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清末民初文人]](/img/3/810/nBnauM3XxEzM2kDN1YDM2AT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2AzLwY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三多[清末民初文人]")
生平
早年生平
三多在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生於清朝浙江省杭州府，他出身杭州的駐防旗人，隸蒙古正白旗。本姓 鍾木依氏，漢姓 張，蒙古全名 三多戈，字 六橋。三多少聰慧，精騎射，嘗自語：“我朝家法文武並習，顧獨以韜鈐自囿耶？” 遂奮志讀書，先後從王廷鼎、俞樾等大師學書法、詩畫、琴技，精通漢文。他曾遍讀石湖、劍南、李商隱、西崑諸集，而以杜牧自比。三多發跡較早，自幼承其叔父難蔭得襲三等輕車都尉，食三品俸，17歲中舉，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僅24歲便官至二品紅頂戴，任杭州三等駐軍都尉，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任京師大學堂提調，後任浙江武備學堂總辦及督練公所洋務局提調，繼為杭州知府，第一標統兼候補道。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升任民政部參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出任歸化城就（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副都統。
三多在歸化任職期間，積極主張對蒙區進行改革，建議在蒙古族地區“遍設半日學堂以開蒙智”；選拔內外蒙古王公勛舊子弟入陸軍貴胄學堂學習，並指出“時勢日急，外患更深，整頓蒙旗，萬難再緩”。同時也提議對內外蒙古的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將內外蒙古地區分為四部，其中外蒙古分為二部，喀爾喀東二盟為一部，治所設於庫倫；西二盟和科布多等地為一部，治所設於烏里雅蘇台；每部設類似於東三省總督兼將軍的大臣一員，其下設警政、墾地、編練、交涉等12個局；開辦初每部撥給經費120萬兩，以後逐年減少撥款，五年後完全自收自支，“以蒙財治蒙地，當可安中夏而御強鄰”。 清廷對他的前兩項建議基本採納，對後一項即對蒙區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的建議予以否決。由於三多治蒙頗有成效，故清政府於宣統元年（1909年）11月命三多署理外蒙古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辦事大臣（1911年6月實授），於是三多開始捲入了外蒙古最動盪的政局之中。
治理外蒙
庫倫是外蒙古最大的城市，也是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駐錫之地，庫倫辦事大臣即是清朝在外蒙古地區設定三名大臣（其他兩個是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之一。宣統元年（1909年）11月，庫倫辦事大臣延祉因病解任，由歸化城副都統三多署理庫倫辦事大臣，1910年3月正式接印視事。三多回響清朝中央政府的“新政”和“預備立憲”的方針，積極在外蒙古地區推行各種改革。三多為人“年力精壯，好文事，有幹練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謀蒙日亟，力糾積弊”，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興辦教育，移民實邊，開放招墾，編練新軍，整頓攤派，禁止喇嘛教寺院對蒙民的橫徵暴斂，加強庫倫市政建設，奏請修建張恰鐵路（張家口—恰克圖）等，在外蒙古籌建實業調查諸局等機關20多處。
三多為了順應內地的憲政潮流，除了在外蒙古興辦教育以外，還進行了轄區戶數統計、年收入支出總數統計，試編了1911年財政預算。又擬裁撤原設的理刑司員和領催，在庫倫和恰克圖成立審判廳、檢查廳，建立新式的司法機關。其經費來源有二，一是裁撤理刑司員等騰出的經費，二是開徵車馱木植薪炭各捐。庫倫城的77名巡警未受教育，素質很差，三多委任民政部巡警學堂畢業生覺羅銘佑為試署庫倫九品警官，令其對這些巡警加以訓練，完善了庫倫的警察制度。三多也像內地省份那樣，在外蒙古籌練新軍，他招募內地青年入蒙參軍，成立了庫倫兵備處，北京的軍諮府委派唐在禮為兵備處總辦。唐在禮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曾充近畿教練處總辦。1911年1月底，他到達庫倫。庫倫原設立營務處裁併，宣化營、巡防步隊、喀爾喀東二盟軍務、台站卡倫官兵統歸兵備處節制。三多奏準將原應上交中央政府的1910年金礦稅19萬多兩全部截留，充作練兵經費。1911年6月三多奏準，庫倫新軍包括馬隊、機關炮營兩部分。但由於外蒙局勢變化，新軍一兵未練。
三多治蒙一年多，極大推動了外蒙古地區的近代化，開創了外蒙古地區的近代郵政、近代教育、近代警政、近代採礦業等事業，促進了外蒙地區與內地人民的交流。但是，他新設一系列機構加重了外蒙古人民的負擔，也引起了以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外蒙喇嘛及王公勢力的極度反感，外蒙古獨立傾向更加暗潮湧動。1910年（宣統二年）發生喇嘛與庫倫大臣的衝突事件。喇嘛因購木料爭吵，繼而聚眾搶劫德義涌木廠，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親往彈壓，拘捕首犯僧人。喇嘛聚集數千人向三多乘輿投石抗捕，並於途中搶回被捕喇嘛。三多責令沙比衙門交出“正犯”。
逃離外蒙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中旬，杭達多爾濟一行趕回庫倫，密謀宣布外蒙古獨立，組成以杭達多爾濟為首的臨時總理蒙古國務衙門。11月30日，杭達多爾濟等人，向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後通牒，宣布“將蒙古全土自行保護，定為大蒙古獨立帝國，公推哲布尊丹巴為大皇帝，不日登極”，要三多立刻出境。
據中文史料記載：“在農曆十月十四日，三多見蒙人無加害之意始由領事館僱車數輛，逃至恰克圖。恰克圖署任章京見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堅執不從，遂乘俄國火車，逃歸奉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庫倫獨立集團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國，以共戴為年號，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皇帝。
蒙軍包圍庫倫參贊大臣衙門，限三多三日內出境。三多衛隊由俄兵搜械解散，行轅由俄兵會同蒙軍看管。四日後，由哥薩克騎兵將三多等押解出境，逃至恰克圖。恰克圖署任章京見三多至，再三挽留。三多這位自小深受漢文化薰陶的蒙古人因無限忠於中國政府，嚴厲反對外蒙古獨立，更為反抗沙俄的分裂活動，於是堅決不從蒙方之“再三挽留”，偷乘俄國火車逃至奉天（瀋陽）。這時，清朝政府已經消亡，他又奔天津，坐起寓公，暫緩政治避難。
民國時期
民國時期，三多先後任盛京副都統、山海關副都統、金州副都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咨議、國務院銓敘局局長（相當中央組織部部長）等。
偽滿洲國時，三多仍為高官。“七七事變”後，常常往來於北京—東北之間。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過三多的事跡。三多曾居北京東城板廠胡同。著書有《可園詩鈔》四卷、《可園外集》、《可園文集》、《柳營謠》、《庫倫蒙城卡倫對照表》、《庫倫奏議》等多部。編輯《柳營詩傳》四卷，“集杭州滿洲駐防營中諸老輩詩，附采詩餘，並及閨秀。”
後歷任庫倫辦事大臣，盛京副都統兼守護大臣等，世襲輕車都尉。民國元年（1912）以後，再來瀋陽，管理瀋陽故宮和清朝關外三陵（新賓永陵、瀋陽福陵和昭陵），由張作霖撥給管陵費用。偽滿時去偽新京（長春），溥儀賜宅以居，並出任偽滿電氣株式會社總裁。偽康德七年（1940）卒，終年六十九歲。他自幼聰慧，為人慈祥恬淡，且好施濟，家教嚴格，勤於文學，受業於浙江俞曲園（樾）太史，尤以詩詞得心太史嫡傳而著稱。工書法，善隸書，筆法遒勁，海內馳名，憾無書畫集問世，在瀋陽只見有書題匾額“德古齋”。
三多詩文書畫
三多又署鹿樵、可園、瓜園，為樊增祥詩弟子，其詩多邊地莽蒼之氣，善以滿蒙方言敘述。
三多的代表作是詩集《可園詩鈔》。線裝石印本，清光緒間出版。《可園詩鈔》卷四收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寫的《寒食》，內云：“我生三十三寒食……回溯辛未吾已降”，從是年上溯三十三年，正是辛未即同治十年。至於生日，《餘生長杭州……》一詩的副題交代得很明白：“五月二十二日舟中初度”。 六橋曾居京師東城板廠胡同，為滿洲文集舊宅，家有可園，擅竹之勝。
晚年，他隱居北京城，實則脫離了政治舞台，從事寫詩、做學問、整理出版自己一生寫作成果之行當。他的著作多以“可園”為名。可見，他在北京的宅院必定是一處極可人意的高級園林化豪華宅邸。晚年，三多在此處可園寫出了多部書稿。1940年70歲時，三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謝世的。
另據記載，三多又名三六橋。“三六橋”，頗有點像地名，其實是一個人。此人系蒙古族，姓鍾木依氏，漢字姓為張，名三多，自號六橋（非其字）， “人以其‘三’字為姓，配號而呼為‘三六橋’”（俞樾：《曲園日記》）。十七歲時，三多“承其世叔父難蔭，得襲三等輕車都尉，食三品俸” （王延鼎《可園詩鈔》序）。六橋並未中過舉人，他雖“奮志讀書，欲就試，格於例，不得與，去而學詩、學琴、學書畫”，跟從俞樾的“門下士”王延鼎（字夢薇，號瓠樓或壺樓）遊學，成為王的“高足弟子”。（見王序及俞樾的《可園雜篡》序）因此，人們便把六橋看作俞樾的“門人”，三多也稱俞曲園為“太夫子”。狄平子稱他：“風格逸麗，不減迦陵。”他和俞曲園（俞樾）頗友善。《曲園日記》中說：“六橋，蒙古人，名三多，六橋其號，年十七，襲三等輕車都尉。”
三多的繪畫作品三多喜愛藏書和讀書，他有一首《藏書》詩， 云：“愛坐圖書府，如對古賢豪。積石亦為倉，敢比譙國曹。” 也愛看《紅樓夢》 ，常以有關“紅樓”的事入詩。如：《題韻松〈東山行旅圖〉》中有“漏天可助媧皇補”之句；《吳門舟次》中有句說：“紅樓近水皆燈火”；《寄贈耆壽民（齡）京卿》有句云：“怡紅君薄成常侍，存素吾慚法翰林”。三多和日本人交往甚多，關係很深。如《日本桑名鐵城箕以印譜索題即贈》，詩中說“花乳多君為我礱”，自註：“承刻石章”。在《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村山（正隆）招同雲承游湖書贈》詩中，三多把日本人村山引為“吾黨”，稱道他們“同心足抗橫”。三多還在瀋陽參加了日本人的圖書館十五屆大會，寫過文章。從這些跡象看來，三多收藏過百十回本《石頭記》，後來轉讓給日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謂三六橋本，大概是從東北流落到日本去的，不可能留在上海。他是一位文官，工詩詞，善琴畫的收藏大家，曾收盡天下奇珍異寶，有字畫、古玩等。他在清末任駐蒙古（現在的外蒙古）的邊防大臣時，崇尚“興學科教、改革、修鐵路、經商”等，所以他很想修築一條從張家口到恰克圖的鐵路，改善落後的交通，把內地先進的知識傳播過去。為了這個夢想，他捐出了家裡所有的寶物，但最終，鐵路沒有修成，寶物也就從此下落不明。
在三多收藏的寶物中，有三件寶物最為珍貴。第一件是《西溪梅竹山莊畫冊》。該畫冊自嘉慶八年（1803年）奚岡開筆畫《梅竹山莊圖》始，耗時近百年集結成冊，此畫冊將清朝中晚期的杭州書畫名家一網打盡。第二件是納蘭性德的畫像。納蘭性德是清代詞人，大學士明珠的長子。第三件便是《紅樓夢》的後三十回。對這個三十回，三多的後人鄭先生（鄭先生現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都認為這應該就是曹雪芹先生的原作版本。
如今，前兩件都找到了“歸宿”。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西溪時，收藏畫冊的張珩的後人將畫冊留給了杭州，讓畫冊“回了家”；而納蘭性德畫像也被收藏進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目前，唯有曹雪芹的後三十回版本卻至今下落不明。或許，日本的三六橋本《紅樓夢》就是它？
三多又擅畫花卉，兼工帶寫，賦色嬌艷，意境清新，秀逸雋永，書卷氣、富貴氣兼備。亦能書法，工隸體，學俞樾。
三多與紅樓夢、納蘭“蘭迷”三六橋
（轉自淥水亭論壇，作者：劍鋒）
研究《紅樓夢》版本的學者，都知道歷史上曾出現過“三六橋本”《紅樓夢》，因該書中有“探春遠嫁”、“寶釵難產”、“賈芸、小紅探監”、“湘雲、寶玉結褵”等情節，與脂評所提示的後八十回線索頗相符合，而被說成是“原本”、“真本”。可惜此書已從原藏主三六橋手裡流失出去，據說曾在日本出現過，但至今下落不明。
三六橋（1871—1940）名三多戈，簡稱三多，蒙古正白旗人，原姓鍾木依氏。因其曾在杭州駐防，雅愛西湖蘇堤六橋之勝，而自號六橋。他自小生活在江南，長期受漢族文化薰陶，先後從王廷鼎、俞樾、樊增祥等大師學書法、詩畫、琴技，精通漢文。十七歲中舉，襲三等輕車都尉，後任駐軍都尉、杭州知府、浙江武備學堂總辦、北京大學堂提調、民政部參事、歸化城副都統、庫倫辦事大臣等職。入民國又先後任盛京副都統、山海關副都統、金州副都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咨議、中華民國國務院銓敘局局長等職。
三多喜愛收藏，除了藏有後四十回本《紅樓夢》之外，還藏有清代滿族詞人納蘭容若侍衛畫像及其生前用過的雙鳳硯。
畫像為清代著名畫家禹之鼎手繪，縱59.5厘米，橫36 .4厘米，紙本，設色。晚清恭親王（奕欣）首題“容若侍衛小相”六字，鈐有“禹之鼎”、“上吉氏”等印。圖中的納蘭容若身著侍衛服，頭戴緯帽，面帶笑容，手持茗碗，坐於床几上，似乎正在與摯友交談。構圖雖然簡潔，卻細膩地描繪出人物的坐姿和面部神態，表現出容若的瀟灑英姿和儒雅風度。畫面左上有納蘭性德摯友嚴繩孫題詩並跋。裱邊有三多及其友人沈寶熙、傅岳芬、夏仁虎、冒廣生等人的題詞。三多的題詞用的是容若與梁汾結交唱酬時所填《金縷曲》韻：
公子今重耳。風流、璧台珠殿, 早登科第。歌哭□舍亡國恨（公先世本蒙古人，據葉赫為國主） , 至竟莫名底意。天恁肯、欲都從已。然諾等於金鼎重，染猩袍、恐是相思淚。看（平聲）富貴，若雲水。 鴛鴦小社同吟醉。趁良辰、研花酒，如生忌。我亦少充弓箭手，錯認前身不已。得再作（去聲）詞人無悔。親把沈檀焚寶鴨，當香山、供奉瑤軒里（張公甫有景白軒供香山象）。磨鳳硯（余藏公雙鳳硯），自家記。
詞中有的字雖已漶滅，但依然能看得出，三多深悉容若的家世、風誼、情愛以及對待富貴的態度，他認為自身的經歷，與容若頗有相似之處，雖錯充武職卻雅愛倚聲，所以他將納蘭性德這幅肖像以及雙鳳硯一直作為供奉之物珍藏著。
雙鳳硯是三多於海王村獲得的一方端硯，硯上鐫有容若的題名古篆及朱竹垞的題詞。鄭逸梅《藝林散葉》有一條記載：“三六橋藏文三橋遺硯，頗以未得成容若之六橋雙鳳硯為憾。”，這條記載表明了三多未獲此硯時對此硯的嚮往。可見此硯原來就全稱為“六橋雙鳳硯”，所謂“六橋”，似與三多無關，或硯上就鐫有西湖六橋和雙鳳翔飛的圖形。此硯原藏於劇作家、文物收藏家羅癭公的手裡，大約在民國十三年羅癭公去世後，才流落到古玩市場，為三多所獲。三多之所以珍愛這方名硯，與其說是六橋雙鳳硯與文三橋遺硯正好構成與已名號相符的稱謂，還不如說是三多對飲水詞人的仰慕和心儀。納蘭性德是一位多情的佳公子，他的纏綿婉約的戀情和哀感頑艷的悼亡，一直為詞壇的所傳誦，而雙鳳硯的名稱又具愛情的象徵意義。三多有姬人名玉並，字姍姍，大興人，能詞善畫，著有《香珊瑚館詩詞》，深得三多的寵愛，三多將她安置在西湖“可園”，經常相攜漫步在湖光山色中。三多還將他和玉並的書齋取名為“雙鳳齋”，並鐫刻“雙鳳齋藏印”，鈐蓋在他們所藏的書畫中。《容若侍衛小像》中的三多詞，即由玉並用“美人簪花格”小楷題錄，落款為：“敬觀成容若先生小象，即次其贈顧梁汾原韻。丙寅春，三多作玉並書。”從中我們或能領略到夫婦相偎燈下賞畫品硯的場景。但是不久，三多又遭遇到與容若相似的命運，民國十九（1930）年，二十八歲的玉並不幸病故，這使三多受到很大的打擊。據《清詞玉屑》記載：“小弦（指姍姍）又折，有訪六橋者，荒燈老屋間，方閉戶誦金經。視縱轡湖堤時，判若兩人。”
到了晚年，他珍藏的容若像和雙鳳硯具已散去。容若像曾為張伯駒先生收得，後獻給了故宮博物院。雙鳳硯曾入鄧之誠先生之手，後又流落到日本。
正因為三多有著與容若相似的經歷和遭遇，他寫的《粉雲庵詞》也逐漸走向模仿納蘭風格的路子。有的雄渾豪放，有的清麗淡雅，自然質樸而少雕琢，純以性情結撰。如《暗香·題蘇堤試馬》：“一鞭得得。趁柳枝紺翠，桃花紅白。笑拂五雲，驚起浮沉兩。怪底聯翩鳳子，緊隨著、錦存金勒。似指引、有個當爐，還在畫橋北。閒立看春色。把芳草緩尋，落英爭惜。風流帽側。湖上誰人不相識。驢背清涼，居士應少我，疏狂標格。行樂耳，須信道、百年駒隙。”寫的綺麗流美，清逸雋永，頗有《側帽》風致。如《卜運算元·譴風》：“風也難相躲，愁也難相躲。躲得春風怎躲愁，索性風前坐。燕不飛單個，蝶不飛單個，何不吹人作一團，飛上花上朵。”《昭君怨·曉游》：“新霽落花春曙，驕馬一鞭何處，緩轡踏芳洲。繞紅樓，簾里人如玉，簾外人愁綠。相間正無因，捲簾顰。”寫的輕靈深婉，意緒闌珊，又有《飲水》韻致。文壇大師鄭逸梅先生曾評價：“飲水側帽之詞，出於黑水白山間之納蘭容若手筆，驚才絕艷，傳誦中原人士。不意晚清三六橋，為韋韝毳幕中人，居然作雅頌之聲，篇什流播，足與納蘭後先輝映，雖不謂之佳話，不可得已。”
三多的書法學俞樾，工隸體，書風雄勁拙厚，既有富貴氣，又有書卷氣。落款往往具名：“納蘭三多”，他曾對友人冒廣生說：蒙古族鍾木依氏與納蘭氏是同一部落。那么，他是否也認為，他和納蘭容若是同一祖籍，納蘭容若的始祖土默特，原為蒙古族，初滅扈輪國所居張地之納剌姓部，進據其地，因姓納剌（即納蘭）。而三多為自己取漢姓“張”，即出於此。所以冒廣生在為三多所藏容若像上題《金縷曲》，有“雲氣納蘭常不散，被東風、吹作詞人淚。”，道明了三多心中的納蘭情結。
由三多的認宗、取姓、收藏、作詞等行為，稱其為晚清時期的“納蘭迷”，應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