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溪詩帖》

《苕溪詩帖》

《苕溪詩帖》是北宋傑出書法家米芾的代表作之一。

簡介

《苕溪詩帖》全帖《苕溪詩帖》全帖
苕溪詩卷》全帖,紙本,行書,縱30.3厘米,橫189.5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全卷35行,共394字,末署年款"元戊辰八月八日作",知作於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公元1088年),時米芾38歲。開首有句"將之苕溪戲作呈諸友,襄陽漫仕黻"。知所書為自撰詩,共6首。
此卷用筆中鋒直下,濃纖兼出,落筆迅疾,縱橫恣肆。尤其運鋒,正、側、藏、露變化豐富,點畫波折過渡連貫,提按起伏自然超逸,毫無雕琢之痕。其結體舒暢,中宮微斂,保持了重心的平衡。同時長畫縱橫,舒展自如,富抑揚起伏 變化。通篇字型微向左傾,多攲側之勢,於險勁中求平夷。全卷書風真率自然,痛快淋漓,變化有致,逸趣盎然,反映了米芾中年書的典型面貌。吳其貞《書畫記》評此帖曰:"運筆瀟灑,結構舒暢,蓋教顏魯公化公者。"道出了此書宗法,顏真卿又自出新意的藝術特色。
此卷末有其子米友仁跋:"右呈諸友等詩,先臣芾真足跡,臣米友仁鑑定恭跋。"後紙另有明李東陽跋。據鑑藏印記,知此帖曾藏入南宋紹興內府,明楊士奇、陸水村、項元汴諸家,後入清乾隆內府,並刻入《三希堂法帖》。該帖叢30.3厘米,橫189.5厘米,系米芾游苕溪(今浙江湖州)時詩作。此帖運筆瀟灑,結構舒暢。這件作品已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一件名作,現藏於北京故宮愽物院。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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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溪詩帖
將之苕溪,戲作呈諸友。襄陽漫仕黻。
松竹留因夏,溪山去為秋。久賡白雪詠,更度采菱謳。縷會(此字誤書旁註卜乃點去符號)玉鱸堆案,團金橘滿洲。水宮無限景,載與謝公游。
半歲依修竹,三時看好花。懶傾惠泉酒,點盡壑源茶。主席多同好,群峰伴不嘩。朝來還蠹簡,便起故巢嗟。
余居半歲,諸公載酒不輟。而余以疾,每約置膳清話而已,復借書劉、李,周三姓。
好懶難辭友,知窮豈念通。貧非理生拙,病覺養心功。小圃能留客,青冥不厭鴻。秋帆尋賀老,載酒過江東。
仕倦成流落,游頻慣轉蓬。熱來隨意住,涼至逐緣東。入境親疏集,他鄉彼此同。暖衣兼食飽,但覺愧梁鴻。
旅食緣交駐,浮家為興來。句留荊水話,襟向卞峰開。過剡如尋戴,游梁定賦枚。漁歌堪畫處,又有魯公陪。
密友從春拆,紅薇過夏榮。團枝殊自得,顧我若含情。漫有蘭隨色,寧無石對聲。卻憐皎皎月,依舊滿舡行。
元佑戊辰八月八日作。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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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溪詩帖》頗得“二王”筆法,尤以獻之外拓用筆為主。“內◆”與“外拓”兩種筆法各具特色:前者以腕力控筆,線條沉實,中宮聚攏,故稱骨勝之書;後者運筆飛揚而筋力暗斂,欹側多態,意趣悠然,又稱筋勝之書。《苕溪詩帖》用筆爽利,灑脫不拘,多取側鋒,靈巧多變,行筆波折雖多而速度不減,故線條勁挺有力,既賞心悅目,又耐人尋味。

米芾用筆多變,曾自詡“善書者只有一筆,我獨有四面。”即用正、側、藏、露不同穎鋒入紙,使整幅作品長短、輕重、仰偃、間距、起筆、收筆不主故常,各具姿態。試看《苕溪帖》墨跡,字的起筆往往頗重,到中間稍輕,遇到轉折時提筆側鋒直轉而下,予人八面生姿、沉著痛快之感。每字結體修長,下半部微向右傾,如玉樹臨風,搖曳生情。左右、上下結構的字,強化開合向背,或左擒而右縱,或上斂而下放。“游”、“蓬”、“過”等字“走之旁”形態各異,如掛帆滄海——“依舊滿船行”(米芾詩名)!章法上除起首交待“戲作”緣起及書者名款占兩行、卷末記錄書寫年月占一行外,所作六首詩順勢承應,各成一“章”,得“縝密”之妙;各“章”之間留有空白,有“疏朗”之美。又有小行書“夾注”其間,雖非有意為之,但已盡顯錯落參差之美。通篇觀來,大小、疏密、欹正……隨勢生形,一氣呵成,純任天機。正如宋人朱熹所言:“天馬行空,追風逐雲,雖不可范以馳驅,要自不妨痛快。”當然,帖中某些字欹斜過甚,如倒數第三行“對聲”等字,有欲倒之勢,恐為人垢病。明代吳寬就直指米書“習氣”為“猛厲奇偉,終墜一偏之失”。

米芾《苕溪詩帖》如風檣陣馬,沉著痛快,與《蜀素帖》並稱米書“雙璧”,影響巨大。米芾子米友仁、南宋吳琚、金代王庭筠等人之書均以畢肖米書著稱。

傳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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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1964年的某個清晨,一位操東北口音的青年攜一土布包袱一腳踏進北京玻璃廠的榮寶齋,那位青年怯生生的說要賣掉包袱里的東西。店員打開包袱一看,不禁大吃一驚,這包袱里的三十餘件字畫,雖說不上件件珍稀,但李公麟的《三馬圖》題跋、北宋范仲淹《師魯二札》已屬罕見之寶,再翻將下去,已有多處殘缺的米芾《苕溪詩帖》便雜陳其間。店員一見如此瑰寶薈萃,料想到此批文物的收藏者必定是精於斯道的懂行就市的人物,於是店員一方面安撫來人先歇歇氣,稍事休息,與來人問價聊天,一方面趕緊向主管領導等逐級匯報情況,惟恐賣字畫的“神秘青年”變卦而走脫。

店員問青年哪裡人氏?青年答道:哈爾濱人。店員繼續問:“這些東西你打算多少錢才出售?”青年人說:“給1500元吧。”

店員們心裡清楚:如此貴重的東西何止價值1500元,但這話不能明說,如果說在當面,青年人可能認為奇貨可居而產生惜售心理,那樣可能適得其反。事已至此,店員與營業科負責人商議只能採取“智取方略”,才能確保送上門的文物不再流落民間,便與青年說:“你要的價稍微高了一些,1500元不是小數,待會呢,我們再請專家鑑定一下真偽,如果是真東西呢,那么也物有所值,榮寶齋是國家經營單位,也不會讓你個人吃虧。這樣吧,你先把東西帶上,也快到吃中午飯的時間了,下午收與不收都給你一個準信,你到三點再過來商談價格的事情好不好?”

店員有意把話題轉向價格方面,示意他榮寶齋是國家文物回收指定單位,不會在小利益上損害貢獻文物者利益的,這無疑給賣字畫的“神秘青年”吃了定心丸。

此招一出,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也為之心不落底,生怕稍有閃失,讓上門的青年給嚇跑了,那將前功盡棄,後果不堪構想。

結果下午三點那位青年準時來到榮寶齋,時任榮寶齋的經理侯愷先生稍稍鬆了口氣說:“你賣這些字畫我們看過了(鑑定),準備收,就是價格的問題,1400元你看賣不賣?”

沒想到那青年眼裡閃過一絲興奮的神彩,爽快的說:“賣!”

大概1400元與當時青年人所期許的價格相差無己的緣故吧。就這樣,頃刻間,青年人辦理了手續,急匆匆的消失在玻璃廠的人流中。

榮寶齋上下欣喜的同時,經理侯愷認為,這批文物的回收確確實實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莫說1400元,即便是14000元也不為過,1400元的價格與文物的實際價值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故報請國務院有關領導,希望給予獻寶的青年以獎勵。但由於那青年懼怕留真地址而最後惹火上身,地址欠詳。不幸的是,接著的四清運動和十年浩劫,竟使“神秘青年”獻寶這件事成了一樁榮寶齋人員記憶里的驚心動魄的往事。

《苕溪詩帖》現身京城的訊息不脛而走,京華文博部門、書畫家及國務院領導知悉青年獻寶的細節後均激動不已。當時在場的書畫鑑定專家楊仁愷先生說:“國家文物如果存藏於民間,其保護措施及安全係數均沒有足夠的保障,這批文物的回流,尤其是《苕溪詩帖》的失而復得,是劫後餘生的萬幸!這宗文物的背後肯定還有鮮為人知的曲折故事。”

事實印證了楊仁愷先生的猜測說法。改革開放後的上世紀九十年代,經記者探尋採訪,終於找到了哈爾濱當年獻寶的青年人及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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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秘青年”的父親曾留學德國和法國,盧溝橋事變後回國,在張學良北京辦公處工作。1945年9月8日,他告別家人,與朋友駱大昭、王學武一起去吉林長春探望老師拜會校友。那時,正值日本投降不久,長春大街上許多小攤販手裡都有從偽滿故宮流散而出的文物,“神秘青年”的父親深知“盛世文物亂世黃金”的道理以及書畫文物的價值,便憑著獨特的鑑賞能力不惜代價買下了一批古舊字畫準備帶回哈爾濱收藏。

孰知這些文物竟給“神秘青年”的父親帶來了殺身之災。“神秘青年”的父親在遼寧營口附近鐵路遇害猝死。原來,與“神秘青年”的父親同行的駱大昭為了達到獨吞古字畫的目的而包藏禍心,最後竟殺人越貨潛逃。“神秘青年”的母親告發了駱大昭的罪行,駱大昭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駱大昭執行槍決的當天,那批文物發還給了“神秘青年”一家,這便是:一宗文物兩條命,殺機只緣私心生。機關算盡難辭咎,害人害己害前程。

轉眼已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神秘青年”的母親每逢打開這宗文物便睹物思人,悲從中來,她日漸感到私人文物之藏實是“燙手的山藥”,在家裡放著極不安全,不如為文物找個最合適的下家。於是,在其母授意下,“神秘青年”赴京,才出現了榮寶齋“神秘青年”獻寶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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