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簡介
《大理石人》是波蘭 電影，於1977年2月在 波蘭公開上映。 《大理石人》在東方電影和文化史上，以及在社會主義覺悟史上開創了新的時期，已成為歐洲電影的一個里程碑。影片用非常冷靜和客觀的態度表現了特殊政治狀態下的人間百態。揭示了戰後波蘭的現實。再次把電影從未表現過的人民民主這一主題呈現在觀眾面前。影片沒有保留任何個人崇拜，沒有遺漏，也沒有袒護任何人。影片不僅僅回憶了殘酷的歲月，提出了一個信任的問題，還向渴望了解父輩情況的年輕人提供了當時的痛苦真情。導演瓦依達向觀眾敘述的內容是尖銳完整的。讓觀眾自己從中得到結論。曾榮獲1978年坎城電影節的“ 國際影評獎”。影片資料
片名：《大理石人》
《大理石人》 影片類型：劇情
片長：165 min / USA:160 min
國家/地區：波蘭
對白語言：波蘭語
色彩：彩色 黑白
劇情介紹
《大理石人》 她首先訪問了發現、並為布爾庫特模範事跡拍攝新聞片的布爾斯基。原來，在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布爾庫特領導的班組創造了砌磚最高紀錄。他因此被評為勞動英雄。藝術家還為他塑造了一座大理石像。布爾庫特和體育俱樂部明星漢卡結了婚，幸福地搬進了自己蓋起的新房。
經布爾斯基指點，阿格涅什卡接著訪問了當時的年輕秘密警察米哈拉克。阿格涅什卡又了解到：當上了工程檢查員的布爾庫特在一次外地勞動示範表演時，被人蓄意安排的燙磚燒壞了雙手。與他同去作示範表演的維泰克，因在法國被關過集中營，就被秘密警察懷疑為暗害布爾庫特的罪犯，這個人也因此神秘“失蹤”了。為了營救無辜夥伴，布爾庫特不顧米哈拉克的多次警告，敲遍了所有有關政府機關的大門。結果他的英雄肖像被撤了下來，小兩口也被迫從大樓搬進了木板房。憤怒的布爾庫特用一塊“勞動英雄”的紀念磚砸爛了“保全處”的玻璃，因此被判刑。而在禁映的1952年新聞片《背叛者受審》中，布爾庫特又被指控在維泰克破壞活動中犯有同謀罪。在法庭上，他控訴在預審時屈打成招，法庭大嘩。
對維泰克的採訪中，阿格涅什卡了解到布爾庫特是1956年波蘭“十月”事件後獲釋的，他的妻子漢卡已嫁給一個餐廳經理，並不願再回到他身邊。從一部從未放映過的資料片中，又看到了布爾庫特在1956年波蘭糾正了黨的路線和偏差後，仍抱著兒子親自來故鄉參加公民選舉。
阿格涅什卡找到布爾庫特的兒子托姆丘克，得知布爾庫特已經死了。
阿格涅什卡到一座公墓去找布爾庫特的墳墓，但在所有墓碑上都找不到布爾庫特的名字，她只好在公墓的柵欄門上放了一束鮮花。同時還有這樣一段解說：“在格但斯克造船廠工人騷動期間，布爾庫特喪了命。人們再也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跡。從此，大理石人就成了一個幽靈。”
幕後製作
影片的題材頗為大膽，收場對主人公命運的說明曾遭剪刀伺候。旨在通過一個國家宣傳機器製造模範工人的神話，揭露了壓制自由的體制對人性的摧殘和對純真百姓的欺騙，用紀錄片的風格展現了一個冷酷的現實，讓人聯想到70年代的狀況。本片導致瓦依達多年被禁止拍片。
瓦依達回憶創作受阻的情景：幾星期之後劇本就完成了，不幸的是，工作也就此陷入了停頓——從現在開始所有的一切都得取決於‘劇本審查委員會’，或者明確地說，取決於這箇中心委員會的宣傳機構，因為這個題材觸動了社會主義經濟最令人難堪的一面，即結果卻穩定地降低了勞動效果。他們設法先將劇本出版在1963年8月4日的《華沙》周刊上，而且斯齊博爾相信至少已經克服了一個障礙——出版物審查。不幸的是，很多“同志”為了證明他們堅定的黨信和敏銳嗅覺而讀了這部劇本，結果是，劇本被查禁很多年。當然了，更不會有人想到它還有拍攝成電影的價值和可能。14年過去了。隨之而來的簡直像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童話，但它確實是真的。民憤沖天的蓋穆克終於被剝奪了第一書記的位置，被迫走下盤踞了50多年的神壇。他的後繼者是來自ZMP的年輕政治家們。Jozef Tejchma全權負責了《大理石人》這部影片，才得以拍攝完成；尤其在發行環節上，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儘管政治決策階層的一些人還是不停地阻撓，《大理石人》終於得以發行了。在該年的電影節上，經管這部影片沒能參加競賽組單元，但以“一種奇異電影”的標題下參展了。不過，正如瓦依達所說，經管該片受到了一些勢力的阻撓、在發行時遭到檢查機關的刪剪，然而在製作、發行和放映時都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甚至連製作資金都來自政府。
主創人員
導演 安傑伊·瓦伊達 導演：
安傑伊·瓦伊達：1926年3月6日生於蘇瓦烏基，第72屆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是波蘭電影學派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鑽石與灰燼》、《大理石人》、《波蘭鐵人》、《福地》等一系列佳作奠定了他在波蘭以及世界影壇中的地位。《一代人》、《下水道》、《鑽石與灰燼》被稱為瓦依達的“戰爭三部曲”，這是他的早期代表作，同時這三部曲奠定了他在當代波蘭電影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真正使瓦依達獲得世界關注的是他的兩部所謂的“政治影片”，即1976年的《大理石人》和1981年它的續集《波蘭鐵人》。《大理石人》（及續集《鐵人》）更可以說是以“（大理）石破天驚”之氣魄達到了其作品藝術性與政治性的輝煌頂峰，尤其在西方話語中，《大理石人》成為瓦依達最重要的代表作。
主演：
影片中的女主角阿格涅什卡由初上銀幕的克雷斯蒂娜·揚達扮演。她令人敬佩地真實地扮演了那個人物。布爾庫特則由有副誠實面孔的易於激動的耶爾齊·拉德齊維洛維奇扮演。比塔德烏什·洛姆尼茨基還要為人所知，是《墜落的天真》中的主角。
電影影響
《大理石人》首映當天晚上，影片將結束時，激動而不能自已的觀眾就自發全體起立，唱響了波蘭國歌。從那天起，所有上映《大理石人》劇院的售票視窗都排起了長隊，電影票被一搶而空，黑市上更將票價爆炒到10倍以上。不誇張地說，《大理石人》一時間成為了每個波蘭家庭熱烈談論的話題。據統計，僅在影片上映的3個月內，在3500萬人口的波蘭，看過該片的觀眾就達到300萬人次。《大理石人》在波蘭獲得了轟動一時的成功。
1978年，《大理石人》參加了法國坎城國際電影節，獲得“國際影評獎”。此後，該片又先後在義大利、英國、美國、法國等地上映，僅在巴黎一地的連續上映就達九個月之久。影片在西方受到了熱烈歡迎和高度評價。
《大理石人》在波蘭國內民眾中獲得了異乎尋常的歡迎，並得到了西方的大聲叫好；但同時也由於“石破天驚”地觸犯禁忌而激怒了政權界的一些大人物。影片一度遭禁，並且當該片在1977年Gdansk電影節上獲獎喜訊傳來時，官方卻剝奪了國內所有新聞報導權。據說，當時很多保護這部電影的波蘭人因此而丟了工作。這也為該片的政治傳奇性與爆炸性添上了一筆。
藝術成就
《大理石人》 瓦依達和他的影片《大理石人》往往都被當作政治人物與政治事件來講述，這便不可避免地會將影片本身的藝術性與美學價值忽略了。即使《大理石人》是一部與政治完全無關的電影，它的藝術成就也足以使其成為不朽巨著。首先，《大理石人》是一部貫徹“新現實主義”精神與創作方法的傑出電影。影片直接來源於生活。
整部影片在風格上也是嚴格統一的“新現實主義”客觀態度，沒有給多愁善感的“抒情”留下一絲空間。影片的動作都發生在船廠和辦公樓等毫無矯飾的場所，它帶領觀眾仿佛進入了一個偵探情節；影片以紀實採訪的形式，通過攝影機鏡頭冷靜客觀地考量歷史，再加上穿插其間的大量資料紀錄片（50年代一些握緊手中的照相機的人，像拍電影一樣記錄下波蘭歷史的圖片也給創作者以啟發），給人以強大的說服力和震撼性。有評論稱其為“輝煌的新聞體”。 同時《大理石人》也並不僅僅因為新現實主義書寫的政論性與兩個半小時的放映長度，就成其為一部具有歷史價值的“嚴肅的、沉重的”巨片。
影片由於史詩般的氣息、文獻式的風格而略顯枯燥，但它具有豐富的事物分析和提煉了的戲劇框架與重點，以及譏諷明快之特點。在劇作結構上，該片與奧遜·威爾斯的不朽巨著《公民凱恩》的相似之處：一個採訪者（媒體工作者）對一個傳奇歷史人物進行的深入和多面的調查，而受訪者基於本位利益的敘述甚至是相互矛盾和混亂的（乃至拒絕採訪）；在立體的歷史之鏡的碎片鏡像中，真相仿佛漸漸顯露，而影片留下的疑問更加意味深長。但並不因此認為瓦依達在《大理石人》中有意模仿《公民凱恩》 ，兩者的結構有相似之處，但立意與風格卻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體現了對歷史真相鍥而不捨追求的唯物歷史觀，後者卻滲透出對歷史與傳奇充滿懷疑與無奈的虛無主義精神；前者的手段是“紀錄真實”，後者的敘事是夢幻戲劇式的。
有些波蘭評論家認為：瓦依達的作品是“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混合結晶，但又帶有超現實主義和唯美主義的色彩”。西方評論則把他的作品歸入“新浪潮”的範疇，認為它們是“波蘭學派”創作路線的發展。其實，這種浪漫精神在《大理石人》這部著重於諷刺現實、揭露社會陰暗面的影片中也有表現，例如影片的開始和結尾處強烈節奏的流行音樂和跟拍的急速行進鏡頭，在視聽上非常現代化與優美，傳送出飛揚和不屈服的振奮精神，完全不似絕大多數政治影片的沉重和壓抑。這種浪漫主義的樂觀精神，體現在女主人公安格涅什卡的身上，也透過電影體現在導演瓦依達身上，經管影片的批判性結局被閹割，但創作者仍然努力在“許與不許”之間劃下了一個開放性的句號，對歷史負責，對觀眾負責。
瓦依達的《大理石人》給關於反抗屈服的藝術作品以一個偉大的新生。在這裡，歷史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是人們沒有戴假面具也再不是擺出權力壓制下的雙重標準。出於對美好生活的熱情與嚮往，《大理石人》成為了一部為捍衛真理與自由權利而迸發的血肉與心靈反抗的傑出電影。它是生活----一種在最自由、最道德意識下的生活。其實，在《大理石人》中探討的是比政治更大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問題。瓦依達小心地平衡著歷史和道德的爭論。在這架天平的一邊他放上了“人的命運”，在另一端放上了“歷史”，但是並沒有說明哪一端更重。瓦依達只是呈現給人們一個故事，同時給其它別樣的價值觀留下空間。
西方評論
義大利報認為：“影片《大理石人》在東方電影和文化史上，以及在社會主義覺悟史上開創了新的時期，已成為歐洲電影的一個里程碑。它在波蘭的上映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事件。因為這是第一次在東歐影片中，尖銳地控訴了史達林主義。同時也要求我們認識到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裡，控訴史達林主義是光榮的。影片揭示了戰後波蘭的現實。再次把電影從未表現過的人民民主這一主題呈現在我們面前。影片沒有保留任何個人崇拜，沒有遺漏，也沒有袒護任何人。影片不僅僅回憶了殘酷的歲月，提出了一個信任的問題，還向渴望了解父輩情況的年輕人提供了當時的痛苦真情。導演瓦依達向觀眾敘述的內容是尖銳完整的。讓觀眾自己從中得到結論。”
在1978年7月9、10日的《晚報》上，波爾·馬蒂爾寫道：“阿格涅什卡到處尋找布爾庫特，最後在格但斯克發現了一個無名墳墓，但是這場戲被波蘭當局刪掉了。這就讓人猜想到：在1970年12月，當局對造船廠工人的反抗進行血腥鎮壓的日子裡，布爾庫特可能就是倒在波蘭警察槍彈之下的犧牲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