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兩套叢書雖然同名，收書卻無一重複，總計收刊自唐迄晚清著述129種，698卷。除廬山紀事、皇明西江詩選屬外省籍學人編撰外，其他都是江西先哲的著作。從其內容和價值考察，作者履歷各異，志趣不同，著述涉及中華歷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明人小史8種紀錄明代史實，理學類編反映宋明理學思潮等，這顯然表明豫章叢書具有超越區域、涵蓋深宏的重要意義。.由來
眾所周知，江西素有“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之稱，尤其自宋以來，人文鼎盛，著作如林，在全國享有盛譽。然而，長期以來，江西的鄉邦文獻，無論是全集巨編，還是雜著短制，大抵以單行集子的面目出現，甚至只是家刻私藏，未曾流布，有的仍是手稿，不肯輕易示人。若論我國郡邑叢書之濫，當數明代天啟3年（1623）黃岡人樊維城匯刻的鹽邑志林；至清代乾嘉時期，乍川文獻、浦城遺書、台州叢書等相繼刊行；嗣後，嶺南文叢、金華叢書、幾輔叢書、湖北叢書等又紛紛問世。而直到光緒中期，江西的鄉邦文獻尚無匯集和整理，這勢必影響江西文化遺產的承繼流傳，也與江西文化史的盛況殊不相稱。起而擔當大任，改變本土文獻匯刻滯後狀況的人物是陶福履與胡思敬。
陶福履（1853—1911），字稚箕，江西新建人。光緒18年（1892）進士，入翰林，後改戶部主事，歷任湖南慈利、沅江、益陽知縣，著有遠堂文集、稚箕遠堂詩錄等。所編豫章叢書分為三集，分別由歐陽熙、喻震孟、皮錫瑞作序。最後刊刻成書於光緒21年（1895年）。,
胡思敬（1869—1922），字漱唐，晚號退廬居士，江西新昌（今宜豐）人。光緒20年（1894）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後任遼瀋道監察御史、廣東道監察御史。一生著述較多，如退廬疏稿、驢背集、戊戌履霜記、九朝新語、王船山讀通鑑論辨正等，後人編為退廬全集。所編豫章叢書，基本上以經、史、子、集為序。最後成書於1923年。
陶福履“少以詩名”，“於學無所不窺，尤其留意鄉先生遺書”。他在入翰林院的第二年，因母病而請假回鄉，在侍親的同時即開始刊刻豫章叢書。母死，喪事百日完畢，則全力投入這一工作。守孝三年之期，完成了江西鄉邦文獻的第一次匯集和刊刻。關於他彙編和刊刻豫章叢書，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事情的緣起。據為豫章叢書第一集作序的歐陽熙說：他的老師樂平人石景芬（芸齋），感慨當年阮元刊刻皇清經解和撰十三經校勘記，實賴江西人之力，但皇清經解卻未收江西人的著作，於是發願要彙編江西人的經學著作，並叮囑歐陽熙留意，但此願未遂而石景芬已逝。歐陽熙與陶福履談及此事，才知陶福履也早有此願，於是合兩家之書一起編選刻印，並將經學擴大到經、史、子、集四部，名之為豫章叢書。二是編刻豫章叢書的深層目的。喻震孟在豫章叢書第二集的序言中說：當時“學者沉溺於帖括浮濫之中，無人讀書，而古籍之傳者亦日就湮沒。前之人莫由持餉乎後人，後之人無由乞靈於前人，人才之所以日衰，風氣之所以日壞，職是故也。”而皮錫瑞在豫章叢書第三集序言中也說：“君之意在表彰先哲，而津逮後學之功尤偉。”顯然，陶氏之所以編刻豫章叢書，是想借珍貴的先賢遺著的傳播，造就人才，改變風氣。
三是當時陶福履的經濟狀況。著手編刻豫章叢書在陶福履剛入翰林的第二年，後又經母喪，家境並不寬裕。歐陽熙在序言中說：“君甚貧，舊廬尚質於人，羔雁所入，乃以為表彰先哲之用，君為用非所謂賢豪而何耶？”就此三點來看，陶福履編刻豫章叢書的首創之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陶、胡二人彙編叢書，遴擇審慎精當，頗具特點。陶福履的豫章叢書，所收概屬四庫全書未收者，且集中於清代，多為私刻本或家藏抄本、手稿。陶氏在一些書中加了序或跋，述其得失，間或也作考辨。胡思敬的豫章叢書，搜羅廣泛，時代跨度大，而收書原則極嚴。總之，兩套豫章叢書的稀見性、精審性，決定了它們的珍貴性，其價值比之荊山之玉，毫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