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銘解義》

《西銘解義》是由宋代學者朱熹撰的一部文學著作，這本書含義深厚，內容動人，感情真摯，是一本能夠引起讀者深思的書籍，很值得我們去鑑賞。

宋代學者朱熹撰。張載的《西銘》把天道與人道聯繫起來，為理學本體論的建構提供了基本的邏輯框架，因此受到二程和朱熹的極力推崇，程顥甚至認為“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二程遺書》卷二）。朱熹為《西銘》作解，目的在將其進一步理論化，納入理學的理論體系。
二程以為，《西銘》之精要在“明理一而分殊”，朱熹則用“理一分殊”對《西銘》作出詮釋。“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這實際是理學思想的一個高度概括。他從社會人倫的角度對此再作申說，指出：“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個，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很顯然，“理一分殊”的要義在維護等級社會的倫理秩序。朱熹認為，《西銘》的魅力，就在於它的精緻和簡易，“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
朱熹作《西銘解》也是有感而發的，他自己說是因楊時的信而寫的，實際上針對陸九淵心學一派貶低《西銘》的議論而言的。朱熹此文作於乾道八年（１１７２），但並未公之於眾。到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朱熹才將它出以示人，是因為“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目的在於使這些人“知其未可以輕議也”。後人又將《西銘解》與朱熹的跋語合稱為《西銘論》。
《西銘解》收入《朱文公文集》中，中華書局出版的《張載集》附錄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