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版(2011年1月1日)叢書名:歷史·人類學譯叢
平裝:260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9787301181294,7301181299
條形碼:9787301181294
商品尺寸:22.8x15.2x1.6cm
商品重量:358g
ASIN:B004HO50OG
內容簡介
《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以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為觀察對象,透過豐富鮮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間的瑞典中產階級的生活圖景:他們嘗試擺脫“暴發戶”的嘴臉,並希望與農民、沒落貴族以及無產者劃清界限,在努力營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他們也認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成熱、最先進的,並應被推廣給普羅大眾。正是在對“美好生活”的包裝與塑造中,中產階級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也成功地滲透到現代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瑣碎庸常的角落。編輯推薦
《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歷史·人類學譯叢媒體推薦
對於世紀之交瑞典中產階級的這一研究發人深省,它表明對中產階級的研究與認識應當基於理解而非抨擊,本書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表現歷史研究可以結合其他相鄰學科的方法。這兩個成就令人鼓舞。——《現代史雜誌》(JournalofModernHistory)
作者們所體現的知識視野之廣令人驚嘆。他們對來自民族學檔案、課本、回憶錄、小說和禮儀手冊中的材料巧手編織,展現了中產階級、農民和工人階級的豐富的日常生活畫面。本書還對社會文化的複雜性、衝突與牴牾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而這些內容往往都被忽視了。
——《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Anthropologist)
本書融合了歷史學和民族學的方法所呈現的生活方式,不僅能吸引斯堪底納維亞的學者們,同樣也能吸引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試圖描述與解讀19世紀西方文化和中產階級的所有人。
——《民族》(Ethnos)
作者簡介
作者:(瑞典)奧維·洛夫格倫(瑞典)喬納森·弗雷克曼(JonasFrykman)譯者:趙丙祥羅楊等奧維·洛夫格倫,瑞典隆德大學(LundUniversity)歐洲民族學教授,主要關注文化分析這一新研究方法的運用與發展。其研究課題包括中產階級生活的興起、文化與經濟,以及當下人們日常生活中常常碰到的“超負荷工作”與“勞累過度”問題等。著有OnHoliday:AHistoryofVacationing(1999),Culture,MagicandEconomy(2005),OfftheEdge:ExperimentsinCulturalAnalysis(2006)等。
喬納森·弗雷克曼,瑞典隆德大學歐洲民族學教授,主要研究身體、記憶和近現代歐洲的日常生活。其專題研究十分廣泛,包括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階級生活、日常習慣、歐洲文化的地方化,以及福利國家與地方文化、日常生活的互動等。著ForceofHabit(1996),BeingThere.NewPerspectivesonPhenomenologyandtheAnalysisofCulture(2003)等。
目錄
序緒論
理性與感性:對時間、自然和家庭的認識轉變
(奧維·洛夫格倫)
第一章擁有時間的人
第二章崇尚自然的人
第三章構建家庭的人
潔淨與得體:農民與中產階級眼中的身體和靈魂
(喬納森·弗雷克曼)
第四章身體嫌惡的文化基礎
第五章農民眼中的潔淨和骯髒
第六章中產階級的紀律
結論:變動中的文化
參考書目
索引
譯後記
序言
除開民俗學的圈子,英美學界並不熟悉斯堪底納維亞半島民族學家的工作。這是樁憾事,因為他們民俗學界的革命亦如英語世界“新史學”的進展一樣令人興奮。在這裡,我懷著極大熱情介紹瑞典民族學界的這兩位後起之秀:奧維·洛夫格倫和喬納森·弗雷克曼。在本書中,他們不僅對瑞典中產階級文化成形期做出了引入入勝的探索,更將民俗學與歷史學融會貫通,給那些致力開拓新的、令人激動的文化領域的社會歷史學家樹立了典範。在英美兩國,民俗學和歷史學長久不相往來,恰如人類學和歷史學的關係一樣疏遠。在19世紀晚期,人類學醉心於非西方“原始”文化,民俗學則專注農民文化,把它當成純粹的民族文化遺產。無論人類學家還是民俗學家,都對現代工業城市社會熟視無睹,他們預設所接觸的文化無時間性,故此對破壞他們研究對象的歷史進程視而不見。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近來才開始逐步反思一系列二元對立:傳統一現代,鄉村一城市,民間傳統一當代文化;他們現在開始大量轉向當代城市、工廠、辦公室文化、多媒體和大眾娛樂等等。在這種轉向中,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重新發現了歷史。
人類學和民俗學轉向歷史,打開一個極富成效的新領域,這正是本書的讀者將要領受的愉悅。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文化歷史學家使自己置身所研究對象的整個領域之外,諸如魔法、儀式、食品、有關動物的知識、入會、諺語、禮物交換等等,究其箇中原因,不僅由於他們只關注文字文化,更是由於他們認定所有非文字的東西只不過是老古董,不值得重視。最好的歷史人類學已經把歷史上溯到中世紀和現代早期。近現代史學家們全心投入儀式或象徵研究時,總是著眼於農民社會或邊緣群體,如吉普賽人,而沒有把精英階層納入思考範疇。
後記
作者在緒論、結論部分已對本書的內容、方法、目的等作過詳細解說,因此譯者無需贅言,以免繁縟,只就譯完此書後的一點心得呈上。原著其實由兩本書合編,二位作者都試圖從文化營造之過程揭示其背後的文化邏輯、意義和關係。它主要勾勒19至20世紀初,在與封建貴族、農民和新興無產階級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瑞典中產階級文化及其世界觀和社會生活方式逐漸成形,並成為一種主流文化和主導生活方式。在描述這個漫長的巨幅畫卷時,二位作者採取福柯、埃利亞斯式的路徑,一方面,選取這一時段內社會生活中人們最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細節,諸如多數人天天都戴著的手錶、一幅照片的取景、家裡窗簾和牆壁的裝飾、父親對孩子的一個眼神;另一方面,關注當時社會生活中最邊緣、禁忌、隱諱的現象,比如性、排泄、異味、髒話等等。無論正常現象還是異常之物,實則都是文化分類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正如沒有骯髒,何來乾淨,異常之物所呈現出的無序、消極狀態,是有序和積極狀態的對立依存。文化恰是在二者的相反相承中得以營造。如果說瑞典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過程好比一個巨大的機械鐘,那么,作者選取和描述的種種現象、事物便是這個大鐘里的一個個微小齒輪,它們環環相扣地運轉、作用,共同構成我們看到的整體面貌——19至20世紀初瑞典中產階級文化。
文摘
當代時間體系是高度理性的,並且被嚴格地格式化了。時間作為一個統一體,被拆分成秒、分、小時、天、星期、月、年、十年和世紀等機械性的組成因素。這些因素都是可被量化和標準化的單位。而且,我們使用時間是高度專門化的,對農民來說,許多行為可以並行不悖,我們卻是任何事都得有專門的時間和地點。現代時間觀念有深刻的歷史淵源。遵守和支配時間的新觀念可追溯至中世紀——時間逐漸變成一種商品的社會背景(LeGoff1980)。這一觀念的積累與18到19世紀工業生產的發展同步。新技術對時間觀念和守時提出新的要求。工業生產期望從工人本身和對他們工作的組織中索取更多。在前所未有的更大幅度內,生產和勞動分工不斷細化,需要一種紀律化的時間觀,而這種時間觀在農民社會中卻是根本不需要的。一種新的時間範式促使工人們的勞動和生活實現協作與標準化。倘若沒有這種協作和標準化,任何規模性生產或規模性管理都無從實現。
但僅從技術革新的層面解釋這種新時間觀是遠遠不夠的。湯普森所做的一項關於時間概念轉變的經典研究顯示,要求對時間進行規訓的並不只是新技術體系。生產技術只是工業資本主義更宏大經濟體系的一個因素;工業資本主義改變的不光是人們的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人們在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的關係,以及考慮問題的方式(Thompson1967)。
依照工人出賣勞力與時間給僱主、僱主購買工人時間的原則,人們的工作變得越來越有組織性。僱主事業的成功取決於他如何有效利用所購買的工人時間,這種利用不僅是讓這些勞動過程機械化,最主要是強化和規訓工人的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