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僱傭關係
正文
中國封建社會僱主和僱工在生產勞動中的經濟關係。產生和發展 中國僱傭關係發生甚早,春秋晚期已個別地出現。如公元前546年齊國發生崔氏之亂時,大夫申鮮虞避難魯國,“仆賃於野”,充當農家僱工以自食。戰國時,僱傭關係較前多見。文獻中出現了“庸客”、“庸夫”、“庸民”、"庸保"、“庸徒”等名稱，以及“取庸”、“買庸”、"賣庸"、“聚庸”、“賃庸”、“庸耕”等有關僱傭活動的辭彙。《韓非子》曾述及貧民一家三子均庸於人的事例，還講到僱主以更多報酬換取庸客力疾耕耘的經濟思想。到了兩漢，農、工、商、建築、運輸等許多行業和家務中都有使用僱傭勞動的。儘管如此，僱傭勞動還只是偶發現象。唐宋時期有所發展。敦煌資料里保留了若干僱傭契約，唐代私人茶園有同時雇用採茶短工百餘人者。宋代官私手工業常用“和雇”辦法使用勞力；官手工業中還有“當行”差應是採取付酬辦法招募人工；農業中也已有僱傭勞動，甚至出現農忙急需而“多方召雇鮮有應者”的情況。在一些地區，僱傭關係已成為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了。上述古代僱傭勞動者，有受僱一年以上的長工，也有以月日計值的短工；有的訂立契約，寫明僱傭條件、工值和時限，有的口頭協定、完工散去，並無憑證；有的經人介紹，找保受僱，有的只是他鄉路過，臨時幹活，形式是多樣的。其主要來源是手工業工人、無業貧民、土地不足或破產的農民，以及那些只能以力役償還債務的債務人等；政治流亡者和外逃奴僕也往往以受僱傭為生。他們有的受僱於手工業和商業，大多數是家內服役者和農業中的長短工，而比較集中的則是採礦和冶煉行業。到了明清兩代，僱傭關係逐漸遍及從生產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僱傭勞動者的數量比前期有所增加，不少地區出現了街頭待雇的短工市場。不過,一直沒有發展為生產中主要的勞動形式,特別是在農業中。
僱傭勞動者的身份和地位 中國古代僱傭勞動者的身份，有的是自由的，有的不是。由於中國古代長期處於比較嚴格的封建家長制統治之下，並受奴婢制度的影響，主雇間往往或多或少帶有尊卑關係、主奴關係的痕跡，雙方自願結成的非等級僱傭關係也是如此。生產性僱工有時還需從事一定的服役性勞動。工值常部分地以一伙食、衣鞋等實物支付。單身長工的戶籍列於僱主戶下，其行動需由僱主管束。可見，中國古代的僱傭關係，即使是那些不屬於等級僱傭的一般僱傭關係，也往往帶有相當程度的封建性。
一般地說，中國古代僱傭勞動者在受僱時是自願的；但長期僱傭關係一旦確立，他們中許多人的法律地位就發生變化。如宋代的“人力”或“女使”，多訂有契約，年滿解僱。法典規定,五年以上長工無過錯而被主殺,主罪減凡人一等；主人過失殺僱工者無罪；不得與主人同居親屬通婚姻；奸主人妻女或主人有服女親，擬罪重於凡人。明代確定一部分僱傭關係為具有人身隸屬關係的等級僱傭關係。《大明律》稱這種僱傭勞動者為“僱工人”，其僱主為“家長”，具體地規定僱工跟僱主同罪而不同罰，處刑輕重也不同；僱工跟僱主有服親屬的法律關係也不平等，法律承認僱主及其服親尊長對僱工人有施加體罰的懲罰權，直至將僱工人責打“邂逅致死”而無罪。僱工人的法律地位比奴婢高些，但明顯地低於凡人，成為一個低下的社會等級。萬曆十六年（1588）規定“立有文券、議有年限”的僱傭勞動者為僱工人，“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不是。清王朝繼承了明王朝有關僱工人法律地位的律文，但多次修改僱工人條件。乾隆五十一年（1788）改修條例，以主雇間有無主僕名分作為判斷是否僱工人的主要標誌。此後，在實際生活中與僱主無主僕名分的一般僱傭勞動者越來越多。有關僱工人法，直至清亡方被廢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