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不確定的世界》是一本回憶錄,但又不僅限於回憶錄。書里充滿了對天下大事的看法。這位柯林頓時代的決策人物曾坦言不會著書立傳,但他最終選擇與美國記者雅各布.韋斯伯格合作這本書,是希望最終呈現給讀者一本“借自傳形式介紹政策的書籍”。本書以很短的篇幅回憶了魯賓的童年時代及求學歷程,隨後描述了他人生經歷中一些華彩的篇章,其中包括:在高盛公司的工作情況,在柯林頓政府中任職的歲月以及辭官後的生活及其出任花旗公司董事長的過程。文學價值
對於普通讀者而言,它同時也是一本勵志圖書。一個來自邁阿密的普通孩子如何成為世界經濟舞台上的決策人物,足以讓渴慕成功的年輕人欣羨不已。書中,也提示了他思想形成的軌跡。魯賓身上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也能拉近他與一般人的距離。比如在辦公室只穿襪子不穿鞋,酷愛讀書,但又對流行文化知之甚少。一直以為鄉村搖滾歌手吉米.巴菲特是沃倫.巴菲特的兒子。魯賓是美國芭蕾劇院董事會的成員,他曾向董事會提議把《天鵝湖》中飾演天鵝的人數減少10%,這能有助於節約劇院的經營成本。但對這項建議,和者寥寥。 這本在美出版的自傳曾入選2003年度《商業周刊》最佳圖書。假如把羅伯特·魯賓的《不確定的世界》僅僅當作是一部回憶錄,那可就錯了。因為書里充滿了對天下大事的看法,對美國政府、國際組織以及其他國家的政府在未來世界應扮演的角色的描述;假如把它僅僅當作一部理論書,也錯了。因為書里充滿了對實踐的毫不掩飾的自豪,以及對隨機應變處理世界事務的熱衷:“許多人在開始分析時都帶著預設的觀念。但一個人空想出來的一板一眼的看法和你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棘手現實時的看法是不會相同的”;假如把它當作教人怎樣用“可能性思考”炒股的書,就更錯了。在美國書店裡,每年出版的回憶錄、學術著作以及投資手冊浩如煙海,魯賓決不至於到了66歲再到這個市場裡去博取名聲。
那么他到底要乾什麼?羅伯特·魯賓不久前曾幫助民主黨參議員約翰·克里競選美國總統——不是有一搭沒一搭地當顧問,而是充當他的經濟政策高參。公共政策事務“令人著迷”,這是他自己說的。他急於要把一個新的行政當局推上台去,去實行他所認同的國際政策和財政政策。而這些政策,很大一部分就體現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原來寫這本書的目的直指未來政治。
作品分析
作為回憶錄,魯賓以自己的切身經驗告訴讀者(首先是美國公眾),自己是怎樣在柯林頓內閣中去學習、把握那些對他們來說“難以置信”的世界上的變化。他回憶說:那時的高盛公司,作為紐約一家最頂尖的投資銀行,連一個海外辦事處都沒有,也沒想像過會在開發中國家有重要業務。而作為美國財長,他的足跡遍及阿根廷、巴西、中國、象牙海岸、印度、印度尼西亞、莫三比克、菲律賓、烏克蘭、越南……不是為了兜售美國影響,締結反共聯盟,甚至重組地緣政治,而是去處理和協調那些國家或周邊地區的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那些危機美國人想坐視不管都不可能,因為不管的代價恐怕太大,甚至會直接影響美國自己的利益和觸發全球性的災難。魯賓的這些回憶,都是在為他所認同的政策做鋪墊。那是一個跟小布希所代表的那一套截然不同的,旨在讓美國追求當世界經理人而並非簡單粗暴的世界警察的政策。這些政策和它們所依據的邏輯,讀者從他的兩個財政部同事在他卸任時總結的“魯賓主義”十要點和作者自己加上的第十一點中已能看出,這最後一點,作者又在書的最後一章“相互依賴宣言”中反覆強調。“宣言”是幹嘛用的?難道僅僅是為了說故事用的嗎?別忘了魯賓現在還是美國知名的政策諮詢機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副主席。
對世界基本看法的不同,也正是柯林頓與小布希之間差異最大的地方。記得共和黨人曾批評柯林頓在世界各地捲入過多(當然他們沒料到9·11以及後來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其實也正反映了他在各處都想有所建樹的企圖。儘管科索沃戰爭和轟炸中國大使館讓很多中國人看起來這兩個行政當局沒有什麼區別,對一般美國人和西方人來說,柯林頓是比較世界主義的,而小布希,尤其是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形象,難免讓人覺得此人飛揚跋扈勝過很多前任。
實際上,從冷戰後期開始,美國政治就一直呈現一種“兩條路線鬥爭”。兩條路線代表著持兩種不同世界觀的美國人。一種人害怕不確定性,害怕全球化,害怕外國人,害怕與基督教新教不一樣的東西。其民眾基礎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和南部,東西海岸大城市的人私下稱之為“小鎮上的共和黨人”,說起來一派不齒口吻,就像在說“鄉巴佬”;另一種人則主要來自東西海岸,那裡移民密集,文化多元,他們成天跟外國人和外國打交道,相信全球化最終有利於美國,也寧願把不確定性當作生活常態,假如不是還要作它的潮流領袖的話。這些人則往往被“小鎮上的共和黨人”譏諷為“東海岸的自由派”或“西海岸的半瘋子”。而魯賓本人,作為紐約的歐洲猶太移民子弟(他的家庭只是出於健康原因才遷居邁阿密的),接受的教養自然要遠比“小鎮上的共和黨人”開放得多。
在9·11以後的美國,小布希領導的伊拉克戰爭愈加顯得師出無名,魯賓以前朝元老的身份拋出了他對未來世界及美國角色的看法,難免有他的政治企圖。這一手,甚至有點像秦末大起義即將爆發之際,圯上老人送給張良的那部《黃石公三略》,以幫助有世界主義眼光的新一代領袖在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時代為美國的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導航。倘若不是這樣,倘若僅僅寫一本任何內幕情節都不披露的回憶錄,或詮釋自然科學家和金融理論家的什麼理論,魯賓的書又怎么會受到那么多的推崇?
對於這個世界上不得不與美國一道生存的人們來說,魯賓的書不亞於一大堆的政策研究機構的國際政策諮詢報告,為人們了解未來十年間美國有識之士對世界(包括對中國),以及對市場與政府關係的看法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參照。可以斷言,在後9·11時代,最具可能性的、被美國政治家一再撿起、且最具世界主義傾向的政策和旗號,將莫過於魯賓的境界——而最具可能性的、被美國政治家一再撿起、且最具羅馬帝國遺風的政策和旗號,概也莫過於小布希周圍的那班驕兵悍將的主張了。
這也就是說,66歲的魯賓對政治(他叫公眾政策事務)的熱情依然高漲。雖然我們無法知道他今後是否再承擔公職——這也將視美國對他的需要而定,但至少靠這本書,以及他作為美國歷史上最長一個繁榮期的一位財長的業績,他可以當之無愧地贏得頂級政策師爺的地位。有的共和黨人在網際網路上評論說:“魯賓不愧是美國政治的超級明星,只可惜他是民主黨人。”《福布斯》雜誌甚至把魯賓論金融與基辛格論外交相提並論。相信也會有美國政治學系的教師把這本書當作輔助教材的。
然而正如魯賓所說,當今世界的變局,尚剛剛開始。如果說1997-1998年間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第一次突出展示了全球化潛在的危險和缺陷”,那么他的書或許也可被稱為留給未來世界經理人的第一份功課。而未來美國是否真的會成為一個稱職的世界經理人,這位經理人將如何與其他經理人合作和分工,或許還要靠很多個魯賓來教它做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