中生孫景波等幾位動議:寫大字報籲請江豐復出。看看能否贏得院內老師的簽名支持——此舉若由教師出面,動輒觸及眾人的宿疾舊怨,殊不宜,若非及時呼籲,則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報果然寫了出來,誰纂的文稿,寫些什麼,忘乾淨了,抄寫者竟是我,抄完了攤在教室地面,墨跡濕漉漉的。是在夜裡,燈亮著,有誰叫了侯一民先生進來看,他看著,意味深長地微笑著,還未表態,當時仍然健在的趙域老師到了——這趙域老師怪人一個,延安資格,進城後據說滿可做到師團級之類,卻是硬要學油畫,結果後半生給了美院了——只見他喜滋滋讀了一遍,口氣乾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這樣貼出去!’

我們於是蜂擁下樓,‘就這樣貼出去’,貼在老美院U字樓正廳的破牆面上。翌日,大字報剩餘的紙面簽滿了老師的名字,凡美院聲名卓著的畫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來,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後美院高層人事的更易,開其端緒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時大字報餘風猶熾,正式禁止的中央規定是在一年之後。而美院這一紙簽名是否果真促成江豐的復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許被用作上報文化部的基層‘民意’?抑或高層早有打算?老江豐在美術界銷聲匿跡二十年,連美院60年代的大學生也沒見過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輕人歡喜起哄,多半是當年急待局勢變化的普遍心態吧。

不久後的一天,我竟和別的幾位同學坐在江豐破爛的家裡了。誰的主意,誰引見,說些什麼,全忘了,只記得尋到長安街西端一條沿街的胡同口,經人指點,只見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僂著,活像看管腳踏車的居委會老頭:這就是那位解放後接管美院即詛咒國畫家的極左分子么?(諷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錯劃’的黨內‘右派’正是頑固的左派。)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藝社’的左翼木刻家么?(日後在魯迅與藝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認不出哪位是他。)他長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樣,講話輕聲細氣……又過了不知多久,一輛黑色轎車輕輕開進美院:老江豐大衣拐杖,慢慢下車,正式上班了。

那時美院的書記是誰呢?書記是陳沛。這樣的延安派老革命現在是看不到了,說話音節頓挫,總像作報告,‘文革’中自不免斗過一斗,此後照樣披件呢大衣,戴頂幹部帽,精神抖擻。1979年寒假將屆,陳書記站在大禮堂正中,身後是黑壓壓剛吃完聚餐的全體師生成扇形環繞著他,環繞著大禮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聽他揚聲說道:

‘同志們!同學們!在新的一年裡,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呢?’以毛澤東式的手勢朝空中猛一揮,他提高嗓音

‘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

語畢,喇叭一陣雜音爆響,隨即是被過分放大音量的《藍色多瑙河》,鏇律猛烈,瀰漫全場。大家漫入空地,磕碰著,譁笑著,攏腰搭肩,群相鏇轉,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誼舞。”

這段文字,繪聲繪色,十分形象地表現了當時人們在寒冬終於過去,藝術的春天終於來臨之際的喜悅之情。

江豐(1910~1982),上海人,我國新興版畫運動的先驅,新中國美術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在1932年就加人了中國共產黨,後任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黨團書記,曾經參加魯迅創辦的木刻講習會,並參與組織上海木刻工作者協會。1938年後任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畫報》主編、魯藝美術系主任、陝甘寧邊區美術界抗敵協會主席。1953年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突發腦溢血辭世,時任中央美院副院長的江豐臨危受命,成為代理院長,主持中央美術學院的日常工作。這樣一位老革命,一位老資格的美術教育家、版畫家、美術理論家,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也未能倖免,一夜之間成為美術界的“右派”頭目,被撤銷職務,受到了不公正的打擊。

江豐在貫徹“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廣大人民民眾服務”的革命的文藝方針上是激進的,不遺餘力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江豐從老解放區到杭州主持“國立藝專”工作。為了將一所舊藝專改造成為人民服務的新型藝術院校,他在1950年至1951年初對以林風眠為代表的“新畫派”發動批判,在師生中清除與現實主義藝術觀相對立的“形式主義”創作思想。調到中央美院後,1951年底至1952年初文藝界整風期間,江豐針對中央美術學院教師中偏重寫實性技術訓練的傾向發起批判,批判“純技術”觀點,並討論“現實主義”、“自然主義”以及“形式主義”等“藝術流派”問題。1956年11月,蘇聯美術界爆發了一場“印象主義是不是現實主義”的爭論,中國美術界迅速引起反響,江豐組織中央美術學院進行討論,院刊《美術研究》1957年第2期、第3期連續發表討論文章。然而,到了第4期(1957年12月),風雲突變,轉而變成開始刊登批判江豐本人的文章,批判他的“大油畫”主義和“主題性創作”主張,最後他自己也被批判、被清理。

可以說,江豐一直到死都在捍衛著自己的美術信念。

1982年9月13日的一次美協會議上,江豐發言批判“錯誤傾向”,他說,“搞什麼探索,抽象派是資產階級頹廢的藝術,要搞實驗,你允許嗎?”

接著,他激動起來,提高嗓門說:“明明知道不好,硬要搞抽象派,探索,探索什麼?不是我是老頑固,不能夠探索,但是,不需要探索……”

說到這裡,江豐突然頭向椅子背上一仰,因心臟病突發昏死了過去,從此再也沒有甦醒過來,享年72歲。

必須說明的是,儘管江豐對“抽象派”等問題堅持不同的看法,但並不能由此而斷定他“保守”,應該說,“文革”後他對美術界的新生事物、對青年美術家們還是非常支持的。比如1979年北京一批油畫家自發組織“春潮畫會”(後改為“北京油畫研究會”),2月份37位油畫家自發在中山公園水榭展覽館舉辦“迎春油畫展”,該展覽是“不設審查制度”的民間展覽,江豐熱情洋溢地以個人名義為展覽寫了前言,明確表示:“自由結社是在憲法上明文規定賦予人民的合法權利,而且畫會是一種有利於藝術發展的組織形式。”此後,北京民眾性畫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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