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貶黃州《蘇子瞻風雪貶黃州》，描寫蘇軾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的故事，對封建官場的黑暗和世態炎涼，都有所揭露。如寫御史李定用斷章取義、曲解原作的手法，彈劾蘇軾"托吟詠而謗訕朝廷"。又如寫蘇軾謫居黃州時，楊太守對他冷酷無情。當他奉詔回朝時，楊又趕來巴結。作者通過蘇軾的遭遇,鞭撻了"清濁不分,仁義不存"、"仗富欺貧，倚勢欺人"的黑暗社會現象。
此劇藝術上也有特色,第二折寫蘇軾在風雪中走向黃州,"潑墨雲垂四野，鑄銀河插半天，把人間番做了廣寒宮殿"，"可做了雪擁藍關馬不前,哽咽無言",情景交融。這些文詞頗為舊時曲論家所推崇，甚至嘆為元人雜劇的"觀止"。不過作為戲劇，費唐臣的作品結構比較鬆散，這是其缺點。
考辨
貶黃州《貶黃州》也是改《宋史》中蘇軾於湖州任因詩諷王安石新法，遭李定等人構諂獲罪後貶黃州為蘇軾與王安石不合，由內翰直貶黃州。這些改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元代歷史劇似乎與歷史史實相去甚遠，及至大相逕庭，甚或至風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這一方面是由於戲劇這一文學樣式的特殊要求所致，劇作家在取歷史題材成戲劇作品時，考慮其表演性、趣味性等特點，勢必對史實有所增刪編改；加之元雜劇一本四折的體例對題材選擇多有限制，也不可能按歷史原貌全面地展示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另一方顢，以作家對歷史史實的取捨改編標準及這些歷史劇作所反映出的精神面貌來看，他們大多是為了契合自己的創作目的和意願，有意識地去改變史實以借古論今，而這也是元代歷史劇創作特點最突出的方面，即強烈的主觀性和現實性。
貶黃州《貶黃州》中蘇軾的看破塵世而棄絕聖命，選擇歸隱，蘇秦、買臣、王粲的指斥惡俗小人等都體現出這一特點。所謂“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情，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流露於其問。”。也如鄭振鐸所言：“那些戲劇的題材，儘管說的是秦皇、漢武，寫的是楊妃、昭君，唱的是關大王、黑旋風，歌頌的是包龍圖、王倚然，……然而在這一切人物與情節的裡面，卻刻骨鏤膚地印上了元這一代的社會情態——任怎樣也抹拭不去，挖改不掉。”(《論元人所寫商人士子妓女之間的三角戀愛劇》)因此，元人歷史劇創作與現實緊密整個融合的特點是極為突出的，成了元歷史劇的獨特“家法”。
貶黃州《貶黃州》中蘇軾歷經磨難，再被召回重又顯貴後。沒有前三劇文人得志後的志得意滿，而是冷靜自思“那裡顯騷人俊。到不如農夫蠢，繞流水孤村，聽罷漁樵論。閉草戶柴門，做一個清閒自在人”。對不再有“天子重儒臣”而世上都是“為富不仁”，傲貧諂富，“貧無義富無恩”的現狀不能再抱幻想後辭官歸隱。
《貶黃州》中蘇軾平時是“氣志昂昂，不肯屈於人”，來到黃州後卻只能“怕不待閒爭氣，赤緊的難存濟，我則索折腰為米。”
《貶黃州》中王安石也由歷史上的一個進步的政治家變成一個心胸狹隘、惡意構諂忠直之士的小人；劇中文人不管是先秦兩漢還是魏晉隋唐都以“赴選場”、“金榜題名”做為自己獲得富貴榮華的途徑。正如明人凌廷堪《論曲絕句》32首中所說：“仲宣忽作中郎婿，裴度曾為白相翁。若使弳弳征史傳，元人格律逐飛篷。”這些明顯的“失史”應該與雜劇產生於社會底層、觀眾多為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有關，其所呈現的還只是史劇創作主觀性特點的表層意向。所謂：“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求似”即元歷史劇的現實性或時代特色才是元歷史劇創作主觀性的真正追求。它既包括劇作中所展示的元代生活的特點，也包括劇作所蘊含的文化心理特徵。
作者
費唐臣，元代戲曲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卒年字號均不詳。其父費君祥，曾與關漢卿交遊，撰有雜劇《才子佳人菊花會》一種。費唐臣撰有雜劇三種，其中《斬鄧通》、《漢丞相韋賢□金》已佚，冤案
烏台詩案烏台詩案，是北宋年間的一場文字獄，結果蘇軾被抓進烏台，被關4個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獄受審。所謂“烏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台”。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乃稱烏台。所以此案稱為“烏台詩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