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一般認為，環境史研究肇端於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40年來，西方環境史研究迅速發展，並逐漸躋身主流史學的行列。西方環境史學不是憑空產生的，它與歐美的生態學、人類學、地理學和考古學傳統有著緊密的關係，此前的“環境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大論戰為之準備了重要思想素材。西方環境史研究起步之時，正值歐美老牌工業國家生態污染災害頻仍、資源危機加劇、環境保護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它是在對資本主義弊病的批判和對工業文明前途的困惑中誕生的。
發展現狀
20世紀90年代，西方環境史學開始被介紹到中國，促進了中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近年來逐漸形成異軍突起之勢。然而，中國環境史研究從思想方法、問題意識、目標指向等方面來說，均非完全舶來之物，而是擁有自身學術基礎和社會條件的。中華民族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歷史思考可以上溯兩千多年，西漢偉大史學家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己任，就包含了揭示經濟、社會與風土環境相互關係的意圖。從那以後，歷代正史、地方史志及其他著述中都有大量關於地理、方物、風土、氣候和特異自然現象的記錄，包含著許多值得環境史學者利用的歷史生態信息和思想元素。在西方環境史學傳入之前，中國歷史地理學、農林史、考古學等領域的學者已開展了不少相關研究，更為中國環境史學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本土學術資源。
中國環境史研究蹣跚起步之時，我國正朝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方向急速邁進，用幾十年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幾個世紀的工業文明進程。在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生態環境亦承受著巨大壓力，資源耗減、環境污染不僅嚴重製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而且威脅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隨著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公眾對生態安全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我們黨和政府審時度勢、順應民心，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把“建設生態文明”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這一新形勢給環境史研究蓬勃興起提供了重要機遇，也賦予歷史學者以特殊的時代使命。
意義前景
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史學史上，環境史學的興起都具有時代意義，或將成為21世紀歷史學開拓創新的主要龍頭。作出這一判斷基於以下三個理由。
一是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環境、資源危機，要求全人類必須從歷史深處開始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係。環境史研究深切關懷地球居民的共同命運，該領域的學者擁有更多超越國家、種族和文化分歧的共同話語，中國學者應積極爭取更多的學術話語權。
二是環境史學努力揭示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關係，為認識和應對當代生態環境危機、調和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提供了歷史的視角。環境史學把人的歷史視為地球生態系統演化的一部分，把自然環境視為人類文明的能動參與因素納入歷史敘事中，即“人類回歸自然，自然進入歷史。”由此，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並列成為歷史認識的兩條主線，人類揮袖獨舞的歷史戲劇從此全面改觀。這無疑是開啟了一扇知識大門，展開了一個更加遼闊的思想平台。歷史學的對象、理念、技術方法和知識體系，都將經歷革命性的改變。
三是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不曾發生文明中斷的古老國家，如今又是人口最多、資源緊缺、發展與保護之間的矛盾最突出的國家。歷史上適應生態環境、利用自然條件的“中國經驗”非常豐富、非常重要，不僅是解決中國環境問題、建設生態文明的寶貴歷史資源，而且是全人類共同的珍貴遺產。從實際情況看，中國環境史學發展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數千年不曾中斷的文獻記錄中包含著極其豐富的環境歷史信息；中國幅員遼闊，生態環境千差萬別，不同生態系統中的人與自然關係史可為環境史研究提供豐富多彩的“樣本”。因此，中國環境史學起步雖晚，卻具有強勁的發展潛力，必能對建設中國生態文明、保護人類共同家園作出重要貢獻。
理論探討
總體來看，中國環境史研究興起未久，學理建構明顯欠缺，面臨諸多困惑與挑戰。當前，除了要繼續大力開展具體問題的實證研究，亟須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理論探討。
首先要走出環境歷史觀念的迷茫。環境史研究伴隨環境保護運動思潮而興起。環保主義者批判人類以自我為中心，自視為世界主宰，粗暴地征服、控制和掠奪大自然，而不顧其他物種的生命價值，導致了當代生態環境危機，主張以“生態中心主義”取代“人類中心主義”。環保主義者的思想主張對認識環境問題無疑具有重要警示作用。然而，激進環保主義者反對“以人為本”，反對給大自然造成任何改變，走向了極端的“生態中心主義”並引起了新的“主義”之爭。爭論懸疑難決，導致環境史價值判斷陷入兩難境地，歷史觀念陷入迷茫，在新舊觀念衝突中出現了不可忽視的認識偏差。其中，有三點特別值得警惕：一是對人類文明的過度責難——認為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進步都是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文明發展進步觀受到了挑戰、發生了動搖；二是盲目慕古懷舊——對農業時代的人與自然關係過度褒揚，虛構農業社會人與自然關係和諧相融的歷史幻象，甚至宣稱中國古代主張“天人合一”實際上就是一種生態文明；三是對工業文明的全盤否定——認為工業文明過分張揚工具理性，濫用科技暴力，狂熱追求征服自然，瘋狂掠奪資源和製造廢物，破壞了人類生存家園，是生態災難和環境危機的罪魁禍首。持這些觀點的人情緒慷慨激昂，或發思古幽情，或陳樂園之殤，都具有一定歷史根據，亦令人警醒，但失之簡單化和情緒化，缺乏冷峻、理性和客觀的歷史分析，“文明原罪論”和“歷史悲觀主義”色彩明顯，反映了環境歷史認識論的困惑。環境史學者應以高度的學術與社會責任感，強化思想理論探討，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發展正確的環境史觀，引導公眾全面認識生態環境與人類文明的歷史關係，理性看待當代環境、資源危機。
其次要突破“開發——破壞”的簡單範式。人類利用自然資源和改變生態環境，主要由於經濟需要，人與自然的關係首先也體現在經濟領域，環境史研究重視考察經濟發展與環境變遷的因果關係是理所當然的。從農林史和歷史地理學開始，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歷史關係一直受到高度重視。遺憾的是，原本出於總結歷史教訓而採用的“開發——破壞”範式，逐漸固化為一種機械的範式並一直主導著中國環境史研究，既導致問題論說的簡單化，也導致環境史研究課題單一化，人與自然歷史關係的複雜情態未能受到全面重視，環境與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歷史關係的研究明顯乏力。事實上，環境問題並非單一經濟因素所致，也不可能僅僅通過經濟調整予以解決，它同時也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必須全方位地考察人與自然的關係史，才能真正揭示環境問題的本質。
再次要建構環境史學概念體系和學術框架。目前，中國環境史研究仍處於分散探討的階段，已出版的幾部上下貫通的著作，基本上仍是自然環境變遷史和環境保護史的框架而非綜合的環境史著作，反不如西方學者撰寫的幾部中國環境史著作能夠體現系統分析和綜合考察的旨趣。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學者對環境史的學理構架一直沒有展開討論。如何開展環境史研究？應當設計怎樣的學術框架？我們應著眼長遠發展，積極建構概念體系，形成思想主線明確、結構層次分明的學術框架。這是一項十分重要、亟待實施的工作。
最後要強化環境史與“大歷史”的聯結。關於環境史的性質和歸屬，有人認為它研究“環境的歷史”，自然是一種“專門史”；更多的人認為它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比以往任何一種史學視野都更遼闊，更具“整體史”特徵。專門史也好，整體史也罷，中國環境史問題必須放到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整體脈絡中來觀察，才能得到更充分的認識，而不能流於就事論事和偏執一端。如何把環境史與“大歷史”有機聯結起來，既是一個敘事方法問題，更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