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作者從自然基礎、歷史過程和發展戰略等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生態環境的先天脆弱性，以及在發展過程中社會經濟壓力與戰略選擇的關係。闡明了中國生態環境的現狀和將來的發展趨勢。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以資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態的嚴重惡化為代價的，因此，應該十分注意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
全文內容
一、中國生態環境的先天脆弱性
中國國情決定了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具有先天脆弱性。國土的自然基礎構成與地理特點；人口眾多、相對貧乏的人均資源和很高的人類活動強度；經濟發展的速度、經濟結構的特徵與環境治理的艱巨性；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長期負面積累等，共同造成了中國生態環境更易遭到損害，區域開發成本較高，需要投入更多的基礎建設資本和維修成本。
(一)中國的自然基礎和地理特點，對於生態環境緩衝力和自淨力的育成，顯著地低於全球平均狀況的水平。中國65%以上的國土面積是山地丘陵，1/3的國土面積是乾旱或荒漠地區。17%的面積構成了世界屋脊；水土流失面積將近400萬km。；世界大陸的平均海拔高度約為830m，而中國大陸的平均海拔高度達到14751TI，是世界平均高度的1．77倍。這些均構成了中國生態環境脆弱性的先天基礎。
根據“生態環境應力指數”(EcologicalStressIndex，ESI)、“地表起伏度”(ReliefDegreeofLandSurface，RDLS)與區域開發成本(RDC)的基本關係，即
ESI—F(RDLS)b
RDC—f(ESI)
可以首先計算出各國和各地區的生態環境應力以及全球平均的生態環境應力。根據另外一組數學模型，基礎生態環境應力與區域的發展成本分別計算出來，並由此獲得中國的發展成本與全球平均狀況下的數值比較。以下是計算的結果。
當全球的平均發展成本為1．OO時，中國在相同條件下的發展成本為1．25。其中，對於各項經濟活動的成本比較如下：
牧業發展成本(中國：世界)1．03
農業發展成本(中國：世界)1．05
工業發展成本(中國；世界)1．25
礦業發展成本(中國：世界)1．30
基礎設施成本(中國：世界)1．35
自然保護成本(中國：世界)1．25
侵蝕治理成本(中國：世界)1．40
自然災害頻率(中國：世界)1．18
生態恢復成本(中國：世界)1．25
資料來源：①根據WorldResources(1998)資料計算；@WorldBank(1999)；③《中國統計年鑑》(1999)。
(二)中國的區域開發歷史久遠，越接近現代，人類活動的規模和強度越大，呈現出某種非線性增長的趨勢，它對於本來脆弱的生態環境帶來了附加的壓力。例如，清代初期(公元1650年)全國森林覆蓋率高達21%，但經過350年後的今天，全國森林覆蓋率平均已不到15%。尤其是歷年平均發生自然災害的頻率，從隋代到清代近1500年來有著明顯的遞增趨勢，如下所示：
公元581～618(隋代)0．6次/年
公元618～960(唐及五代)1．6次/年
公元960～1279(宋代)2．8次/年
公元1279～1368(元代)3．2次/年
公元1368~1644(明代)3．1次/年
公元1644～1911(清代)3．6次/年
公元1991～1990(現代)3．9次/年
資料來源：①Perkins，1969；②Zhufu，FU，1985；③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報告，1992。
(註：上面的“次”，系指標準化的平均災害損失計量)
中國人口眾多，人類活動規模極其巨大，這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是十分明顯的。根據統計分析與理論計算，中國平均每年從陸地表面上搬動和運移的岩石土壤數量高達381．7億t，按人平均每年達到32t，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3倍。人類活動一年搬動陸地表面物質的總量，約等於每年從河川徑流中搬運至海洋泥沙數量的7．6倍。有關各類生產活動的計算數值如表所示。
表l中國不同生產活動搬動陸地表面物質狀況
資料來源：①《中國統計年鑑》(1995～2000)；②牛文元(1994，1996，2000)；③世界銀行(1998，1999)。
(三)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策能力與決策水平，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生態環境的整體狀況。自建國以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具有中國
表2中國發展戰略選擇的政策效應(%)
資料來源：①WorldBank：WorldTable，1992～1999；②《中國統計年鑑》(1992～2000)；③WorldBank：SpecialReport1992，No．9669．
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並且正在實現兩個根本性的轉變。但毋庸置疑，我們也有過決策上的重大失誤，不僅使經濟發展嚴重受阻，也給生態環境造成了不應有的破壞。
回頤往昔歲月，在決策方面中國有過三次重大的失誤，其一是在50年代中期錯誤批判了合理的人VI政策建議；其二是“大躍進”時代盲目發展的經濟政策；其三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發動和經濟浩劫。為了闡釋這些決策失誤所引發的惡化程度，我們在綜合了國內外的資料後，獲得了如下表的結果。綜上分析，從自然基礎、歷史過程和發展戰略三方面可以獲得的基本結論是：中國的生態環境既具有先天的脆弱性，也與發展進程中的社會經濟壓力與戰略選擇有極大的關係。
二、中國生態環境預警
高度工業化的現代化社會，固然有著巨大的物質支撐體系、科技驅動能力和社會保障體系，但其支撐能力與發展理念，也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如不加以正確地引導與積極地規範，它本身將不可能健康地延續下去，既無法保持世代的可持續發展，人類亦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末日”(doomsday)。因此，有兩種基本的戰略選擇擺在面前，其一是違背人類的文明精神，讓不間斷的災荒、饑饉、疾病、戰爭與社會動盪、貧困與不公正等一直伴隨著我們和我們的後代，在一種惡性循環中，以逐步放大的趨勢和特有的時間與空間組合，支配人類的發展進程，最終導致人類毀滅自己；其二是各代人負起責任，分別在自己發展的空間內和有限的時間間隔內，通過最大限度地精心管理和最佳化配置，建立起人口、資源、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合理關係，不把任何潛在的和隱含的災難留給自己及子孫後代，實施審慎的、文明的、智慧的和理性的變革與自律，真正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這一種戰略抉擇的巨大意義，並在關於“人與自然”之間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所有領域中，展開了實質性的行動。
從1958～1995年近40年的發展歷程去分析，在能源和原材料的人均消耗方面，中國有著明顯的增長，例如鋼消費量由1958年人均16．7kg到1994年75．0kg，增長了約4．5倍，平均每年遞增12．5%。其他如石油、煤、電以及各種原材料，均有類似的增長幅度。這些統計數字意味著，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我們從自然環境中萃取的資源總量以及相應地返回到環境中的廢棄物(廢氣、廢水、廢渣)，也均有急劇的增加，再加上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對於物質、能量的更大需求，明顯地加大了對於生態環境的壓力。上述狀況，無論中國或世界，都有類似的趨勢。有鑒於此，一批著名的科學家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積極呼籲並對世人提出了警示。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發起了“環境問題緊急討論會”(Goldsmith，1972)，就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之一，至今仍被人們看作是1987年所提“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前奏和準備。在那次學術討論會議上，學者們套用“生態環境需求”這一量化指標，對於全世界未來面臨的生態環境壓力，提出了清晰的研究結論，並且發出了較早的預警。
中國學者針對自己的國情，從1988年起開展了本國生態環境預警研究，分別從12個方面對中國生態環境現狀及其未來演變趨勢進行了比較系統的闡述。(牛文元，1990；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1992)
如果我們把社會、經濟因素對生態環境施加的壓力融入“生態經濟一社會一技術”的複合系統之中考慮，經過模式識別與系統集成，然後以1995年的狀況作為基數(100%)，便可以對未來的生態環境應力指數作出基本估算。
表3中國未來的生態環境應力指數
年份生態環境應力指數(%)
1995100
2000105
2010115
2020120
2030125
205080
資料來源：①NiuWen—yuanetal，1990，1996；②《中國統計年鑑》(1991～2000)；③AsianDevelopmentBank，1993．
據預測，到2030年，中國生態環境的退化趨勢，在整體上達到頂峰，其後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到2050年將可能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生態環境水平。到2030年，在中國可能發生300年一遇“特大自然災害”的機率將增加到74．6%(現為62．5%)。屆時，如果這一自然災害確實降臨，生態環境對於國家發展的整體支持能力將會在當時的基礎上再下降12．5%～15．0%，所需承受的經濟損失將達到3500億美元，對此我們應有足夠的戰略儲備。
到2030年，與全球荒漠化直接有關的指標——“大陸度”，同現在相比(1995年為100%)將提高3．3個百分點，並產生如下結果：
一一年平均陸地總蒸發量比現在增加45億～50億m3；
——生物多樣性：植物物種將由目前受威脅的15%～20%增加到17%～22%；食草動物的物種將由受威脅的7．7%增加到8．7%；
——人均水資源將由目前的2600m3下降到1850m3；
——人均生物物質總量由3050kg下降到2860kg。
三、中國生態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總體影響
在過去的20年，中國是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國內儲蓄率(指銀行儲蓄額占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2000年)的統計顯示，中國近20年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為10．3%，在全球206個國家和地區中居於第2位(僅次於非洲資源國家波札那)。1999年中國國內儲蓄率為4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個百分點。但是，由於中國資源的浪費、生態的退化和環境的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抵銷了“名義國內儲蓄率”的真實性，即中國國內儲蓄率中的相當部分是通過自然資本損失和生態赤字所換來的，這種以資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態環境的嚴重退化作為代價的經濟收益，必須進行有效地修正。多年計算的平均結果顯示，中國經濟成長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透支”獲得的，這種代價至今仍存在於我們的經濟發展之中。以下是基本的計算結果：
表4中國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惡化所致的國內儲蓄率的下降
…………………………1985199019951999
國內儲蓄率(%)………33.4837.9543.1342.63
淨國內儲蓄率(%)……27.6931.7335.1834.50
森林消耗(%)…………0.700.620.530.43
二氧化碳損失(%)……3.483.692.502.33
自然資本淨損失(%)…13.8511.137.804.53
教育支出比率(%)……2.212.181.982.00
真實國內儲蓄率(%)…11.8718.4726.3329.2l
儲蓄率虛數(%)………21.6l19.4816.8013.42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00；牛文元(執行主編)：21世紀中國面臨的12大挑戰，世界知識出版社，200l。
中國政府歷來十分注意生態保護與環境治理，並將其作為基本國策付諸行動。但是，仍然有十分艱巨的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正如亞洲開發銀行在一份專門報告中所指出的：“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源消耗約為印度的1．8倍，約為日本的5．0倍。如果中國利用能源的效率達到目前已開發國家的水平，在不增加能量投入的情況下，可以滿足1992年國民生產總值再增加1倍的要求。由此，將可大大減緩中國生態環境的壓力”(ADB，1992)。這在中國的生產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中，肯定會得到具體的實現，對此我們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