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紹
面對當今“一超二強”的實力對比，中俄（二強）聯手對美國（一超）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由於歐洲整合未取得預期成果，歐洲目前尚無法構成一極，因此，“一超二強”三極互動決定當今世界事務的狀況或將持續幾十年，而“中俄二強”聯手對“美國一超”的狀態也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不管中俄聯盟是否存在爭議，中俄的共同利益已經迫使兩者堅定的走到一起。而且，由中俄聯手否決西方操縱的涉敘議案來看，中俄聯手具有強大威力，西方暴跳如雷、污言穢語（賴斯的“噁心說”已近乎撒潑）也無法令中俄改變態度，安理會由西方謀求霸權的場所正轉變成為中俄聯手反霸的舞台。
中國和俄羅斯分別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而這兩個龐大的國家卻成為了“鄰居”。關於俄羅斯，很多中國人的印象包括了“蘇聯老大哥”這一親切的稱呼。而早在20世紀初，曾經的蘇聯就和中國關係很緊密。國父孫中山就曾提出過“聯俄聯共”的口號。而在中國漫長的反帝反封建社會變革中，蘇聯曾充當過中國“老師”的角色。無論在二戰時幫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者還是在新中國建立後幫助中國重建工業，蘇聯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勢在必行
眾所周知，我國長期奉行“不結盟”政策，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鬥爭中贏得了主動，對營造我和平發展所必需的國際與周邊環境起到了積極作用。 放棄“不結盟”政策， 會破壞我和平發展的國際形象，引起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彈。而且走結盟之路必須讓渡部分主權，一定程度上會束縛住自己的手腳，並且可能被迫捲入一些不應捲入的國際爭端。要在同盟關係中掌握主導權，還要付出比其他盟友更大的代價，承擔我力所不及的國際責任。而繼續堅持“不結盟”政策，則有利於我更加廣泛地團結世界多數國家，更加縱橫捭闔地進行國際關係運籌。
必須考慮到，要結成能夠對國際戰略格局和我國安全環境產生實質性影響的軍事政治同盟，必須有戰略利益、戰略理念、戰略取向相近的大國參與，否則無異於自尋孤立。目前看，在各大國中大概只能是俄羅斯。 但是由於其國內親西方勢力比較強大，俄高層和精英層未必能夠就結盟問題達成廣泛的共識。而且僅僅中俄結成同盟分量遠遠不夠，還必須拉上一些中小國家。
更為重要的是，中俄結盟必然催生新的兩極世界格局，很可能從根本上破壞我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努力。在這種兩極格局中，中俄即使再拉上幾個、十幾個中小國家，也只能組成一個弱極；而美國依託北約、美日同盟等同盟關係，很容易組成比較強大的一極。這種強弱不對稱的兩極格局，將置我於極其被動不利的境地。因此，只要國際戰略格局不發生實質性變化，只要國家安全不面臨嚴重威脅，我即不應與俄羅斯或者其他國家結成軍事政治同盟，上合組織也不應向軍事政治集團方向發展。
與此同時必須認識到，結盟與否只能是因時因勢因利而適時調整的博弈方略。國際形勢的發展不排除某些大
中俄結盟國對我實施“強力圍堵”的可能性。我面臨解決台灣問題的重大戰略任務，一旦被迫對台動武，存在外部軍事介入的極大可能。對方以集團力量對我，我亦不能單打獨鬥。為了將來一旦出現這種危機事態時避免陷入國際孤立，不能不從現在起就為將來需要時結盟奠定必要的基礎。
此外，還應注意不要傷害希望與我結盟的國家和人士發展對華關係的熱情。我不能以簡單的拒絕傷害其友好感情。宜從時代潮流、國際格局、國家戰略利益等方面開展入情入理的解釋工作，務必使其明白：建立軍事政治同盟既不利於推進世界多極化的進程，也無助於改變嚴重失衡的國際戰略力量對比，並且可能嚴重惡化自身的發展環境；我不與其結盟並非不重視與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在戰略夥伴關係框架內同樣可以共同維護國家利益，實現共同安全與發展。
官方觀點
一、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石是“獨立自主”而非“不（結）聯盟”
近期，關於中俄(結)聯盟的聲音，在媒體上時有反映，這是由於人們意識到中俄兩國越來越多地面臨共同的戰略壓力。也有人根據2011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不同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結盟的提法，認為中國奉行的是不結盟的外交政策，而中俄結盟的構想違背了這一政策。
這其實是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一種誤讀。自上世紀50年代起中國政府奉行的是“獨立自主”而不是“不結（聯）盟”的外交政策。正因此，中國當時並沒有參加尼赫魯、狄托等發起的“不結盟運動”。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鄧小平堅持的也是獨立自主而非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他在黨的十二大上對這項政策作了全面表述，他說：
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
鄧小平同志曾在1984年5月提到“不結盟”，他說：“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1985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時說：“我們現在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不傾向於任何一個超級大國。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願與我們友好，我們也願意與誰友好，但決不捲入任何集團，不同它們結盟。”鄧小平的意思是說中國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與尼赫魯的所謂“不結盟”比較，中國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才是真正的“不結盟”。至於鄧小平說“決不捲入任何集團，不同它們結盟”，其意思也並不是說中國“不同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結盟”，更沒有中國“永遠不結盟”的意思，只是說不與當時的“它們”即蘇聯集團或美國集團結盟。鄧小平同志當然明白，結盟與否是中國人民“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因而是不能隨便放棄的。至於是否需要結盟或什麼時候以及在什麼程度上結盟，應視中國自身利益需要而定。
這樣理解鄧小平同志關於“決不捲入任何集團，不同它們結盟”的表述，是符合歷史邏輯的，不然，就不能解釋20世紀50年代建立在《中蘇友好互助條約》基礎上的中蘇關係、以及1961年簽訂且至今有效的《中朝友好互助條約》及建立其上的中朝關係的合理性。
歷史經驗表明，在大國博弈中明確承諾自己“永遠不結盟”，無異於戰事未開先自掘墳墓。二戰中，不與美蘇英結盟，中國今天就不可能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新中國建國初不與蘇聯結盟，中國就可能在美蔣合擊中倒下；改革開放之初，如果不與美國結成較緊密的外交關係，在北方蘇聯大兵壓境的情況下，中國至今可能還在“備戰備荒”。因此，在美國已揮師來到太平洋並明確宣布“重返東亞”的時候，我們目前不宜作出宋襄公式的“不同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結盟”和“永遠不結盟”承諾。
二、中俄（結）聯盟是為了捍衛雅爾達和平框架
結盟權是主權國家天然具有因而是不能輕言放棄的外交權利。至於現在是否到了中俄結盟的時候，我認為至少到了可以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但應當對它的範圍、任務和目標予以限定。
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明確目前遠東和平所依據的法律體系。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和平主要是由美國、蘇聯和中國等戰勝國共同建立的雅爾達體系確立的，其目的是防止德國和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蘇聯解體後，雅爾達體系的歐洲部分已經解體，而在遠東地區仍發揮著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維護遠東和平的積極作用。目前已宣稱“重返東亞”的美國已有退出遠東雅爾達體系的傾向。為了阻止這種傾向的加劇，中俄有必要將以前的“戰略夥伴關係”向更為緊密的戰略盟友關係推進，但其目的不是打倒美國，而是在捍衛雅爾達法律體系賦予本國——比如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利益的前提下，拉住美國以共同維護二戰後由三國在雅爾達條約中確立的遠東和平格局。
20世紀40年代末冷戰開始，與當時日美同盟一樣，中蘇結盟是針對“冷戰”，而冷戰卻不是發生在雅爾達框架外的行為，只是在雅爾達法律框架下的戰勝國內部利益的調整，其各方訴求並沒有超出雅爾達格局。比如說，美國和日本、蘇聯和中國已結成戰略盟友，但美國在北方四島上不排斥蘇聯占領，蘇聯在沖繩問題上不排斥美國占領，而蘇聯和美國均在台灣問題上承認中國主權。因為這些領土歸屬都是由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和雅爾達會議所確立的一系列原則規定的。在歐洲地區，美蘇的冷戰最初也沒有破壞雅爾達格局，例如，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美蘇聯手將英法趕出地中海，而在同一時期發生的波匈事件，美國只是與歐洲一起向波匈自由派一方表示聲援，甚至在蘇聯軍隊開入這兩國時也沒有直接的物質乃至軍事支援。
從20世紀80年代起，歐洲雅爾達格局發生了變化。這是由於蘇聯與美國之間原本是“周瑜打黃蓋”式的冷戰，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出現了失控：蘇聯要將美國全面趕出印度洋。這迫使美國在里根時期下決心退出並放棄雅爾達格局。此後，美國直接支持波蘭動亂，逼使蘇聯放棄華約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90年代初蘇聯解體，標誌著雅爾達體系中的歐洲格局消失。此後，在美國的幫助下歐洲大陸恢復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凡爾賽體系。北約介入利比亞內戰的成功，標誌著宥於歐洲大陸的凡爾賽體系首次向海外拓展。
蘇聯倒下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在雅爾達體系中的遠東權利。目前在這一地區的中、美、俄三家的矛盾中，中俄利益最為接近，中國和俄國與美國的矛盾，基本還是雅爾達框架下的即美國遏制與俄中反遏制的冷戰矛盾，各方基本訴求仍未超出雅爾達框架。
與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均大獲其利不同，中國和俄國是兩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和平體系的貢獻者和受益者。所以中國和俄國更珍惜並且願意維護這個和平體系。因此不管結盟與否，它們都不願放棄雅爾達和平體系。中蘇結盟反對的是新冷戰中美國而不是雅爾達體系中的美國，約束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和美國退出並放棄雅爾達和平體系的傾向；中國在其中捍衛的只是雅爾達和平體系賦予的利益，而不會提出超出雅爾達法律框架的利益訴求。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不僅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問題，同樣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理解國際關係的首要問題。
當年毛澤東在與蔣介石的鬥爭中將金門留給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是為了不把台灣打出“一個中國”的格局；與此同理，今天我們反對美國，只是為了捍衛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雅爾達和平體系賦予的中國國家利益，而不是為了將美國打出雅爾達和平體系。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有失分寸地一味為了反美而與俄國結盟，就會導致雅爾達體系在遠東的崩潰。果如此，那就意味著中俄美三國在雅爾達體系中所取得的成果在法理上發生動搖，日本軍國主義，甚至歐洲就會坐收漁利。比如，日本之所以至今不敢直接修改阻止日本國家武裝化的憲法第九條，就是因為有雅爾達法律體系及其支柱國家即中國、俄國，尤其是美國的制約。日本憲法第九條與雅爾達體系的存在息息相關，它的動搖會導致日本本國的和平力量和亞洲國家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限制失去法律依據。日本軍國主義的最低目標是恢復20世紀20年代美日主導的遠東華盛頓體系，最高目標是恢復40年代由日本主導的的“大東亞共榮圈”，而這些目標實現的前提，恰恰就是雅爾達和平體系在遠東的終結。
三、中俄（結）聯盟，但在外交上要為美國留有迴轉餘地
由於美國和歐盟對中俄戰略空間的步步壓縮，近期出現了中俄結盟的呼籲；這與20世紀末歐美結盟是由於蘇聯對美國的步步緊逼的道理一樣。
外交失度是國際關係失控的重要原因。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總統卡特曾給蘇聯一定的信任，放緩與蘇聯全球爭霸的步伐，結果差點被蘇聯趕出印度洋，這導致美國里根時期的外交對蘇聯的更強烈的反彈，並因此毀掉了歐洲的雅爾達體系。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俄羅斯人和中國人曾經一度試圖信任西方，希望它們能汲取人類大戰的教訓，更好地領導世界，但是中俄的善意卻一再被辜負。戈巴契夫相信美國，主動解散華約，自覺放棄共產黨的領導權，給予西方以完全的信任，結果換來的卻是海灣戰爭和歐盟出現。葉爾欽相信美國，結果換來的是科索沃戰爭和波蘭、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約。到了普京時代，俄國在反恐問題上又對美國予以信任，美國在發動阿富汗戰爭之後，又聯手北約發動伊拉克戰爭和利比亞戰爭，現在西方的目標又逼近敘利亞和伊朗。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也曾長期給予美國以信任，結果不僅沒有換來和平，反而迎來了美國大兵“重返亞太”和2010年以來美國聯合盟國在中國沿海頻頻軍演。美國和西方對中俄信任的一再透支，這逼迫中俄從戰略夥伴關係向戰略盟友關係進一步推進。
儘管如此，我們在國家戰略的設計時不能忘記哲學。“上坡最難下坡處”，戰略設計最難點不在於如何進攻而在於如何收手。可喜的是，目前的中俄政治家在這方面已表現出相當的智慧並作出了相當的努力。
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慶典前夕，俄羅斯總統普京指出：“勝利日屬於我們所有人，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分擔了戰爭的全部重擔，但沒有分割1945年的勝利。我們現在也沒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聯盟的所有盟國、德國反法西斯主義者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在談到1945年的《雅爾達協定》時，普京指出：“這是集體的決定，是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和蘇聯領袖的決定”。“這些決定是考慮當時客觀情況做出的：納粹的根子尚未剷除，歐洲受到嚴重破壞，勝利者對歐洲的政治和經濟復興責無旁貸”。2010年9月27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舉行會談。雙方發表了《中俄兩國元首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5周年聯合聲明》，再次呼籲美國“應永遠銘記這一悲劇及其原因和教訓，以避免毀滅人類文明的災難再次發生”，並向美國再次表達共同維護雅爾達體制的期盼，同時也善意地給美國回歸雅爾達體制留下相當的餘地。聲明表示：“在這場戰爭中，中俄兩國人民承受了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的主要進攻，經歷了最殘酷的考驗，付出了最為慘重的傷亡，承擔了抗擊侵略者的重任，並取得了最後勝利。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勢力處心積慮地要征服和奴役我們兩國、其他國家和整片大陸，中俄兩國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制止這兩股勢力的人們的功勳。兩國人民將緬懷和紀念來自盟國和所有為了捍衛生命和自由同我們並肩戰鬥的人。”令人擔憂的是，目前的美國在亞洲已有擺脫雅爾達體系的傾向，這是美國外交有失哲學的表現。美國人應當明白，昨天英德曾經死掐導致凡爾賽體系在大戰中毀滅和美蘇取代歐洲的後果，今天如果美國真要與中俄死掐，必然是兩敗俱傷，隨之而來的是歐洲又重新取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去的世界霸權；在遠東地區，日本軍國主義在歐洲的扶持下將會東山再起。而這一切對中、俄、美三國將是無可彌補的災難，屆時美國不要指望歐洲仍會唯美國馬首是瞻，日本對於曾向它投放核子彈的國家更不會手下留情。
黑格爾說：“哲學也必須在有國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夠出現。”黑格爾這裡說的“國家”指的是民族國家，而不是資本國家。今天的美國已從民族主義國家異化為華爾街金融資本國家。今天的美國外交的決策權已不在白宮而在華爾街。這樣美國已很難執行有哲學高度的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別說不打仗，就是少打仗都不行。國內實業很難恢復，而沒有實業，美利堅民族就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與當年古羅馬的衰落的情形相似，美元依賴石油、石油依靠戰爭——在古羅馬是國民生存依賴源源不斷的外來奴隸勞動，而奴隸供給則需要不斷的戰爭。石油美元而非實業美元已將美國與戰爭捆綁在一起並不得不與戰爭共存亡；今天美國的衰敗不是由於經濟的滑落而是由於戰爭的失敗。2011年美國人民的“占領華爾街”而非占領白宮運動，說明美國民眾發現問題所在，他們正試圖從少數金融家手中救回自己的國家。
鑒於目前的美國已進入金融寡頭而非實業民族資本的統治的金融帝國主義歷史時期，其外交已成金融增值而非民族利益實現的工具，其思維已失去了民族主義理性。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也不排除美國出現用國家自毀即與中國和俄國石玉俱碎的極端方式推行有利於金融資本利益的外交政策。在這樣的條件下，中俄兩國就更要聯手一致，相互依靠，有理、有利、有節地為保衛兩國的安全及遠東和平而誓死努力；這時，中俄結盟對於兩國人民來說就有了生死存亡的意義。
即使如此，中俄在爭取自身不出雅爾達框架的戰略利益的前提下，也不要重蹈歐洲二戰前德英衝突和二戰後蘇美衝突失度導致的國際體系失控的悲劇，還是應該在外交上儘可能給美國回歸雅爾達體系留有空間。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當年，即使在美國已介入朝鮮內戰的嚴峻時刻，中國依然派出的是“志願軍”而非“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此迴避了中美之間的國家宣戰，這為美國1953年從朝鮮收場留下了足夠的餘地。習近平近期的訪美，在宣稱中國的戰略利益的同時，也力圖穩定中美關係，加強與美國合作，情同此理。在俄國，普京是一位有歷史感和政治哲學的政治家，2011年10月18日，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一生都練習東方搏擊術，我在對待夥伴關係上已經有了一定的哲學：不論他是什麼樣的，都需要尊重他。”他指出，這不僅出於對全人類的考慮，而且也出於務實考慮。俄羅斯未來由普京掌舵，將有利中俄戰略合作建立在良好的哲學基礎之上。
也有人認為俄羅斯在歷史上反覆無常不值得信任，或者俄羅斯當前政治制度和中國已有很大不同，沒有建立共識的認知基礎。其實，對大國結盟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並不是意識形態的異同，而是國家利益有多大的交匯點。沙特是君主制國家，與美國的意識形態截然不同，但是為了石油利潤，雙方就結成了戰略盟友關係。21世紀的國際社會仍沒有脫離叢林狀態，今天中俄的共同利益的交匯點顯然高於分歧，加上俄國領導人已汲取以往左右極端外交失敗的教訓，其政治經驗已日益成熟。面對共同的戰略壓力，中俄深化戰略盟友關係，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利弊評析
中俄聯盟的利弊是什麼？ 在俄羅斯，許多人認為，相比美國，中國對俄更危險。但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觀點都是陳詞濫調和情緒化的表現。中國的政治家們總是將俄羅斯視為類似蘇聯時期的夥伴，特別是在普京執政時期。中國媒體一直支持這一觀點。
中國媒體的觀點不僅代表政治家和記者的立場，而且也代表各個領域專家的意見。例如，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和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馮紹雷曾撰文認為，俄羅斯總統對中國外交關係比對美國更真誠。他同意普京有關俄羅斯必須與亞洲進行合作，俄羅斯是連線歐亞紐帶的看法。中國專家承認，在許多方面，俄羅斯與歐洲的聯繫更多。但在亞洲全球作用不斷增強的形勢下，對俄羅斯來說，與中國合作有更多好處。兩國合作可以幫助俄方擺脫對資源型經濟模式的依賴，並能復興農業。此外，普京還決定將首先發展高新技術領域，而中國在這一領域比俄羅斯更具優勢。
同時，俄羅斯面臨資金短缺的困境。由於中俄貿易達到極高程度，中國可以大幅增加向俄羅斯合作夥伴投資的份額。俄羅斯MasterForex-V貿易學院專家葉夫根尼·奧利霍夫斯基表示，中俄兩國合作無疑是有利的。兩國的領土面積位居世界前列，可以相互幫助共同發展。另外，兩國擁有相似的社會主義基礎，這有助於增進相互了解。而西方的政治立場讓兩國團結在一起。另外，兩國人民擁有相似的思想基礎，他們都認為，中俄關係是真誠的，有必要建立同盟關係。
當然，俄中關係也存在一些問題和弊端。馮紹雷指出，俄羅斯投資市場的信譽不太好。俄羅斯也擔心中國在遠東大量投資會產生不良影響。兩國關係面臨的困難還包括中國的思想傳統與俄羅斯東正教間存在一定差異，因此俄中關係最主要的問題是互信不夠。奧利霍夫斯基也承認存在這些困難，但他強調，俄中合作並非是在行善，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對俄羅斯的能源感興趣。
另外需要考慮的是，儘管自己的經濟和技術不斷發展，但中國仍像從前一樣在金融和創新上依賴美國。因此，與俄羅斯合作對中國來說可能只是對外政策的一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