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詩[中國三大少數民族著名史詩的合稱]](/img/a/49b/nBnauM3XyQjNzYDOxkzN0E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5czL4U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中國史詩[中國三大少數民族著名史詩的合稱]")
藏族英雄史詩
《格薩爾王傳》
作者：楊恩洪，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 研究員
藏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古老文明的民族，青藏高原是藏族人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千百年來，藏族人民創造了風格獨具的高原文化，並世代傳承，推陳出新。其中為廣大人民民眾所創造、發展和光大的民間文化，是歷史悠久、豐富燦爛的民族文化中最可寶貴的部分。在藏族民間文化的寶庫中，珍藏著一顆足以與世界文化精品相媲美的瑰寶，這就是藏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下簡稱《格薩爾》）。
這部史詩不但在中國境內的藏、蒙古、土、裕固、納西等民族地區廣泛流傳，成為該民族文學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還跨越國界，在比鄰的蒙古國、俄羅斯的布利亞特、卡爾梅克、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國流傳。
卷帙浩繁的巨製宏篇
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格薩爾》堪稱世界上最長的史詩。至今，我們從史詩流傳省區（包括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共蒐集到各類手抄本、木刻本總數為289部，除去異文本約80部。就是說該史詩被文人記錄書寫成文字的定本約有80部，如果按保守的計算每部五千詩行、20萬字計算，它的總數就有40萬行、1600萬字之多。實際上保存在藝人大腦中的史詩遠比這個數字要大得多：扎巴（1903~1986）可以說唱42大宗，其中宗和小宗還未計算在內；85歲的藝人桑珠可以說唱63部，至今已經錄音了54部，計2000多小時磁帶；青海唐古拉藝人才讓旺堆會說唱148部；青海果洛藝人格日堅參可以書寫120部。僅按書面記錄的40萬行史詩計算，也已遠遠超過了世界上幾個著名的史詩：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共有15693行詩；印度最長的史詩《摩訶婆羅多》也只有10萬頌，計20多萬詩行。
史詩以表現格薩爾王降伏妖魔、除暴安良、抑強扶弱，建立統一安定的社會為主題，為此描寫了格薩爾率眾進行的近百次大大小小的戰爭，連綿一二百年（有的部說格薩爾活了200多歲）。除頻繁的戰爭描述外，史詩還廣泛地涉及了藏族人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縱向涉及藏族數百年的歷史，至少具有兩次大分裂、大統一的歷史背景。一是公元6世紀至8世紀的分裂征戰到吐蕃王朝的統一；二是公元9世紀至公元13世紀的分裂割據至薩迦王朝的統一及歸入元朝版圖。橫向則涉及方圓數千公里遼闊土地上的上百個邦國與部落。漫長的歷史進程，繁複的邦國、部落間的關係，也只有宏篇巨製方能涵蓋。
人們一般把《格薩爾》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開篇，內容為英雄誕生到賽馬稱王；第二部分也即征戰部分，經歷若干次大小戰役，這是史詩的核心；第三部分為結尾，包括“安定三界”、“地獄救母（妻）”及返回天界。史詩對於第一、三部分似乎有著較強的規定性，藝人們對於這兩部分的說唱出入不大，它們呈相對固定的狀態。史詩的開放式結構主要表現在第二部分（中間部分），其呈現了部數的多寡、同部的繁簡等差異。這一部分結構較為鬆散，部與部之間的聯繫不十分緊密。藝人只要將較為重要的部納入其中，並接上首尾即可成為自己完整的體系。那些才思敏捷的藝人正是在這第二部分大顯身手，除了說唱重要的大宗外，在各宗之間插入小宗，這些小宗並不是一次次獨立的戰爭，可能是前面宗部的續尾，也可能是下一部戰爭的起因和鋪墊。如是越分越細，宗部不斷增多，篇幅也自然加長。另外也有一些藝人運用自己豐富的社會、歷史、地理知識，加以巧妙的構思，創作出一些新的戰爭情節。這樣，史詩的第二部分就會隨著藝人的不同，呈現出不同的結構和篇幅。
創作這樣一部結構龐大、氣勢宏偉的史詩，絕非少數人所能勝任，它是多少世紀以來藏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而包容萬千的開放式結構是一種最佳選擇。它既有規定性的部分，又有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使說唱藝人可以遊刃有餘地進行創作與表演。這是《格薩爾》成為世界最長史詩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詩中從天界諸神，到人間群雄、眾妖直至陰間的閻羅鬼魅，總計有千數之眾。至高無上的神各具形態，盡職盡責；人間的妖魔各霸一方，塗炭生靈；地獄中的閻羅小鬼則執掌人們在陰間的歸宿，使人們備受輪迴之苦。神、妖、鬼的形象自是獨具特色，與眾不同。然而史詩中著墨最多、塑造得最成功的還是人的形象，特別是主要人物－－－英雄格薩爾及其愛妃珠牡。
格薩爾作為天神之子投胎人間，歷盡苦難之後，經過賽馬而一舉稱王，成為嶺國國王，從此開始了他完成人間使命的征程。在史詩中他被塑造成一個神、人參半的形象。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神的力量，他能夠呼風喚雨，變幻無窮，從而降伏一切妖魔；同時，他又有著常人的一切特徵，食人間煙火，有七情六慾，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血肉之軀，一位可親可敬的英雄。
史詩《格薩爾》中人物形象刻畫得最為生動、也最為成功的形象當推格薩爾王的妃子珠牡。“珠牡”已經成為藏族人民心目中美的代名詞，她是一位集外貌美和心靈美於一身的人物。千百年來人們將人世間一切美好的讚頌之詞都獻給了珠牡這一人物，傾注了無限的愛心。
民間詩神，雪域奇才
《格薩爾》說唱藝人是史詩的創造者、繼承者和傳播者，他們與史詩本身均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藏族《格薩爾》說唱藝人一般被稱為仲堪、仲巴，意為故事家，或精通故事的人，故事在這裡就專指《格薩爾》。從目前調查的情況看，藝人可以分為五類，即神授藝人、聞知藝人、吟誦藝人、掘藏藝人、圓光藝人。
神授藝人。他們說唱的史詩叫“巴仲”，直譯為從天而降的故事。這類藝人大多自稱童年做過奇怪的夢，夢醒後不學自會，便開始說唱。說唱的內容、部數由少變多，逐漸成為一名藝人。他們夢的內容不外乎是《格薩爾》中的若干故事情節，或史詩中的一位神、一位英雄指示他們把說唱《格薩爾》作為終生的使命，於是夢醒後便遵照指示開始宣揚格薩爾的豐功偉績。由於他們的認識局限，尚無法理解夢及夢的產生這一複雜的生理現象，遂依據傳統觀念，把夢中達成的故事歸結為神佛的賜予，故自稱為神授藝人。據筆者20世紀80年代的調查，當時約有26位神授藝人活躍在藏區，他們居住在西藏的那曲、昌都地區以及青海的玉樹、果洛等地。如今，這些藝人大多已經辭世，目前尚有8位藝人在世，但已年老多病，不能完整演唱。
神授藝人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記憶力超群。他們大多不識字，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卻可以出口成誦，流利的說唱史詩一二十部，甚至幾十部、上百部。這些史詩的篇章就貯存在他們的大腦中，聽眾想聽哪一部，藝人就可以像從資料庫中自由提取信息一樣，把指定的部分唱出來。著名的西藏邊壩藝人扎巴不識字，卻可以說唱42部，至1986年他去世時，西藏大學已將其說唱的26部錄了音，總計998小時錄音磁帶。目前還健在的85歲的桑珠藝人，出生在西藏藏北的丁青縣，一生浪跡高原以說唱史詩為生，後定居在墨竹工卡縣，他自報會說唱63部，至今由西藏社會科學院錄音54部，2000多小時磁帶。此外，唐古拉藝人才讓旺堆會說唱148部等。這些目不識丁的民間藝人真正無愧於魯迅先生所冠予的“不識字的作家”的稱號。這些藝人是史詩的負載者，是史詩得以保存至今的知識寶庫，沒有他們世代的創造與傳唱，就沒有今天的史詩。
二是均稱少年做夢，夢後開始說唱。甚至有的藝人至今仍在不斷做夢，其說唱的史詩來自延續不斷的夢。他們大多生活在祖傳藝人家庭或《格薩爾》廣泛流傳地區，不少藝人的祖輩或父輩就是說唱藝人，他們正是在家庭或史詩說唱環境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後成為藝人的。他們均具有較特殊的生活經歷，在舊社會藝人地位十分低下，生活極端貧困，他們為生活所迫，以浪跡高原說唱史詩為生。為此，他們閱歷豐富，見多識廣，在與其他藝人的交流中，其說唱的史詩也得到了充實和提煉。為此，神授藝人成為史詩說唱藝人中最傑出的藝人。
聞知藝人。藏語稱為“退仲”，意為聞而知之的藝人，他們是在聽到別人的說唱後或看到了《格薩爾》的本子後，才會說唱的。這部分藝人約占藝人總數的一半以上。他們多者可以說唱三四部，少則一二部，有的只是說唱一些章部中的精彩的片段。聞知藝人生活在史詩流傳地區，對於《格薩爾》在藏區的廣泛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吟誦藝人。藏語稱為“丹仲”，意為照本說唱的藝人。顧名思義，他們都具有閱讀藏文的能力，其誦讀的依據多為民眾中廣泛流傳的手抄本、木刻本。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近20年來，大量出版的鉛印本《格薩爾》成為他們誦讀的依據。由於照本宣科，他們在說唱內容上基本是千篇一律的，為了得到民眾的喜愛，便在曲調上下工夫。丹仲除繼承了史詩傳統的說唱調式外，還汲取了藏族民歌曲調的精華，使史詩的說唱曲調更加豐富多樣，趨於系統化。如在玉樹地區，就有大約80種不同的曲調流傳。吟誦藝人主要居住在交通較為發達、藏文普及程度較好的地區。隨著藏族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會有更多識藏文的年輕史詩愛好者加入到吟誦藝人的行列。
掘藏藝人。藏語稱為“德爾仲”，意為發掘出來的伏藏故事。掘藏是藏傳佛教寧瑪派的術語，他們尊奉蓮花生所傳的舊密咒，具有將前人埋藏的伏藏經典挖掘出來並繼承的傳統，並稱這些可以發掘伏藏的人為掘藏師。寧瑪派把格薩爾王看作是蓮花生和三寶的化身，因此信仰格薩爾，於是就出現了發掘《格薩爾》伏藏的掘藏師。掘藏藝人目前為數不多，主要居住在寧瑪派廣泛傳播地域。
圓光藝人。藏語稱為“扎巴”，意為占卜者。圓光本為巫師、降神者的一種占卜方法。據說圓光者可以通過銅鏡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圖像或文字，然後據此進行占卜。而圓光藝人則是藉助咒語，通過銅鏡“看到”史詩的文字，然後抄寫下來。20世紀80年代筆者在西藏昌都地區類烏齊縣曾採訪圓光藝人卡察扎巴（已辭世），此後，未見其他圓光藝人。
在飛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古老的史詩傳統正在受到衝擊。近年來，說唱藝人銳減，史詩的口頭傳統正在逐漸被書面傳播所替代，因此，有效地保護這一瀕危的說唱傳統，使其得到延續、傳承，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自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的建立及創製藏文起始，至今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已經1300餘年。而對於公元7世紀以前漫長的藏族史前史，人們了解的就十分有限。近些年來，考古學家在青藏高原陸續發掘了一批屬於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及銅器時代的墓葬，為了解古代藏族社會提供了重要資料。然而要了解藏族古代社會的社會結構、經濟與軍事形態、思想道德、意識觀念、民間風俗習慣以及語言、文學、藝術等，僅憑考古資料還遠遠不夠，仍需仰仗更多的文化遺存。藏族人民長期共同創作並代代相傳的大量口頭文學作品，即可以為我們提供有力的佐證。其中《格薩爾》是一部難得的珍品，它向人們展示了一幅古代藏族社會生活的歷史畫卷。正是由於它所具有的多學科價值，無愧為“具有永久價值的全民族的經典”（黑格爾語），被人們稱之為藏族古代社會的百科全書。
英雄史詩《格薩爾》深深紮根於藏族民間文學的沃土，繼承了藏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又為後世的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樹立了光輝的典範。它是中華民族文化百花園中一朵璀璨的奇葩，是藏族人民對世界文化的重要貢獻。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格薩爾》已經被列入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從此揭開了史詩搶救與保護的新篇章。
柯爾克孜族史詩
《瑪納斯》
作者：阿地里·居瑪吐爾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 研究員 文學博士 柯爾克孜族
內容簡介
《瑪納斯》柯爾克孜族是我國北方的古老民族，在我國第一部史書《史記》中就出現了關於他們的記載，至今已經超過兩千多年。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他們的祖先曾經創造的物質文化遺產被戰亂、遷徙、自然災害等吞滅，但其古代思想文化和精神財富的基因卻留存在他們的口頭傳統之中。柯爾克孜族是最善於用口頭藝術表達自己的思想、歷史、文化的民族。口頭演唱史詩、口頭說唱部落譜系、表演民歌活動是柯爾克孜族民間文化的精華，其中令人嘆為觀止的近百部口頭史詩更是他們引以為自豪的非物質文化財寶。這些史詩大多數屬於典型的英雄史詩，可以說沉澱了柯爾克孜族民族精神文化的精粹。其中，從19世紀開始就引起國內外學者關注，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得到各國學者研究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傳播的就有《瑪納斯》《艾爾托什圖克》《庫爾曼別克》《闊交加什》《布達依克》《加尼西和巴依西》等十幾部，每部史詩都堪稱是民間口頭文學的經典。這些史詩每一部都在萬行以上，而且其中有很多史詩到今天依然在民間得到傳唱。
英雄史詩《瑪納斯》堪稱典範，它由《瑪納斯》《賽麥台》《賽依鐵克》《凱耐尼木》《賽依特》《阿斯勒巴恰與別克巴恰》《索木碧萊克》《奇格台》等八部構成。史詩以瑪納斯及其七代子孫的英雄業績為主線，反映了柯爾克孜族人民抵禦外侮，保家衛民的英雄主義精神。史詩涉及了古代柯爾克孜族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宗教、歷史、哲學、美學以及社會生活各方面。它不僅是研究古代柯爾克孜族的百科全書，而且是一部研究我國北方乃至中亞民族關係史、文化史的重要口頭文獻。“瑪納斯”是第一部史詩的英雄主人公的名字，同時也是整部史詩的總稱。史詩的雛形產生於10世紀左右，經過漫長的口耳相傳，到16世紀逐漸定型為今天這樣規模宏大的史詩傑作。《瑪納斯》史詩是典型譜系式銜接的英雄史詩，它除了在我國新疆柯爾克孜族中流傳之外，還在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各國流傳。其中，從吉爾吉斯斯坦蒐集的文本包括史詩前三部的內容，而我國蒐集的內容則包括八部。
瑪納斯千百年來，《瑪納斯》史詩在以演唱這部史詩為職業的民間口頭藝人“瑪納斯奇”的不斷演唱、加工之下逐步完善和提高，最終成為今天規模宏偉的史詩傑作。“瑪納斯奇”在柯爾克孜族語中是“專門演唱《瑪納斯》史詩的人”。我國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對這部史詩開展了大規模的蒐集、記錄、翻譯和研究工作，共發現80多位能夠演唱《瑪納斯》的各種篇幅的史詩歌手，記錄的文本資料超過上百萬行。出生在我國新疆阿合奇縣的“瑪納斯奇”居素普·瑪瑪依是目前健在的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夠演唱史詩八部完整內容的演唱大師，被國內外學者譽為“當代荷馬”、“活著的荷馬”。他所演唱的史詩八部的內容總計232165行，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的14倍多。從1961年開始，他先後將《瑪納斯》演唱三次，目前其唱本已經出版了柯爾克孜族文和吉爾吉斯文兩個版本，有很多典型章節已經有了漢文版。漢文全譯本可望在年內出版。居素普·瑪瑪依唱本的很多精彩片斷還被譯成英文、俄文、土耳其文、日文、德文等，在國外產生了重大影響。史詩被認為是柯爾克孜族精神文化的巔峰，是柯爾克孜族千百年來集體智慧的結晶。它在千百年的傳唱過程中，經過各個時代瑪納斯奇們的雕琢加工，日臻完美，並在不同的瑪納斯奇口中產生了具有不同的演唱風格的唱本和變體，而且在不同地區形成了不同的演唱流派。
《瑪納斯》史詩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通過德裔俄國學者拉德洛夫和哈薩克民族志學家巧坎·瓦里漢諾夫逐漸被學術界所認識和了解，並開始得到研究，發展到今天已經形成了世界範圍內的“《瑪納斯》學”。我國的“《瑪納斯》學”也已經初具規模，在資料蒐集、文本出版以及研究方面均已取得巨大成就，引起了國際同行學者的關注。已經出版的居素普·瑪瑪依唱本八部的柯爾克孜文版和艾什馬特演唱的史詩第二部《賽麥台》在國內外引起轟動，郎櫻的《瑪納斯論析》《瑪納斯論》等系列論著，阿地里·居瑪吐爾地和托汗·依薩克合寫的《〈瑪納斯〉演唱大師－－－居素普·瑪瑪依評傳》，阿地里·居瑪吐爾地的《〈瑪納斯〉史詩歌手研究》，曼拜特的《〈瑪納斯〉的多種變體與說唱藝術》等出自我國學者之手的學術成果奠定了我國“《瑪納斯》學”的基礎，標示著我國在該領域的研究水平。
蒙古族史詩
《江格爾》
作者：斯欽巴圖，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文學博士 蒙古族
內容簡介
《江格爾傳奇》《江格爾》主要流傳於中、蒙、俄三國衛拉特蒙古人中。這與歷史上衛拉特蒙古人的遷徙足跡密切相關。所謂衛拉特蒙古，就是在內蒙古和外蒙古之西，居住在阿爾泰山周圍的蒙古。衛拉特是森林部落之意，也譯作林木中百姓。歷史上著名的準噶爾汗國，就是西蒙古各部建立起來的。當時屬於衛拉特的各部落有土爾扈特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輝特部等等。18世紀50年代，清軍擊潰和消滅準噶爾汗國時，杜爾伯特等部向東遷徙，現今蒙古國西部的衛拉特人，就是他們的後裔。17世紀初，土爾扈特部向西遷徙到伏爾加河流域；1771年，居住在伏爾加河東岸的部分衛拉特人回歸阿爾泰故鄉。這就是史上有名的土爾扈特東歸。原本打算伏爾加河結冰以後兩岸的全體衛拉特人全部東歸，但是那年冬天天氣特別暖，都到春節了河水還不結冰，而沙俄也開始警覺起來。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土爾扈特部首領渥巴錫汗果斷決定帶領東岸的人民回歸家鄉。現今生活在新疆各地的衛拉特蒙古人之大部分，是他們的後裔。而留在伏爾加河西岸的那部分，形成為現在的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的卡爾梅克人。
我國新疆衛拉特地區，是《江格爾》的故鄉。但最先被發現和記錄的不是新疆《江格爾》，而是俄羅斯卡爾梅克《江格爾》。1802~1803年間，德國旅行家貝爾格曼在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人中發現、記錄並發表了《江格爾》兩部長詩之轉述本，由此揭開了《江格爾》史詩蒐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的序幕。從那時到現在，《江格爾》學研究已經有了整整200年的歷史。其間，從俄羅斯聯邦境內蒐集出版了《江格爾》31部獨立長詩的數十種異文；從蒙古國境內蒐集出版了《江格爾》不同異文25種；而從我國新疆的衛拉特蒙古人當中則蒐集出版了70部獨立長詩的近200種異文。與此同時，《江格爾》研究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專門研究課題。
江格爾《江格爾》是一部以主人公江格爾的名字命名的史詩。她熱情謳歌了以聖主江格爾汗為首的六千又十二位勇士，歌頌了他們為保衛以阿爾泰聖山為中心的美麗富饒的寶木巴國，同來犯的形形色色兇殘的敵人進行的英勇而不屈不撓的鬥爭。與世界其他著名的史詩相比，《江格爾》有其獨特的結構。許多民族的史詩是以連續的故事情節為主線貫串而組成的，而有的英雄史詩則以英雄人物的活動為主線，《江格爾》就屬於後者。其特點是，它的各個章節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此作為有機聯繫構成它的結構體系。以江格爾汗為首的洪古爾、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薩布爾、薩納拉、明彥等人物及其英雄事跡始終貫串各部長詩，這就使數十部長詩統一成為一個規模宏大的《江格爾》史詩集群。除了少數幾章外，《江格爾》的各部長詩在情節上互不連貫，各自像一部獨立的長詩，並作為一個個組成部分平行地共存在整個英雄史詩當中。這種結構，國內學界已經習慣於稱作“並列複合型英雄史詩”。除了這種總體結構外，《江格爾》的各個長詩也有自己的情節結構。它們都由序詩和基本情節兩個部分組成。序詩以靜態描寫手法介紹江格爾及其家鄉、人民和眾勇士，基本情節部分則以動態敘事描寫英雄們驚心動魄的業績。
演唱英雄史詩《江格爾》的民間藝人，蒙古語叫做“江格爾奇”。江格爾奇是《江格爾》這部不朽的英雄史詩的保存者和傳播者。江格爾奇有業餘的、職業的、世家的和御前的幾類。演唱《江格爾》時，一部分江格爾奇會彈奏叫做陶布舒爾的一種三弦彈奏樂器來伴奏，而另一些江格爾奇則不會彈唱。然而，江格爾奇都是一些民間表演藝術家，不管他們是彈唱還是清唱，他們都能以極度誇張的面部表情、富於變化的身體姿勢、意想不到的手勢、高低交替的聲音、快慢不同的語速、優美的詩歌、幽默的語言還有那令人陶醉的故事來緊緊抓住人們的注意力。據傳，在17世紀初新疆土爾扈特部有一位江格爾奇叫做土爾巴雅爾。他從小練習演唱《江格爾》，每學會一部長詩，就往懷裡放進一塊石頭，久而久之，他演唱《江格爾》的本領達到了超凡脫俗的境地，並成為一名著名的江格爾奇，此時他懷裡的石頭也達到了70塊。王爺聽他的演唱後很高興，賜予他“達蘭·脫卜赤”稱號，意為會演唱《江格爾》70部長詩的史詩囊。據傳，後來清乾隆皇帝得知他的事跡，於1771年正式追封土爾巴雅爾為“達蘭·脫卜赤”。
出處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