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2008年12月28日，《華爾街日報》發表長文：“美國經濟模式遭受重創，為中國模式走向世界鋪平道路。”作者
中國模式威脅論中國模式威脅論引述美國《外交》雜誌最新一期的兩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作者是羅傑·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國模式的崛起》，作者是哈羅德·詹姆斯。曾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的阿特曼深表憂慮：“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盎格魯-撒克遜式資本主義，正面臨極大挑戰。美國的金融體系失敗了，這對於美國在世界範圍的道德號召力絕對是一個壞訊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詹姆斯更加直截了當：“中國肯定要利用全球金融危機的機會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因為，“中國式的政府集中控制的模式較好地避免了金融危機的衝擊，在許多開發中國家看來，中國模式相比美國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太具有吸引力了。美國正面臨巨大危險，那就是開發中國家將拋棄美國模式，轉而向中國模式學習。”
《華爾街日報》這樣概括兩篇文章的基本結論：“歐巴馬政府即將面臨的一個異常棘手卻很少有人涉及的重大戰略問題。那就是：美國金融市場之崩潰不僅僅極大地損害了美國的經濟，而且嚴重地破壞了美國模式的光輝形象。它必將削弱華盛頓左右整個世界的能力。”
文章對此的詳細分析是：中國的金融體系與西方金融市場的融合程度還非常低，所以中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蒙受損失相對較小，因此中國的相對實力就增強了。譬如，中國累積了龐大的外匯儲備，現在她可以去進行各種戰略投資，跌倒在地的西方大國此時就無能為力了。中國還具有較強能力去援助其他國家，從而贏得更多的朋友，並在全世界加速對大宗商品等資源的直接投資。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和中國爭奪全球影響力，美國反而需要更加緊密地與中國合作。”
《華爾街日報》大聲警告：“美國目前面臨的最嚴峻的戰略挑戰，不是有形財富煙消雲散，而是無形財富付之東流。那就是美國經濟模式被推下神壇。從里根宣稱美國是地球這座聖山上閃閃發光的聖城、發誓要在全世界推廣美國模式，到柏林圍牆和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潰，從美國1990年牽頭拯救拉美債務危機到最近幾年的股市繁榮，美國一直在率領全世界奔向自由市場經濟、提倡自由貿易和儘可能少的政府管制。然而，美國模式今天的確遇到危險：開發中國家很可能轉向中國模式。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轉向中國模式，並且採取各種貿易政策和匯率操縱政策來保護本國市場，那么，全球經濟衰退必將持續更長時間，美國經濟的復甦必將等待更長時間。”
西方戰略
美國應該怎么辦呢？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戰略是：美國應該加緊努力將中國儘快融入到“長期以來由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應該諄諄教導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才能夠給中國帶來更大利益”。二人的具體建議包括：首先，讓“七國集團”接納中國作為成員，來共同規劃全球秩序；其次，允許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裡面多占一點兒股份，這樣一來，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就可以為全世界所用，不是單單為中國自己服務。
一個將中國納入“長期以來由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一個“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才能獲得較大利益！”——兩個巨大感嘆號，某種焦慮和擔憂感已經無法掩飾。
無法掩飾的，不僅僅是擔憂，也包括這種擔憂的理由，事實上，美國人自己從不掩飾推廣美國模式的理由和目的。
美國模式
向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國模式，以上帝的名義改造世界。在世界現代史上一直被美國政府和知識精英們視為當然和天然的歷史使命，某些美國學者甚至將此視為某種神妙莫測的“上帝差遣”，是上帝安排給美國精英們的“特殊任務”。
冷戰結束之後，布熱津斯基在他那本《大棋局》里興奮地宣稱：“美國對手的垮台使美國處於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美國帝國力量的發揮很大程度上來自占優勢的組織程度，來自為軍事目的而迅速動員巨大資源的能力，來自美國文化生活方式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來自美國社會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競爭力。”
當然，布熱津斯基說得非常明白：向全世界推廣美國模式，乃是維護美國帝國霸權、強化和擴大美國全球利益的最根本策略。只有按照美國模式改造全世界，美國才有可能避免人類歷史上那些龐大帝國最終覆滅的命運。
基辛格說得更清楚。1994年，這位美國前國務卿出版了他的經典著作《大外交》，最後一章的題目就是《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認為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就是美國試圖依照自己的理想來塑造整個世界的歷史。
“冷戰謝幕讓美國第三次登上世界舞台之巔。1918年，美國完全主宰了巴黎和會，因為歐洲盟友是如此依賴美國，以至於他們完全喪失了自身的話語權。二戰結束之時，羅斯福和杜魯門同樣高居世界之巔，有能力以美國模式來重新創造整個世界。冷戰謝幕給美國以更偉大的機會和更難以遏制的衝動，要完全依照美國的構想來重建國際秩序。”
柯林頓總統或許說得最清楚：“我們壓倒一切的目標，就是必須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和強化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民主制度。”
華爾街模式
在經濟金融利益層面上，華爾街是全力推銷美國模式的“急先鋒”。然而，恰如《羅馬帝國衰亡史》作者吉朋那句經典名言所說的：“好景總是不久長。”仿佛是一夜之間，華爾街的美夢開始破滅了。
華爾街的各種騙局讓全世界無數企業、個人和政府蒙受巨大損失。從麥道夫赤裸裸的詐欺，到金融機構高槓桿經營的泛濫，再到信用評級機構將垃圾債券資產評級為超3A的欺世盜名……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世人正在愈發地清楚認識華爾街模式的“真面目”。
實際上，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許多學者早就看到，全球金融危機必將深刻地衝擊全世界對所謂美國模式和華爾街模式的迷信和盲從，從而將對世界政治經濟尤其是金融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2008年10月19日，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向松祚在出任《環球財經》總編輯的就職典禮上，做了題為《世界範圍的新蒙昧主義已經破產》就職演說：“還沒有等到新蒙昧主義者們完成他們在全世界的使命，新蒙昧主義本身就已經江河日下、甚至徹底破產了。毛澤東嘲弄當年那些迷信美國什麼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說：學生的確希望老師對他好，卻發現老師總是來欺負學生、甚至侵略和屠殺學生。同樣，今天迷信華盛頓共識、崇拜華爾街模式的人們，被華爾街的金融海嘯和由此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完全嚇蒙了。”
“財雄勢大、不可一世的金融帝國像多米諾骨牌那樣，頃刻間轟然崩潰；全球財富損失高達數十萬億美元；毫無約束的美元霸權和華爾街肆無忌憚的金融創新製造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核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從而炸毀了全球金融市場；浮動匯率體系和國際投機資金的快速流動，則將核武器爆炸的巨大衝擊力瞬間傳遞到世界的每個角落，沒有誰能夠獨善其身。”向松祚以史詩般的語句描繪金融海嘯的場景。
他最後指出：“此時此刻，人們已經開始深刻反思：世界究竟怎么啦？華爾街大佬和美國老師們傳授的金科玉律是不是已經被徹底顛覆？”
新蒙昧主義
什麼是向松祚在演說中提到的“新蒙昧主義”？“將美國模式絕對化、簡單化、抽象化，將美國模式無條件地強加給所有國家，將美國模式神化為人類普適價值、終極價值和最後統治方式，以此為藉口和幌子去侵占、搶奪、損害其他國家的根本利益，就是新蒙昧主義最赤裸和最極端的表現。” 向松祚和中國人民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彭曉光共同給出了新蒙昧主義的定義。
但這兩位反新蒙昧主義的代表人物也多次強調：批評新蒙昧主義，絕不是將美國制度和文化的優越性全盤否定，絕不是不承認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的寶貴經驗。“任何稍知美國歷史的人，都將對美國的開國史和建國史充滿敬意”。他們指出，公正客觀地承認和尊重每一個國家有自身獨特的發展道路和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不把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偶像化、抽象化、絕對化、形上學化，不以推廣如此絕對化和簡單化的發展模式為藉口，去搶奪或損害其他國家，恰好是新蒙昧主義的真正對立面。
將被終結“歷史終結說”
新蒙昧主義這個名詞，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人們形容文藝復興之前、中世紀歐洲那個專制黑暗時代的專有名詞——蒙昧主義。
在那個時代，宗教迷信和教會教條統治著人們的思維意識，羅馬教廷企圖以他們的價值觀來塑造整個歐洲和世界。歷經無數鬥士不懈努力和卓絕鬥爭，歐洲終於擺脫蒙昧主義的統治。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將歐洲改造成為全人類多方面的領袖和開拓者。尤其是人口僅僅數百萬的英國，工業革命後長達二百年時間之內，竟然統治著地球一半的土地和70%的海洋。
然而，人類命運總是一再驗證物極必反的辨證哲理。當擺脫舊蒙昧主義的歐洲各國，借堅船利炮征服世界各國的時候，另外一種“蒙昧主義”也就應運而生。最初也是最持久的理念就是“西方中心論”或“歐洲中心論”：唯有歐洲(主要是英國)代表著人類的前途；無論是政治制度、經濟體制、道德價值、語言文化乃至吃穿住行，歐洲都代表著人類進步的唯一方向。
西方中心論的背後，有著殖民征服的巨大物質利益。大英帝國最強大最悠久的殖民先鋒——東印度公司，其使命不僅僅是要為帝國攫取無限的財富，而且要將大英帝國的思想文化傳遍到世界每個國家。必須承認，大英帝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以至於當年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曾經以一種無可奈何的口氣說道：“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事實，乃是英國和美國講同一種語言。”
由此可見，世界範圍的新蒙昧主義已經存在數百年了。但“西方中心論”到了二十世紀才登峰造極。最極端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國精英階級所發明的“歷史終結學說。”出版於1992年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是“西方中心論”和“美國模式”最極端的宣言書。該書的作者弗蘭西斯·福山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重要人物，當年曾經聯合數百名美國新保守主義知識精英，公開簽名支持布希攻打伊拉克。
歷史終結學說宣稱：“美國模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乃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是人類最後的一種統治形式”。冷戰之後，各種形態的歷史終結論已經滲透到美國意識形態的所有方面。譬如，國際戰略領域推行單邊主義；政治制度領域推行美國式民主、自由和人權；經濟領域倡導華盛頓共識；宗教領域迷信基督教一神論或科學論；娛樂領域推崇好萊塢和百老匯，乃至語言領域盛行英語崇拜等等。”
華盛頓共識
向松祚等特別指出，新蒙昧主義在金融和貨幣領域，已經到了非常完善和非常簡潔的形態，那就是眾所周知的“華盛頓共識”。
從無共識的華盛頓共識
對於所謂華盛頓共識，其實就是美國和IMF強加給開發中國家的一套經濟、金融和貨幣政策。它們包括：
(1)主張不論條件的徹底私有化，包括毫無保留和毫無限制地讓外資掌控本國所有產業和企業；
(2)主張不論條件地資本賬戶自由化和完全放任資金跨境自由流動，包括對一切國際投機資金和各種對沖基金完全不加監管；
(3)主張絕對靜態的、簡單化和絕對化的所謂比較優勢原理，反對開發中國家發展自身的戰略產業和民族產業；
(4)主張完全自由放任的浮動匯率體系；
(5)強壓開發中國家儘快全面對外開放資本市場和整個金融體系；
(6)肆無忌憚地、不受監管地發展衍生金融交易和推廣所謂金融創新。
“華盛頓共識”的基本目的
有學者指出，美國政府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基本目的，是將世界各國經濟金融政策的主導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裡。當年歐洲推出歐元與美元抗衡，美國的一些學者甚至用“歐元將重新把歐洲拖入戰爭深淵”的論點，來強烈反對歐元誕生。有識之士早就指出：美國是最不願意改革目前國際貨幣制度的國家，因為它是該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和最近30年的歷史事實充分說明：一旦各國真的依照‘華盛頓共識’，完全放開金融市場、實施完全的浮動匯率，那么，世界各國的經濟金融對美元的依賴就更加徹底！美國將在更大程度上左右世界各國的經濟金融發展。30多年的歷史彰彰在目：匯率越是浮動，一國貨幣政策就越是受到外匯市場的牽制；匯率越是浮動，世界各國包括中國所需要的美元儲備將越多，而不是越少！貨幣政策將更加不自主！”向松祚指出。
斯蒂格利茲力斥“華盛頓共識”
斯蒂格利茲曾擔任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是2001年諾貝爾獎得主。然而，這位西方經濟學大師卻也在2002年專門著書，力斥“華盛頓共識”之非：
“美國要求中國實施金融市場自由化，不會促進全球經濟穩定。它只會促進美國金融利益集團的狹隘利益，美國財政部就是這個利益集團最堅定的代言人。華爾街巨頭們堅信：中國意味著巨大的金融市場。華爾街必須超越競爭對手、捷足先登、搶占制高點。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事情。”
斯蒂格利茲警告中國：“資本市場自由化，意味著控制熱錢的一切措施都要被連根拔起。熱錢不過是賭匯率波動的短期借貸資金，這些投機資金決不會去建立工廠、創造就業。”“為了吸引真正致力於實業發展的直接和長期投資，我們並不需要什麼金融市場自由化。中國自己的經驗就是最好的證明。”
對於美國希望全世界接受的“美國模式”，在學術上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名詞：“華盛頓共識”，而向松祚博士則將之簡稱為“二美模式”：即美金+美軍模式！ “歷史早就證明：所謂‘華盛頓共識’不僅沒有給開發中國家帶來穩定增長，反而釀成巨大災難。當年迫於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壓力，接受‘華盛頓共識’的幾個亞洲國家，實際上早就拋棄了‘華盛頓共識’”。
“事實上，沒有多少尊重真理的經濟學者會認同所謂‘華盛頓共識’，但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依然到處推銷！”
新蒙昧主義已經破產
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華盛頓共識、“美國模式”和“新蒙昧主義”銷售鏈條的批發者，這些理念能夠大行於世，也離不開一大批這些理念的零售與販賣者。
向松祚和彭曉光在《世界範圍的新蒙昧主義已經破產》一文里，仔細區分了販賣新蒙昧主義的兩類“人物”：
第一類“人物”，衷心佩服乃至崇拜西方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美國、英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確有大量知識精英和各界人士，深信美國模式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在他們的信念里，並不摻雜多少個人和利益集團私利的成分，他們日以繼夜地努力工作，希望從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終極真理角度，證明美國模式的確是人類的未來。
第二類“人物”，則是那些希望通過販賣美國模式和新蒙昧主義而獲得最大物質利益的人。儘管他們內心深處可能並不相信歷史終結論和西方中心論或美國優越論，但眼前的巨大利益卻讓他們成為新蒙昧主義最勤奮的傳播者。
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里直截了當地宣稱：“美國的全球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對依附它的外國精英們行使間接的影響。”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外國精英，有許多人直接受僱於華爾街大銀行，每年享受著數百萬乃至數千萬美元的高額收入。
《讓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
2008年12月11、12日，《華爾街日報》英文和中文網站先後隆重推出一篇《讓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Keep China on the Capitalist Road)的文章。引人注目的是，文章作者胡祖六身居華爾街頂級投行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之高位，且身兼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該文稱：“西方金融機構的動盪和信貸緊縮，正在令許多中國人質疑全盤引入類似的資本主義模式是否明智。”——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文章中“全盤”和“類似”二字。
該文還表示：“危險之處在於，北京正在從近期國內外的事件中吸取錯誤的教訓”(注意“危險”、“錯誤”兩個詞)。“中國的一些學者開心地宣稱，美國為首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已經開始衰落”(Some pundits in China have gleefully declared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line of US-led free market capitalism.)——由於pundits一詞在英語裡面飽含著輕蔑的嘲諷，意思是可笑迂腐的老學究， 文章的感情取向可謂昭然若揭。
顯然，該文章的中心思想與前述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文章毫無二致，那就是擔心全球金融危機讓中國偏離“資本主義道路”。向松祚尖銳地指出：販賣“美國模式”和“新蒙昧主義教條”的美國政界、學界精英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們，擔心的並不是中國停止改革開放，而是中國不依照“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模式去改革開放。
中國新蒙昧主義的“十一條”
事實上，全世界人民都非常清楚：改革開放早已經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任何人都不可能動搖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主席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明確宣告：“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歷史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因此，如果問中國人民真正擔心的是什麼，那肯定不是擔心中國會停止改革開放，而是擔心中國‘全盤引入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向松祚強調說，“美國模式”和“新蒙昧主義教條”已經給中國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思維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
他列舉了中國新蒙昧主義者們普遍相信和賣力推銷的如下信條：
(1)美國模式尤其是華爾街的賺錢模式，是中國的未來，中國必須以華爾街為師。
(2)資本賬戶完全自由開放、投機熱錢不受監管是歷史必然，因為那是華爾街老師們所教導的。
(3)中國資本市場和整個金融體系必須完全對外資開放，最好讓外資全部控股，而美國金融體系卻不需要對等地對中國金融企業開放。
(4)美元霸權、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就是最好的國際貨幣體系，一切挑戰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的想法都是徒勞的。
(5)中國不需要發展自己的戰略產業和民族產業，依照西方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原理，中國永遠做低端產業、做全世界已開發國家的“打工仔”是唯一出路。
(6)中國所有產業和企業都要毫無保留地對外開放和讓外資參股和控股。
(7)中國學生和教授都要老老實實地拜讀美國老師的教科書，哪怕是美國的三流學者所寫的三流著作，中國學者也必須虔誠地翻譯過來奉為至寶。
(8)中國不需要發展自己獨立的經濟學和金融學體系，盎格魯—撒克遜的經濟學體系已經窮盡了人間的真理。
(9)中國學者以中文發表文章和著作是算不得學術的，必須要到美國和英國雜誌去發表英文文章，才算得上學術。
(10)中國自己人的觀點和建議是不值得聽取的，我們制定政策，必須要請華爾街的大佬和他們在中國的首席經濟學家們來充當最高顧問。
(11)誰要是反對上述“真理”，他們就是逆世界潮流而動，就是“滲透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
中國模式：西方經濟學無法解釋中國奇蹟
阿特曼、詹姆斯和他們在世界各地的代言人們的擔心，正在變成某種恐懼，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新版“中國威脅論”的不斷出現。
最新的版本來自“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最近在接受英國BBC採訪時，這位大英帝國的代表性遺老說：“中國的崛起證明人們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榮富強，這才是中國對西方的最大威脅。中國依照自己的體系取得了令人驚訝的成就，對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的根基提出了最強大的挑戰。”
“彭定康的‘中國威脅論’就是新蒙昧主義最極端的表現，”向松祚分析說，“新蒙昧主義”者之所以製造出來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論”，其目的就是希望喚起他們的盟友和各種崇拜“美國模式”的人們，共同對付他們心目中所謂的“中國威脅”。
“因為，新蒙昧主義的一個基本信條就是：一個國家要想發達致富，就必須向盎格魯-撒克遜式資本主義頂禮膜拜，即‘全盤引入類似的資本主義，’”向松祚分析說，然而，中國竟然依照自己的模式富裕發達起來，所以這才是彭定康心目中最大的威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模式究竟是什麼？就是鄧小平概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占全人類五分之一的人口，資源貧乏和土地貧瘠創造了世界紀錄，數百年來飽受列強的侵略、欺凌和掠奪，曾經嘗試了那么多辦法，希望吃飽穿暖，繁榮富強，自立於世，卻總是沒有取得成功。“然而，鄧小平率領十幾億人民踏上改革開放之路以來，只用了30年，今天已經沒有人能否認中國人民創造了人間奇蹟。人們喜歡談論美國的勃興、英國的工業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二戰後日本和德國的經濟奇蹟、亞洲四小龍的崛起。然而，論‘人口多、底子薄’，發展經濟之艱難，沒有哪個國家可與中國相提並論；讓人類五分之一的人口吃飽穿暖，富裕發達，毫無疑問是對整個人類最大的貢獻。”
產權經濟學宗師科斯多次說過：“中國的奮鬥就是全人類的奮鬥。”正因為此，2008年7月14日，這位98歲高齡的大宗師親自主持召開“中國經濟制度變革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堅持不要其他資助，將自己得諾貝爾獎的錢花光。在會議開幕詞里，科斯說：過去三十年，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中國以外的人並不真正了解，但我們都清楚：中國的變化對全人類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
科斯說，經濟學者需要從許多方面來總結這個“最高的重要性”。
向松祚則指出：我們必須站在大歷史角度，才能深刻理解中國模式對全人類和中國的巨大意義。首先，中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完全依靠和平手段崛起的大國，僅此一點，就是世界文明歷史劃時代的大事件。縱觀歷史，憑藉堅船利炮去瘋狂掠奪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資源，是世界主要大國發達富強的重要手段，沒有例外。當然，西方經濟學和歷史學教科書，很少討論武力掠奪對於列強崛起的極端重要性，甚至隻字不提那數百年慘絕人寰的殖民歷史，反而將它們的繁榮富強完全歸因於自由競爭和某些特別的制度安排。這絕對不是尊重歷史的客觀態度。
其次，有其他制度安排可以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嗎？
張五常跟蹤研究改革開放30年，從未間斷，他經常問那些批評中國經濟制度的人：這么多人口，這樣少的資源，要吃飽穿暖，要讓差不多10億的農民富裕起來，你們能夠發明出什麼新鮮的制度安排以有效地解決這個世界難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奠基人，張五常的數十年研究的基本結論是：自己平生沒有見過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歷史上沒有見過這么好的制度。他明確指出：西方的經濟學術無法解釋中國奇蹟和中國的經濟制度。
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張五常教授動情地說：“黨領導和指揮了改革行動。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的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他強調：“中國奇蹟的出現是中國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中國的制度是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鄧小平說試一試、看一看，中國這么多縣，新的政策和制度可以在某些縣先試，試驗成功再考慮推廣開。為什麼要引進西方的東西呢？可以考慮西方的東西，但是中國的制度要靠自己。”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