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開背景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極左思潮的煽動下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下，江蘇出現了混亂局勢。首先在文化教育領域開始“大批判”，文化教育領域的知識分子和領導幹部首先受到衝擊。《五一六通知》下發後，儘管江蘇省委想把這場運動限制在上層建築的文化、教育、藝術、新聞、出版“五界”範圍內，但由於全國大氣候的影響，不可避免地迅速波及到江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引起了整個社會的大動盪。在造反派的衝擊下，大批的黨政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被打成“走資派”、“臭老九”，各級黨政機關受到衝擊，江蘇省委、省人民委員會的領導遭到批鬥，無法正常工作。1967年1月26日，在上海奪權的影響下，江蘇南京地區的造反派非法地奪了省委和省人委的權，全省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相繼被迫停止活動，絕大多數基層黨組織陷於癱瘓的境地，廣大黨員也被迫停止了組織生活。隨後造反派組織分裂成兩大派，相互武鬥且不斷升級，給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造成嚴重損失。1967年3月，中央決定對江蘇實行軍管。1968年3月，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按照中央的部署，江蘇開始“整黨建黨”，逐步恢復了一些黨的基層組織。1969年4月，黨中央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970年3月，中共中央任命許世友為中共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組長，吳大勝為副組長，彭沖、楊廣立、蔣科為成員。隨著江蘇“整黨建黨”工作的進展，為了貫徹黨的九大精神，江蘇召開了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
會議內容
1970年12月19日至26日，中國共產黨江蘇省第五次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大會代表846名，出席824名。中共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組長許世友，代表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向大會作《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繼續革命，乘勝前進》的工作報告。大會分組對這個報告進行了討論。會議結束時，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吳大勝講了話。會議選舉產生了由56名委員、33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五屆江蘇省委。12月27日，在省委五屆一次全會上，選舉許世友、許家屯、杜平、楊廣立、肖永銀、吳大勝、遲明堂、彭沖、蔣科為省委常委，許世友為第一書記，杜平、吳大勝為書記，彭沖、楊廣立為副書記。大會影響
這次會議是以黨的九大精神為指導的，貫徹了九大的錯誤路線。大會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左”的錯誤，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政治大革命”；要求“高舉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之綱，繼續認真搞好鬥、批、改”，作出了繼續進行“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等錯誤決定。要求“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繼續全面地執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在農村，要求三、五年內做到縣縣超《綱要》，基本實現農業“四化”；高速發展煤炭、鋼鐵和原材料工業，儘快建立起以重工業為基礎的工業體系。深入進行戰備教育，繼續抓緊加強戰備工作。要進一步完成"整黨建黨"任務。由於這時許多老幹部尚未恢復工作，所以在這次選舉產生的省委委員中，軍隊和民眾組織的黨員各占35．9%，地方黨員幹部只占28．2%。一些靠造反起家、打砸搶分子和幫派思想嚴重的人也進了省委，造成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嚴重不純。在那個特定的政治形勢下，這次大會的次數稱呼也出現了問題。在大會籌備之初，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稱這次大會為五大，後認為“文化大革命”前召開的省三大、省四大是“舊省委”召開的，是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故不予承認，便將這次大會定為省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當時的報導和會議檔案都稱之為省黨的三大。直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的1977年7月，省委召開的五屆十次全會通過了《關於統一省黨代表大會次數稱呼的說明》，明確指出這次會議應稱中共江蘇省第五次代表大會，這才恢復了黨史的本來面目。
中共江蘇省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後，在“一元化”思想的指導下，中共江蘇省委和江蘇省革委會實行兩個機構、一套班子的體制，省委的領導作用沒有得到發揮。1973年底，中共中央決定調許世友到廣州軍區工作；1974年11月，中央決定彭沖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此時，省委和省革委會的機構開始分設，省委陸續恢復成立了組織部、宣傳部等工作部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