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信息
【名稱】《詠懷·楊朱泣歧路》【年代】三國
【作者】阮籍
【體裁】五言詩
作品原文
詠懷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
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
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
蕭索人所悲，禍釁不可辭。
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
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作品鑑賞
理解這首詩的關鍵，在於認清詩中幾個典故的背景和用意。下面先從第三、四句說起。“飄颻”一詞，出於《詩經·豳風·鴟鴞》。《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這一說法則又出於《尚書·金縢》，司馬遷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也曾承用，後人於此都無異說，阮籍的意思也不可能有什麼兩樣。但阮籍在形容周公憂懼之心的“飄颻”二字底下接上“難與期”三字，則非直詠原來的史實可知，這裡只是反其意而用之，對此表示存疑之意。他是另有一番用意才使用這個典故的。
讀者應不難想到周公影射何人——此人指的是曹操。曹操一直把自己比作周公。他也有招納賢士的作風，所以《短歌行》中有句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他也有東征的歷史，所以《苦寒行》中有句曰：“悲哉《東山》詩，悠悠使我哀。”但也由於功高震主，旁人疑其有不臣之心，因而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又說：“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說明他像當年“周公救亂”一樣，怕“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所以有《鴟鴞》中的“風雨所漂搖”之惑。然而不管他怎樣信誓旦旦，援《金縢》以自明，阮籍卻是認為“難與期”而仍然表示不信。
問題是因為曹操決非存心歸政於成王的周公。他實際上只是充當了周文王的角色。
公元212年（建安十七年），曹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如蕭何故事。次年，策為魏公，加九錫。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進爵為魏王。公元217年，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曹丕為魏太子。這時曹操的臣下都已按捺不住了，覺得這齣周公輔成王的滑稽戲不必再演下去了，於是紛紛有人前來勸進。曹操卻說，“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這就表明曹操本人不想再去改演其他角色，他已把未來的武王——曹丕安排在接班人的位子上了。
果然，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去世，同年十月曹丕代漢稱帝。一切都在曹操的計畫之中。歷史的發展表明，“曹公”自明心跡的《金縢》之言，自不能信以為真。
但當代的這位周武王卻並非使用武力奪取天下，因為漢室太衰弱了，於是這一次的改朝換代採取了武戲文唱的方式，曹丕迫使漢獻帝用禪讓的名義交出了劉氏天下。
曹氏父子苦心籌劃的目的實現了。《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黃初元年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說明他是多么躊躇滿志。因為曹氏上下兩代取得政權時沒有採取什麼粗野的手段，他們都是以聖人的姿態臨朝親政的。
但這樣的禪讓與原來意義上的禪讓畢竟相去太遠了。按“禪讓”一詞，古代亦作“揖讓”，《韓非子·八說》曰：“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先秦諸子於此有類似的陳述，認為堯之禪舜，舜之禪禹，都發生在遠古時代，那時風俗淳樸，原來的君主確是真心實意地在讓賢。只是此風一開，後代那些覬覦權位的人卻常是利用“禪讓”的名義竊取政權，逼迫主子讓出君位了。就在春秋、戰國之時，也就多次出現過“禪讓”的事件，例如燕國的子之曾用權術誘使王噲讓出君位，真的實現了異姓之間的“揖讓”。
後代那些充滿著奸詐手腕的“禪讓”，已經把古代那種充滿著光明正大的優美感情的“禪讓”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堯、舜、禹之間那種出之於公心的美好政治理想，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所以阮籍慨嘆地說“揖讓長離別”矣！
曹操為了牢固地控制漢獻帝，不讓宮廷中再次出現伏後事件，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時還把三個女兒許配給劉姓天子。夫婦好合，“燕婉之求”，這本來是人生的美事，然而這種出於政治需要的結合，首先考慮的是有關政權得失的利害關係，所以阮詩在“揖讓”“飄颻”之後又接上了“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二句，把婚姻問題和國家存亡之事聯繫了起來。按“燕婉”一詞，出於《詩經·邶風·新台》，用來指稱婚姻之事，那是沒有什麼疑義的。這次曹、劉之間的聯姻事件隨後又有了新的發展，所以阮籍引用了歷史上的另一個典故，指出它漂亮的帷幕下掩蓋著的悲劇性質。
所謂“趙女媚中山”，本事出於《呂氏春秋·孝行覽·長攻》篇，說的是春秋時期通過婚姻而進行的一項陰謀勾當。趙襄子承他父親趙簡子的遺教，謀取代王的國土。他利用“代君好色”的弱點，“以其弟姊妻之”，然後“謁於代君而請觴之”，席間殺了代君及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這一事件還記載在《史記·趙世家》中。阮詩誤以“代”為“中山”，則是由於魏晉南北朝時的詩人使用典故時比較隨便，還不注意考訂的緣故。（參看黃節《讀阮嗣宗詩札記》，蕭滌非筆記，載《讀詩三札記》）
趙女發現自己受了欺騙。她的出嫁與人，只是出於父兄政治上的需要，對於她個人的幸福，沒有加以一絲考慮，她的悲憤，是可想而知的。女子出嫁從夫，她的利害得失，已與丈夫的地位結合起來，這時她自然會站在夫家的立場來反對兄弟的逼迫。阮籍的這個典故用得非常貼切。現實生活中的那位“趙女”，已經立為漢帝皇后的曹節，對於曹丕的逼迫也是悲憤異常，站在劉家的立場予以嚴厲的譴責。《後漢書·（獻穆曹）皇后紀》曰：“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後怒不與。如此數輩，後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柞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大約要數這位被充作“媚”物的曹女，對乃兄“禪讓”時玩弄的手腕，那種兇惡而又出之以偽善的表演，知之最深，因而厭惡特甚的了。
什麼周公的《金縢》之志，什麼舜禹的揖讓之軌，在後代歷史中就沒有出現過。“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這是詩人的感受，也是活生生的現實。
曹女充當父兄的政治工具，從出嫁那天起就並非單純為了燕婉之情。她與漢獻帝的結合，關係到國家的或存或亡，然而“禍釁”終究“不可辭”，原因在於“謙柔愈見欺”。這時的漢室帝後已經完全喪失了自衛的能力，只能為號稱“周公”、“舜”、“禹”的野心家所擺布，叫他們演出什麼戲就照本宣科。“蕭索人所悲”，何況那些身臨其境的人，曹女只能“涕泣橫流”，而敏感的詩人也就“怵惕常若驚”了。
《文心雕龍·事類》篇中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阮籍在《詠懷》詩其二十中援用上述幾件“古”事，它所證明的“今”事，只能指曹氏父子與漢獻帝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別無他事可作解釋。因為司馬氏父子沒有把女兒許配過曹氏的三位幼主。
但阮籍寫作這詩可也不能理解為只是針對曹氏一家而言。他所抒發的鬱憤，如此深沉，如此真切，因為他在現實生活中也有親身的感受，他對此有切膚之痛。
“揖讓”“飄颻”等事，不光發生在漢末魏初，而且在他眼前又一次地重現了。司馬氏父子儼然是當代的“周公”，而且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重演“舜禹之事”。不幸的是，阮籍本人也給捲入了這一歷史事件之中。
權臣的謀取政權，完成“禪讓”的典禮，事先總要經過一道封王、加九錫的手續，表示他功烈輝煌，可以繼承前朝基業而無愧。公元263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四年），司馬昭進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完成了“禪讓”前的準備。而這篇勸說司馬昭接受殊禮的大作，卻是出於阮籍的手筆。這也就是保存在《文選》中的《為鄭沖勸晉王箋》一文。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父子三人的陰險毒辣，又遠遠地超過了曹氏父子。阮籍對於這一些政治活動的用意，自然洞若觀火。他是非常不願意幹這違心的勾當，但由於他文名太大，而諂媚逢迎如司空鄭沖之流卻偏要借重他的文章來勸進，阮籍雖想托醉推辭，無奈那些人偏不肯放過，還要派人前來催逼，阮籍深知此中利害，也就不再採取消極抵制的辦法，一氣呵成草成此文呈上。就在這一年阮籍也就去世了，因而未能看到後年演出的“禪讓”大典，但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他對跟前發生、親身經歷的事有著極為深刻的體會。
這就可以回到詩的開端來了。“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阮籍引用《淮南子·說林篇》中的這兩個故事，列於全詩之首，抒寫他的心情，定下了一個悲慨的基調。人在紛亂的政局中徬徨。面前的歧路，可以往南，可以往北，稍一不慎就會誤入歧途；本色的素絲，可以染黃，可以染黑，浮華的外形常是掩蓋著本質。世事翻覆，無所定準。自命忠誠的人，卻包藏著禍心；進行齷齪勾當時，卻穿戴起神聖的黻冕。冷眼旁觀的人，既不能退出舞台，有時還不得不前去充當不愉快的角色。阮籍有感於此，自然要既悲且泣了。
阮籍本是局外的人，與“禪讓”雙方都沒有什麼深的關係，也不像那些趨炎附勢的人那樣想要從中得利，然而世事如此，不由自主，污穢的政治漩渦，硬是把他捲入其中，於是他在詩的結束時沉痛地提出了問號：“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這是發自內心的悲嘆：生逢亂世，何以保此沾白之軀？
沈德潛《說詩晬語》曰：“阮公《詠懷》，反覆另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傲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但若掌握住作者思緒的脈絡，聯繫其時代背景，則還是有可能推究其用意之所在。即如這一首《詠懷》詩，似乎迷離恍惚，不可捉摸，然而試作探究，則又覺得章法甚明，每一句話都可以找到著落。只是詩中的寓意大家總是視而不見，原來過去的研究工作者總是有一種成見，以為阮籍乃阮瑀之子，而阮瑀是曹操的僚佐，因此大家都把他看作忠於曹魏政權、反對司馬氏父子的堅定分子。這種看法有其合理的地方，阮籍確是不滿於司馬氏父子的弄權，同情於曹氏子孫的蕭索，但他既未受知於曹氏，也不願為司馬氏出力，用詩中的話來說，他只是一名“嗟嗟塗上士”罷了。阮籍是受老莊思想影響很深的人，齊物等量，並不忠於一家一姓，因此他既不是司馬氏的佞臣，也不去做曹氏的忠臣，後人硬要把他歸入曹魏陣營之中，有些篇章也就難於作出解釋了。
阮籍“本有濟世志”，對自魏明帝起的腐敗風氣甚為不滿，這在《詠懷》詩中有所發抒，前人也已指出，但他對曹操、曹丕加以抨擊，卻是從未有人想到過。其實阮籍持有這種觀點也是容易理解的。《晉書》本傳上說他“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可以想見，他對當代那些逐鹿之徒不會看得比“豎子”還高明的。“豎子”之中，也可以包括曹操父子和司馬懿父子。
阮籍眼界開闊，好作哲理上的探索。他在《詠懷》詩中的見解，統觀古今世交，洞察當前人情，因而悲憤鬱塞，歌哭無端。鍾嶸《詩品》評其詩曰：“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也就點明了《詠懷》詩的特點：言雖淺近易曉，然而寄託的理想，抒發的感情，卻是俯仰今古，感喟莫名。
古往今來，在君權的爭奪上演出了一幕幕的醜劇，使他感到由衷的厭惡，於是他構想有那么一個社會，沒有君臣之別，沒有強弱之分，大家都能順其自然，盡其天年。《大人先生傳》中形容這種無君的社會是：“明者不以智勝，暗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這種政治理想，正是他在多次經歷了“周公見志”“舜禹揖讓”之後才提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