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懷·楊朱泣歧路》

《詠懷·楊朱泣歧路》

《詠懷·楊朱泣歧路》 - 作品鑑賞理解這首詩的關鍵,在於認清詩中幾個典故的背景和用意。下面先從第三、四句說起。“飄颻”一詞,出於《詩經·豳風·鴟鴞》。《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作品信息

【名稱】《詠懷·楊朱泣歧路》
【年代】三國
【作者】阮籍
【體裁】五言詩

作品原文

詠懷
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
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
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
蕭索人所悲,禍釁不可辭。
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
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作品鑑賞

理解這首詩的關鍵,在於認清詩中幾個典故的背景和用意。下面先從第三、四句說起。
“飄颻”一詞,出於《詩經·豳風·鴟鴞》。《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這一說法則又出於《尚書·金縢》,司馬遷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也曾承用,後人於此都無異說,阮籍的意思也不可能有什麼兩樣。但阮籍在形容周公憂懼之心的“飄颻”二字底下接上“難與期”三字,則非直詠原來的史實可知,這裡只是反其意而用之,對此表示存疑之意。他是另有一番用意才使用這個典故的。
讀者應不難想到周公影射何人——此人指的是曹操。曹操一直把自己比作周公。他也有招納賢士的作風,所以《短歌行》中有句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他也有東征的歷史,所以《苦寒行》中有句曰:“悲哉《東山》詩,悠悠使我哀。”但也由於功高震主,旁人疑其有不臣之心,因而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又說:“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說明他像當年“周公救亂”一樣,怕“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所以有《鴟鴞》中的“風雨所漂搖”之惑。然而不管他怎樣信誓旦旦,援《金縢》以自明,阮籍卻是認為“難與期”而仍然表示不信。
問題是因為曹操決非存心歸政於成王的周公。他實際上只是充當了周文王的角色。
公元212年(建安十七年),曹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如蕭何故事。次年,策為魏公,加九錫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進爵為魏王。公元217年,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曹丕為魏太子。這時曹操的臣下都已按捺不住了,覺得這齣周公輔成王的滑稽戲不必再演下去了,於是紛紛有人前來勸進。曹操卻說,“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這就表明曹操本人不想再去改演其他角色,他已把未來的武王——曹丕安排在接班人的位子上了。
果然,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去世,同年十月曹丕代漢稱帝。一切都在曹操的計畫之中。歷史的發展表明,“曹公”自明心跡的《金縢》之言,自不能信以為真。
但當代的這位周武王卻並非使用武力奪取天下,因為漢室太衰弱了,於是這一次的改朝換代採取了武戲文唱的方式,曹丕迫使漢獻帝用禪讓的名義交出了劉氏天下。
曹氏父子苦心籌劃的目的實現了。《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黃初元年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說明他是多么躊躇滿志。因為曹氏上下兩代取得政權時沒有採取什麼粗野的手段,他們都是以聖人的姿態臨朝親政的。
但這樣的禪讓與原來意義上的禪讓畢竟相去太遠了。按“禪讓”一詞,古代亦作“揖讓”,《韓非子·八說》曰:“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先秦諸子於此有類似的陳述,認為堯之禪舜,舜之禪禹,都發生在遠古時代,那時風俗淳樸,原來的君主確是真心實意地在讓賢。只是此風一開,後代那些覬覦權位的人卻常是利用“禪讓”的名義竊取政權,逼迫主子讓出君位了。就在春秋、戰國之時,也就多次出現過“禪讓”的事件,例如燕國的子之曾用權術誘使王噲讓出君位,真的實現了異姓之間的“揖讓”。
後代那些充滿著奸詐手腕的“禪讓”,已經把古代那種充滿著光明正大的優美感情的“禪讓”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堯、舜、禹之間那種出之於公心的美好政治理想,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所以阮籍慨嘆地說“揖讓長離別”矣!
曹操為了牢固地控制漢獻帝,不讓宮廷中再次出現伏後事件,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時還把三個女兒許配給劉姓天子。夫婦好合,“燕婉之求”,這本來是人生的美事,然而這種出於政治需要的結合,首先考慮的是有關政權得失的利害關係,所以阮詩在“揖讓”“飄颻”之後又接上了“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二句,把婚姻問題和國家存亡之事聯繫了起來。按“燕婉”一詞,出於《詩經·邶風·新台》,用來指稱婚姻之事,那是沒有什麼疑義的。這次曹、劉之間的聯姻事件隨後又有了新的發展,所以阮籍引用了歷史上的另一個典故,指出它漂亮的帷幕下掩蓋著的悲劇性質。
所謂“趙女媚中山”,本事出於《呂氏春秋·孝行覽·長攻》篇,說的是春秋時期通過婚姻而進行的一項陰謀勾當。趙襄子承他父親趙簡子的遺教,謀取代王的國土。他利用“代君好色”的弱點,“以其弟姊妻之”,然後“謁於代君而請觴之”,席間殺了代君及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這一事件還記載在《史記·趙世家》中。阮詩誤以“代”為“中山”,則是由於魏晉南北朝時的詩人使用典故時比較隨便,還不注意考訂的緣故。(參看黃節《讀阮嗣宗詩札記》,蕭滌非筆記,載《讀詩三札記》)
趙女發現自己受了欺騙。她的出嫁與人,只是出於父兄政治上的需要,對於她個人的幸福,沒有加以一絲考慮,她的悲憤,是可想而知的。女子出嫁從夫,她的利害得失,已與丈夫的地位結合起來,這時她自然會站在夫家的立場來反對兄弟的逼迫。阮籍的這個典故用得非常貼切。現實生活中的那位“趙女”,已經立為漢帝皇后的曹節,對於曹丕的逼迫也是悲憤異常,站在劉家的立場予以嚴厲的譴責。《後漢書·(獻穆曹)皇后紀》曰:“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後怒不與。如此數輩,後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柞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大約要數這位被充作“媚”物的曹女,對乃兄“禪讓”時玩弄的手腕,那種兇惡而又出之以偽善的表演,知之最深,因而厭惡特甚的了。
什麼周公的《金縢》之志,什麼舜禹的揖讓之軌,在後代歷史中就沒有出現過。“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這是詩人的感受,也是活生生的現實。
曹女充當父兄的政治工具,從出嫁那天起就並非單純為了燕婉之情。她與漢獻帝的結合,關係到國家的或存或亡,然而“禍釁”終究“不可辭”,原因在於“謙柔愈見欺”。這時的漢室帝後已經完全喪失了自衛的能力,只能為號稱“周公”、“舜”、“禹”的野心家所擺布,叫他們演出什麼戲就照本宣科。“蕭索人所悲”,何況那些身臨其境的人,曹女只能“涕泣橫流”,而敏感的詩人也就“怵惕常若驚”了。
《文心雕龍·事類》篇中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阮籍在《詠懷》詩其二十中援用上述幾件“古”事,它所證明的“今”事,只能指曹氏父子與漢獻帝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別無他事可作解釋。因為司馬氏父子沒有把女兒許配過曹氏的三位幼主。
但阮籍寫作這詩可也不能理解為只是針對曹氏一家而言。他所抒發的鬱憤,如此深沉,如此真切,因為他在現實生活中也有親身的感受,他對此有切膚之痛。
“揖讓”“飄颻”等事,不光發生在漢末魏初,而且在他眼前又一次地重現了。司馬氏父子儼然是當代的“周公”,而且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重演“舜禹之事”。不幸的是,阮籍本人也給捲入了這一歷史事件之中。
權臣的謀取政權,完成“禪讓”的典禮,事先總要經過一道封王、加九錫的手續,表示他功烈輝煌,可以繼承前朝基業而無愧。公元263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四年),司馬昭進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完成了“禪讓”前的準備。而這篇勸說司馬昭接受殊禮的大作,卻是出於阮籍的手筆。這也就是保存在《文選》中的《為鄭沖勸晉王箋》一文。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父子三人的陰險毒辣,又遠遠地超過了曹氏父子。阮籍對於這一些政治活動的用意,自然洞若觀火。他是非常不願意幹這違心的勾當,但由於他文名太大,而諂媚逢迎如司空鄭沖之流卻偏要借重他的文章來勸進,阮籍雖想托醉推辭,無奈那些人偏不肯放過,還要派人前來催逼,阮籍深知此中利害,也就不再採取消極抵制的辦法,一氣呵成草成此文呈上。就在這一年阮籍也就去世了,因而未能看到後年演出的“禪讓”大典,但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他對跟前發生、親身經歷的事有著極為深刻的體會。
這就可以回到詩的開端來了。“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阮籍引用《淮南子·說林篇》中的這兩個故事,列於全詩之首,抒寫他的心情,定下了一個悲慨的基調。人在紛亂的政局中徬徨。面前的歧路,可以往南,可以往北,稍一不慎就會誤入歧途;本色的素絲,可以染黃,可以染黑,浮華的外形常是掩蓋著本質。世事翻覆,無所定準。自命忠誠的人,卻包藏著禍心;進行齷齪勾當時,卻穿戴起神聖的黻冕。冷眼旁觀的人,既不能退出舞台,有時還不得不前去充當不愉快的角色。阮籍有感於此,自然要既悲且泣了。
阮籍本是局外的人,與“禪讓”雙方都沒有什麼深的關係,也不像那些趨炎附勢的人那樣想要從中得利,然而世事如此,不由自主,污穢的政治漩渦,硬是把他捲入其中,於是他在詩的結束時沉痛地提出了問號:“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這是發自內心的悲嘆:生逢亂世,何以保此沾白之軀?
沈德潛《說詩語》曰:“阮公《詠懷》,反覆另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傲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但若掌握住作者思緒的脈絡,聯繫其時代背景,則還是有可能推究其用意之所在。即如這一首《詠懷》詩,似乎迷離恍惚,不可捉摸,然而試作探究,則又覺得章法甚明,每一句話都可以找到著落。只是詩中的寓意大家總是視而不見,原來過去的研究工作者總是有一種成見,以為阮籍乃阮瑀之子,而阮瑀是曹操的僚佐,因此大家都把他看作忠於曹魏政權、反對司馬氏父子的堅定分子。這種看法有其合理的地方,阮籍確是不滿於司馬氏父子的弄權,同情於曹氏子孫的蕭索,但他既未受知於曹氏,也不願為司馬氏出力,用詩中的話來說,他只是一名“嗟嗟塗上士”罷了。阮籍是受老莊思想影響很深的人,齊物等量,並不忠於一家一姓,因此他既不是司馬氏的佞臣,也不去做曹氏的忠臣,後人硬要把他歸入曹魏陣營之中,有些篇章也就難於作出解釋了。
阮籍“本有濟世志”,對自魏明帝起的腐敗風氣甚為不滿,這在《詠懷》詩中有所發抒,前人也已指出,但他對曹操、曹丕加以抨擊,卻是從未有人想到過。其實阮籍持有這種觀點也是容易理解的。《晉書》本傳上說他“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可以想見,他對當代那些逐鹿之徒不會看得比“豎子”還高明的。“豎子”之中,也可以包括曹操父子和司馬懿父子。
阮籍眼界開闊,好作哲理上的探索。他在《詠懷》詩中的見解,統觀古今世交,洞察當前人情,因而悲憤鬱塞,歌哭無端。鍾嶸《詩品》評其詩曰:“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也就點明了《詠懷》詩的特點:言雖淺近易曉,然而寄託的理想,抒發的感情,卻是俯仰今古,感喟莫名。
古往今來,在君權的爭奪上演出了一幕幕的醜劇,使他感到由衷的厭惡,於是他構想有那么一個社會,沒有君臣之別,沒有強弱之分,大家都能順其自然,盡其天年。《大人先生傳》中形容這種無君的社會是:“明者不以智勝,暗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這種政治理想,正是他在多次經歷了“周公見志”“舜禹揖讓”之後才提出來的。

作者簡介

阮籍 (210-263)三國魏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尉氏縣)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曾為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為人志氣宏放,博覽群書,尤好老子和莊子的哲學。愛飲酒,能長嘯,善彈琴。文學藝術才能超群。與嵇康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蔑視禮教,政治上則采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司馬氏多所牴牾。阮籍的詩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學成就,詩多五言,對當時黑暗現實多所譏刺,辭語隱約,主要是五言《詠懷詩》82首。原有集13卷,已佚。明代曾出現多種輯本,張溥輯有《阮步兵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作品今存賦6篇、散文較完整的9篇、詩90餘首。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