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北魏太和中立鄰、里、黨三長，控制人口，徵發賦役。東、西魏及北齊、北周時具體制度屢有變化。儘管如此，該制一直沿用到隋開皇九年（589年）。這一年復立鄉正、里長，實際廢止了三長制。
起源
北齊實行三長制，三長直屬州郡，原蔭附於豪強的蔭戶也將成為國家的編戶，因而必將與豪強地主爭奪戶口和勞動力。李沖提出實行“三長制”的建議後，在朝廷中引起激烈爭論。
堅持宗主利益的中書令鄭羲和秘書令高佑是反對派代表。他們對主持辯論的馮太后說：三長制看來很好，實際行不通。朝臣中支持鄭羲、高佑意見的大有人在。李沖和太尉元丕據理力爭，指出實行此制對公、私都有利。最後馮太后從加強中央集權出發，認為實行“三長制”既可使徵收租調有根據和準則，又可清查出大量的隱匿戶口。“三長制”終於在馮太后的支持下得以實施。
三長制的確立與均田制的推行聯繫密切。考察立三長的時間，離不開分析它與行均田的先後及關係。設立兩制的時間，《魏書》中均有明確記載。《高祖紀》稱，行均田在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十月，立三長在次年二月；但據同書卷五三《李安世傳》，均田制的頒行應晚於立三長。而《南齊書·魏虜傳》確有永明三年（485年，北魏太和九年）立鄰、里、黨三長的記載。史書說法歧異，學者因而形成不同的觀點。
一種意見可稱為“均田先行說”。持此說者信從《魏書》本紀的記載，認為北魏頒布均田令後，深感若無嚴密的基層組織，難以推行均田制，故轉而設定意在整頓戶籍的三長制。池田溫、韓國磐、魏明孔等持此說。[2]李安世的上疏，則被認為在太和十年或稍後。
另一種意見則屬“三長先立說”。從此說者根據《南齊書》的記載，相信三長制立於太和九年，早於均田制。首倡此說的是日本學者志田不動麿。後中國學者繆鉞也得出類似的結論。贊同此說的還有朱紹侯與高敏。
第三種意見以唐長孺為代表，認為三長制立於太和十年，而均田制則晚至太和十四年才開始正式實行。在立三長的時間上，贊同第一說。
另外，日本學者堀敏一亦相信《魏書》的說法，但他認為兩制開始是分別構想出來的，三長制的實施晚於均田制的頒布。為了實施均田制，三長制才變成必要，而均田制的真正實行，要到太和十二——十四年。堀氏的見解接近唐長孺的看法，但也有些分歧。可以算作第四說。
影響
三長制的建立，打破了豪強蔭庇戶口的合法性。在實行的過程中，三長還是從大族豪強中產生，他們不僅本人可以享受免於徵戍的特權，而且親屬中也有一至三人可以得到同樣待遇。但較之宗主督護制，它畢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實行後，國家直接控制的自耕農民大量增加，國家賦稅收入相應增加，農民賦稅負擔也有所減輕。北魏後期社會經濟明顯的恢復和發展，當與此有密切關係。北魏的“三長制”後來成為北齊﹑隋﹑唐時期鄉里組織的基礎。
現代作用
今天的所謂“三長制”，就是在場鎮及社區等人員結構複雜、治安隱患較多、管理難度較大的地方成立治安義務巡邏隊；在人口相對集中的地區按每30戶～60戶，設立治安中心戶；在幅員較大、人口稀少、居住偏遠、治安狀況相對較好的地區設立治安中心片。通過民主選舉或組織推薦，推選政治素質過硬、文化素質較高、工作責任心強、在當地民眾中威信高、具有一定政策法律知識的人員擔任治安義務巡邏隊長、治安中心片長和治安中心戶長。
“三長制”在疏導緩解矛盾、預防“民轉刑”案件和群體性事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07年4月17日，奉節縣太和鄉尖山村4組一位姓萬的村民與鄰居為爭地發生爭鬥，雙方都準備了兇器。該村中心戶長得知後，及時介入，做了大量勸解工作，最後使雙方意見達成一致。由於疏導及時，有效防止了矛盾激化。2007年，“三長”調解涉及征地拆遷補償、婚姻、家庭、權屬、資源、債權債務等糾紛300多起，調解成功率達98%，預防了多起“民轉刑”案件的發生。
在“三長制”模式中，公安部門對聘用的“三長”明確了職責任務。規定“三長”要本著“一快二準三不漏”的原則，向公安機關隨時反映影響農村穩定的情況和信息；調解民間糾紛，力爭解決在萌芽狀態；做好防火、防盜、防事故等防範工作；掌握人口底數，對常住人員建立家庭檔案，掌握流入、流出人員的基本情況；如轄區內發生了案件或事故，“三長”應及時趕到現場，盡一切可能使現場保持原樣，掌握現場動態和民眾呼聲。同時，“三長”還是警風監督員，對民警職業道德、執法水平、辦事效率、便民利民等方面進行監督。
為防止“三長”濫用權力，公安部門對其許可權進行嚴格界定。如對犯罪嫌疑人，“三長”有權扭送或報告公安機關，但沒有逮捕、拘留、關押、審訊和處理的權力；對不法分子有權調查、監視和向公安機關檢舉、報告，但沒有傳訊、搜查的權力；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人，有權勸阻、制止和批評教育，但沒有沒收財物、罰款、扣證、扣物的權力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