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完人

中國古代哲人提出過“人生有三不朽”的著名論斷:“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基本信息

三立簡介

古人所說的三不朽:

立德(道德成功)——需要治心修身

立功(事業成功》——需要時勢機遇

立言(學問成功)——需要稟賦才能

立德者或許沒有機遇或者天賦,難於立功立言。

立功者可以立德,卻難於立言。

立言者也可以立德,卻難於立功。

這個論斷的意思是指——個人在世間生存,生命有限;要讓自己的人生被人們所紀念、為歷史所記載,一般來說只有三種途徑:最高級的是修養完美的道德品行,其次是建立偉大的功勳業績,再其次是確立獨到的論說言辭。

詳細解釋

“立言”:老子<道德經>五千言,指出“柔弱勝剛強”,提倡“無為而無不為”;積極入世方面發展出“黃老之術”即帝王南面統治術,消極避世方面演化成道家道教養生術。莊周的<莊子>運用寓言汪洋恣肆,提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對主義,鼓吹無憑無待、一空依傍的“逍遙遊”;他的書安慰了歷代的失意文人,最不濟的“不如曳尾於泥塗”,也開啟了後來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孟子宣揚“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先安民富民再教育人民的“仁政”主張,“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方法等等;給予了後來人們多少鼓舞、多少啟發!還有范縝撰《神滅論》,反對佛教宣揚的因果報應之說;以及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中的著名篇章,等等,都在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上熠熠閃光,構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之洪流,至今仍然在影響著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行。

“立功”:神農嘗百草,發明穀物種植和藥物採用。大禹牽頭治理“浩浩懷山襄陵”的大洪水,安定了九州大地。秦始皇統一六國,“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確立郡縣制,建立了封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李冰父子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保障農業發展,使成都平原成為了“天府之國”。張良韓信蕭何“三傑”各展才能,輔佐劉邦爭雄項羽、創立漢朝。蔡倫研究發明出“造紙術”。諸葛亮“鞠躬盡瘁”,輔佐劉備父子據蜀“三國鼎立”。鄭和率領海船隊遠征,“三寶太監下西洋”。李時珍採藥辨藥,撰著成<本草綱目> 。戚繼光領導抗擊倭寇。鄭成功揮軍收復台灣……為民為國,“數風流人物”,史不絕書;其中好多至今活在中國人民的口頭和心中。

“立德”:遠古時唐堯擔任部落聯盟首領,選賢任能;任職一定年限後主動“禪讓”,交班給能幹的虞舜,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伯夷叔齊反對周武王討伐商紂,勸諫不果,“恥食周粟”,就隱居到首陽山去採食薇蕨度日。屈原在楚國,一腔愛國熱忱不能發揮,反而遭讒被放,但他決不背離祖國,寧願投江自沉,以死明志。還有柳下惠克己守禮,“坐懷不亂”傳美名。堅持國家民族利益和個人氣節,決不叛變出賣靈魂的,則有漢朝的蘇武和宋末的文天祥,等等。新中國樹立的道德典範,我衷心敬佩的有雷鋒、焦裕祿、孔繁森……

相關分析

人生在世,首要的是生存、安全,在此基礎上才能談發展、進步。此所以“子貢問政”,孔子回答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也就是說,建立功勳業績,為的是保障和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保衛國家安全、保持社會穩定;相對於有所論說著述,為精神文明建設作貢獻來說,建功立業自然要擺到前面。

為什麼“立德”擺在“太上”即最高的位置呢?我想,大概是由於修養自我道德品行既是最容易開始做、人人都做就成“和諧社會”、“人間天國”,然而又是最難以做好做完美的吧。李澤厚先生把“道德”分為兩種:“‘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選擇的終極關懷和安身立命,它是個體追求的最高價值,常與信仰相關係,好像是執行‘神’(其實是人類總體)的意志。‘社會性道德’則是某一時代社會中群體(民族、國家、集團、黨派)的客觀要求,而為個體所必須履行的責任、義務,常與法律、風習相關聯……對個體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卻不可強求;對個體必須有‘社會性道德’的規約,而不能例外”(李澤厚《哲學探尋錄》)。“立德”,最容易開始做,指個人必須遵循“社會性道德”的規約;而又最難以做好做完美,則指具有信仰的個人自覺地追求“宗教性道德”。能夠為世人、後人所紀念的不朽的“立德”,應該指的是努力實踐“宗教性道德”。

立言,不容易。正常人每天要說多少話,可有幾句話能夠“立”?即使寫成文章,撰成著述,也不是都能夠發表出版。就是發表出版了,能夠引人注目警心、被人稱道引用,有利於社會人生的,又有幾何?而那些已經“立言”者,他們為立其言,曾經付出過多少勞動、多少心血啊!

立功,不容易。真正要建立有利於人民和國家的豐功偉績,立功者不但要占據有利地位,還要把握好時機,這都需要他立此功之前長期的努力奮鬥;立功之時還很可能需要立功者流血犧牲。建立某些功勳業績,還可能犧牲更多人、財、物,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呀;毛澤東也曾經說過,“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是也。而可怕的是,某些當#權者為了強求立功,追求“政績”,只憑個人意志,行政命令瞎指揮,破壞了經濟建設,影響了人民生活,擾亂了社會秩序。沉痛的歷史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立言立功,要開始做,都不容易。而“立德”,修養自我道德品行,每個人都可以“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孔夫子甚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人人都注重道德,人人都講究誠信,人人都遵循社會行為規範,社會上就沒有了惡性競爭,沒有了故意犯罪,那還不就是和諧社會、人間天堂!可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就是聖賢也仍然是肉身的人,修養得道德品行純粹完美那是何其難也。就連孔子這樣的大聖人也逃不過當時和後代對他的各種批評批判呢。可見,“太上有立德”,確實需要人“活到老,學到老”,修養到老呀!

中國現代普通人“立德”的最高典範,以為是雷鋒。他當農民,當工人,當解放軍戰士,總是“工作上向高標準看齊,生活上向低標準看齊”,樂於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他走到哪裡,就“做好事”到哪裡,總是扶貧幫困、“為人民服務”;別人說他是“傻子”,他也不存怨言,保持心情愉快。一般人倘若希望踏上“立德”之路,即使難以做到雷鋒那樣,也不要緊;只要你能夠知道,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除開名利追求、物質享受,還有精神生活可以不懈追求,並且往那個方向努力;你就是走在“立德”的道路上了。

中國的領導幹部和公務員,要講“立德”,我至今推崇焦裕祿、孔繁森。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追求自己的物質享受,只考慮如何盡職盡責;焦裕祿、孔繁森在這方面真是典範。胡耀邦總書記曾經說過,中共中央“不要求共產黨員做‘苦行僧’”;我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是指,改革開放,隨著人民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共產黨員、黨的領導幹部,不必要再過低水平的物質生活。所以,我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幹部和公務員要自覺堅持過‘中等收入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說,領導幹部和公務員是社會的精英,他們完全有能力過‘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生活,但是由於他們已經立志“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不能過多計較個人名利得失;這也就是對他們自我“立德”的要求。如果他們不情願克制私慾,就不應該霸占著公務員和領導崗位;有本事大可以去辦私營企業,正當創業合法經營,名正言順地發財!發財以後又怎樣?我們已經看到,世界上有好些富豪正在投身慈善事業,努力“立德”呢!

堅持“立德”並且有所成就,太難太難。是“知難而退”還是“迎難而進”,這是擺在每個人面前的一道人生難題。怎么做,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實踐!

還有一個重要方面,社會的管理者必須知道:現代開放社會,人員流動越來越頻繁,人與人之間的“陌生化”程度越來越高;因而,對於社會的管理,單純強調道德不行,首要的是實施法治,不斷健全法律法規;“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執法犯法者罪加一等、從重公開處罰;同時要建立好“見義勇為獎勵基金”,表彰道德高尚見義勇為者,保障和補償在見義勇為過程中受傷受損害者。

“人為萬物之靈”,人類才進化得有道德,這很了不起;但是也要防止“道德的誤用”。過分強調道德,鼓吹道德至上,搞泛道德主義,一方面導致追究“思想犯罪”、形成“誅心之論”,人人謹小慎微,失去活潑生趣。另一方面就造成“鄉愿”,不講原則不要原則,左右逢源八面玲瓏,只圖圓轉光滑到處“做好人”。更大的害處是還會出現一些“假道學”、“偽君子”,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俗語所謂“又要當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因此我以為還是可以借鑑古代儒家,制訂和執行不同的道德標準:對人民民眾,就是要讓他們“發家致富”,安樂愉快,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就可以算是遵循了“社會性道德”;有願意修養“宗教性道德”的,那是他的自覺上進,別人不能夠強迫要求他。而對於國家公務員、領導幹部,除開必須遵守法律法規以外,則還可以用一定的“宗教性道德”標準來要求;這些人也應該自覺地修養實踐“宗教性道德”,在社會上發揮模範、表率作用,不能夠把自己“混同於普通老百姓”。

有人會說,“人人生而平等”;按你這樣的建議做,那不又倒退回古代那樣,強行地把人分為了“君子”“小人”、一貴一賤兩個階層了嗎?我的看法是:“人人生而平等”,只是美麗的理想。或者生而為男,或者生而為女,歷史上男女平等的時候有多長?自從進入階級社會,窮人和富人,權勢者和老百姓,幾多時候平等過?就是放眼當今社會,事實上存在的仍然是人與人之間並不平等!有那么一些在位者,自己巧取豪奪,慾壑難填,荒淫腐爛,卻大言炎炎地教育老百姓要講道德、講奉獻;你能跟這樣的人講“生而平等”嗎?所以我提出先解放老百姓,不但不準當權者用“宗教性道德”標準來要求和羞辱老百姓;而且反過來,老百姓可以用“宗教性道德”標準來要求和監督當權者。如果能夠這樣形成制度,變成習慣,社會風氣也許將有可能煥然一新。當權者都主動修養道德,做出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老百姓自然會學習跟進。發此直言讜論,我不怕被指為迂腐疏闊,也知道這實際上只會是“空談”;只是我長期抱持理想主義,信仰“天下興亡,我有責任”,因而直抒胸臆,盡表我心。我活過,我想過,我說過,我自以為盡到了“讀書人”的責任。

“立德,立功,立言”,先賢已經指路,後人各自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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