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福樓拜評傳》著名現代作家、法國文學研究名家李健吾先生的天才之作。全書以靈動峭拔的文字極力狀寫法國文豪福樓拜的藝術追求及其敏感細膩的內心世界，對福氏作品的解讀尤為清新奇崛，讀之令人振奮。
本書在福氏研究領域獨樹一幟，在中國對福氏了解之深、解讀之透，迄今恐無出其右。
作者
李健吾（1906——1982），山西運城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批評家、翻譯家、學者，代表作有小說《一個兵和他的老婆》，散文集《切夢刀》，劇本《這不過是春天》，文學批評集《咀華集》、《咀華二集》等，並有莫里哀、司湯達、福樓拜等人的作品的翻譯和研究。
書摘
一部藝術的製作，不在乎主旨的選擇，正如福氏所云：
“所有傑作的秘訣全在這一點：主旨同作者性情的符合。”
所以他不選擇他的主旨，因為他的性情已經實現選擇好了它自己的主旨。宇宙的現象不可限制，而限制的是作者自己。對於心性和見解一致的單純的作者，一切是愉快的，仿佛輕車熟馬，有彎即轉，見坡即上。然而輪到福氏，在他和現實之間，一切變成痛苦，這裡不唯是創作的苦難，而且需要刻抑一種情感的厭憎。一壁著筆，一壁疲倦了，呻吟，詛咒，他重新陷入寫作《包法利夫人》的惡劣的心情。
正是這玩世不恭的命運，在不可知的冥冥之中，將事物連結在一起，形成全盤底最大的和諧，部分底最大的彆扭。藝術家自身屬於無限的一瞬，絕不會獲有事物清切的觀念。所以福氏反對一部書具有結論，因為結論等於不結論，正是：
“覺今是而昨非，”
或者更痛快些，如梁任公所謂，今日的我和昨日的我作戰，明日的我又將與今日的我宣戰，循環前進，永遠沒有一個止境：
“沒有一個偉大的天才下過結論，沒有一本偉大的書有結論，因為人類總在進行，從來沒有一個結束。荷馬不下結論，莎士比亞，哥德，甚至於《聖經》……生命是一個永久的問題，歷史也是，一切皆然。數目不斷的往總和上添加。一個輪子轉著，你怎么能夠數清輪輻？……我們最前線的觀念，要是放上肩膀，自遠眺望，會變的可笑而且落後。……正因為我相信人類永久的演進，同它無窮的形體，我恨所有的筐架……對於我，最好的也就是垂危的，因為要給別一個挪出位子來。”
書評
對於讀過李健吾先生的《福樓拜評傳》的人來說，“才華橫溢”，是一句斷乎不可少的評語。其實，這部洋洋三十萬言的大作所包含的豐富內容，遠不止於“才華橫溢”。古人云：“史有三長，才，學，識。”《福樓拜評傳》是當得起這三個字的。
這是一本四十多年以前寫成的舊作，但是今天我們讀起來，仍然是那么新鮮，有味，並無陳舊之感；這本書出自一位二十八、九歲的青年之手，除了那熱情洋溢的筆調還散發著青春的氣息之外，行文的果斷，立論的斬截，徵引的繁富，卻分明透著批評大家的氣魄。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一本對任何有閱讀能力的人都有吸引力的書。一個普通讀者，他可以對法國文學毫無所知，但當他打開這本書時，他不能不為作者的熱情所感染，不能不為文章的氣勢所裹挾，仿佛登上一葉扁舟，趁著微風，在作者的引導和指點之下，穿峽越谷。縱覽福樓拜的平凡而又平淡的一生，神遊他所創造的想像世界。他看到福樓拜的一生如何成為追求美的一場殊死的搏鬥；那個大家咬定是“下流女子”的包法利夫人何以竟“和希臘女神一樣莊嚴”；在一場“最醜惡的神人不道的戰爭”中，薩朗寶如何成為一個可與希臘神話中的狄多比美的悲劇女性；《情感教育》如何“從一出純粹的個人悲劇變成人類活動的歷史的片段”；《聖·安東的誘惑》如何表現了福樓拜對污濁的現實的影射和嘲諷；《布法與白居謝》如何流露出他對資產階級文明的悲觀與失望；還有那顆“簡單的心”怎樣成為“可憐的親愛的偉大的女子”。讀者會這樣地順利通過急流險灘，走完一位偉大作家的心靈旅程。當他合上書本，他也許會說：“一本評論的書也可以寫得這樣興味盎然，妙趣橫生啊！”一個專治法國文學的人，他可以對福樓拜有不同的評價，但他不能不驚奇地看到，詩人的激情和學者的冷靜是如此緊密地結合在《評傳》作者的身上。作者是愛福樓拜的，他的敘述和分析往往充滿著激情，但他的感情從來也不是盲目的，在關鍵的時候，他會毫無猶豫地批判道：“說到末了，他是地主。地主階級對資產階級的不滿，他以種種不同的思想形式表現出來。”因此，文采斐然，才氣逼人，只是這本書的外部特徵，實質上，它是一位學者深思熟慮的產品。一個法國文學研究者很可能會有一種交織著驚喜與悲哀的讀後感。驚喜，是因為四十多年前我們已經有了這樣成熟的專著；悲哀，是因為時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這樣的著作依然是屈指可數。一個搞創作的人，不管他是堅持現實主義的傳統，還是傾心於所謂現代派，他都可以從福樓拜的創作道路中得到富有成果的啟發。福樓拜如何從浪漫主義走向現實主義，他如何把自己化進作品中，“看不見，然而萬能”，他如何為了字句的完美、音調的合諧而嘔心嚦血，他如何“用自己文學的作品，給現代小說打下深厚的基礎”，對資本主義的厭惡如何造成了他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等等，都在評傳作者的細膩的筆觸之下被層層剝示出來。一個搞創作的人或許會對他所理解的福樓拜的“好好地寫”表示不以為然，但是，如果他在奮筆疾書之際想到了福樓拜，也許會“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刪去”。
李健吾先生的《福樓拜評傳》不僅是一本有吸引力的書，還是一部有科學性的學術著作。它的科學性首先表現在不尚空談，言必有據。舉凡福樓拜的思想性格，具體作品的創作意圖以及在社會上所激起的反響，作品的意義和人物的性格，他都利用最有說服力的直接材料來支持自己的論斷。他利用的材料有函札，同時代人及後人的評論，有關人士的回憶錄，其中徵引最為繁富的是福樓拜本人的書信。對法國文學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福樓拜的書信本身就是法國文學史上的傑作，用它作為立論的根據，無疑具有相當的權威性。李健吾先生在書中明白寫道：“我們立論的根據，幾乎完全用的是他自己：‘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如果是取巧的辦法，卻也是最穩妥、最堅定的方法。”最穩妥，最堅定，信矣，取巧卻未必。與其說是“巧”，毋寧說是“笨”。大量、全面地引證，這其實是一種很見功力的論證方法，非博覽群書、爛熟於心、融匯貫通不辦。例如，福樓拜在創作上標榜“無我”，但是李健吾先生說：“和一座山一樣，在這樣作品的後面，是作者深厚的性格。他決不許書面有自己，這是說，他不願在他所創造的一群人裡面，忽然露出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和讀者寒暄，刺人耳目。然而這不是說，作者能夠和作品全然析離。一件作品之所以充實，就看作者有沒有嘔盡心血，於無形之中，將自己化進去。”這論斷不能說不精當，然則何以證之？李健吾先生接連引了福樓拜給高萊女士、泰納、卡耶斗的四封信中有關的段落，還有福氏的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令人信服地證實了：“對於福氏，和他失明的女神一樣，藝術家應該一秉大公，不存成見。每一個人物都含有他的存在，然而不全是他，猶如不全是任何私人，然而任何私人都包涵在裡面。”從大量的函札中披沙揀金，針對不同的問題加以分類，然後恰當地運用，這種方法何巧之有？然而這正是進行科學研究所不可少的功夫，這是個笨方法，然而是老實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其次，《福樓拜評傳》的科學性還表現為思路開闊，多方比較。有比較，不惟有鑑別，還有助於認識的深化。李健吾先生論到福樓拜的人生觀，認為他對人生的痛苦有一種清醒的自覺，斷言“藝術家避免痛苦只是一種損失”。他指出，福樓拜的痛苦觀不同於佛教的痛苦觀，後者認為痛苦可以避免，而前者恰恰相反，認為“天才或許只是痛苦的一種煉製”；但是，他同時指出：“福氏並不象東方人那樣無可無不可的達觀，然而在他的憤怒的情緒之下，諷刺的語調之中，他會同樣大徹大悟。”他論到福樓拜的懷疑，會突然甩出“葛天氏之民”和“‘不知更有魏晉’之人”這樣的字眼，這不過是用中國人可以想見的形象代替了蒙田或盧梭的野蠻人的形象，然而，這種巧妙得近乎無心的代替，不是讓他的讀者更深切地體會到了福樓拜的“知識階層特有的苦惱”嗎？李健吾先生進行的比較並不止此一端，他在評傳中引用的法國和法國以外的作家和作品很多，諸如巴爾扎克，斯丹達，維尼，繆塞，波德萊爾，喬治·桑，司各特，哈代，甚至我們中國的《紅樓夢》和《西遊記》都曾在他的筆的驅遣之下發揮過作用。
李健吾先生的《福樓拜評傳》不僅是一部有科學性的學術著作，還是一部有判斷力的批評著作。李健吾先生從不強加於人，從不擺出一副冷冰凍的批評家的面孔，既不酷評，也不溢美，好便說好，壞便說壞。他有的是理解心，同情心，他洞悉作者的意圖，了解作者的苦衷，也明白文字的正常和反常的魔力。他寫道：“只有真正的藝術家能夠真正地了解藝術家，也只有藝術家能夠了解他自己的工作：他是過來人。”整部《福樓拜評傳》就建築在這種藝術家對藝術家的了解之上。他並不以批評家自居，以為可以隨意指責前人的作品，以不符合時下的潮流為最嚴重的缺欠，他可以毫不掩飾自己在傑作面前所有的那種欽敬嚮往的感情，請看他是如何評價《包法利夫人》的：“就是這樣一個性格(指包法利夫人。——筆者)，主宰全書的進行，同時全書的枝葉，也圍著這樣一棵主幹，前前後後，呈出一種諧和的茂郁。沒有一枝未經作者檢查，沒有一葉未經作者審視，沒有一點微屑曾經作者忽略，沒有一絲參差讓你覺得遺憾。細節的真實和妥帖使你驚奇。你可以指出小小的語病，但是真實，和自然一樣，排比在你的眼前，使你唯有驚異、拜納、心服。這裡是整個地渾然，看一句你覺得不錯，看一頁你以為好，但是看了全書你才知道它的美麗；或者正相反，看一句你覺得刺目，看一頁你以為露骨，但是看了全書你才知道它的道理。沒有一個節目是孤零零的，沒有一塊顏色是單突突的。你曉得這裡有一點，新東西，有一點前人沒有見到的東西。”這樣細膩的品評，這樣誠摯的讚美，怕是只能出自一個“過來人”的筆下的。然而，他又不是一個只知道在大師面前頂禮膜拜的年輕人，戰戰兢兢地唱起讚美詩，不，他敢於指出傑作中的“小小的語病”，他敢於指出福樓拜是站在地主的立場上批判資產階級，責備他對於人民民眾的厭惡和恐懼。他並非沒有自己的看法，他並非不下斷語，只是他的評斷總是讓人覺得適得其所，恰如其分。他也說：“我們往往替她(指包法利夫人。——筆者)冤屈，因為我們明明覺得她是環境的犧牲品。決定她的行徑的，不是她佃農的性格，而是種種後得的習性和環境。”這本不錯，然而僅僅指出這一點來，畢竟是不夠的，李健吾先生更著重指出的是：“愛瑪不是一個弱者。她的悲劇和全書的美麗就在她反抗的意識。這種反抗的意識，因為福氏只從藝術家的見地看來，最初僅止於個性的自覺。這裡的問題是：如果比起四周的人們，我應該享受一種較優的命運，為什麼我不應該享受，為什麼我非特不能享受，而且永生和他們拘留在一起呢？但是愛瑪不再追究下去；對於她，這是情感；超過情感以外，她便失掉了頭緒。到了伊卜生，這種意識漸漸鮮明、發展，成為社會問題。”這裡面既有積極的評價，又暗指(也許不是有意識地)某種歷史的局限。李健吾先生對小說形式美的敏感也是他的判斷力的一種表現。《評傳》專辟有一章，名曰《福樓拜的“宗教”》，談的是福樓拜的美學理想。福樓拜一向標榜“美是藝術的目的”、“藝術是一種表現”、“人不算什麼，作品是一切”，但是，李健吾先生判道：“他和巴爾扎克一樣，對平等有戒心，對社會主義有戒心。我們並不那樣悲觀。因為了解福樓拜的‘宗教’——藝術，悲觀是其中一個主要活動的勢力。悲觀是對資產階級、對他本人的一種有力的反應。他的理論只能說明他對資本主義的厭惡，他對社會主義的畏懼。這是一種時代病。”因此，他理解福樓拜的“為藝術而藝術”，能夠欣賞他對小說形式美的追求。
李健吾先生的《福樓拜評傳》不僅是一部有判斷力的批評著作，還是一部有藝術性的文學批評著作。《評傳》是富有文采的，不是那種濃得化不開的艷麗，而是清新，是淡雅，象一道澄澈的溪水，直流到讀者的心裡。有時它也能激出一團團水花，讓讀者感到心靈的震顫，那是因為作者稍稍打開了感情的閘門。然而，文采並不是這本書的藝術性的唯一表現。一部批評著作要寫成文學作品，必須有作者的感情和個性貫注在字裡行間。這種感情和個性，《福樓拜評傳》有，那就是作者的詩人氣質。我們看他是懷著怎樣熱烈的感情談到《包法利夫人》：“怎樣一本小說！沒有一個人物不是逼真逼肖，那怕是極其渺微的人物，便是三行兩行的形容，也是栩栩如生！而且每一個人物的背景是怎樣地充實！性格，環境，事故，心理的變遷，全揉合在一起，打成一片，不多不少，不輕不重，在一種最完美的比例之中，相為因果，推陳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以為這是一部描寫鄉間的通常的生活(的小說)，和巴爾扎克的小說一樣沉重，一樣真實，一樣動人，然而翻開第一頁，我們便認出我們的錯誤，而且認出這是《人間喜劇》應該收入的一部小說傑作，是巴爾扎克作夢也在想著的藝術形式：描寫、形容、分析、對話、性情、動作，都同時生靈活現地，仿佛真正的人生，印入我們的眼瞼。是小說，然而是藝術。是藝術，然而是生活：啊！怎樣的一種諧和！”是的，這是溪流泛起的一朵浪花。然而，這條溪流不止時時泛起朵朵浪花，它還映照出沿途的諸般景物，蔚為壯觀。富於形象的描述，又是《評傳》的藝術性的一種表現。我們來看作者是如何描述福樓拜從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的：“在這一群浪漫主義者之中，有一位生性浪漫，而且加甚的青年，卻是福氏自己。他和他們一樣熱狂，一樣沉醉，一樣寫了許多過分感傷的自敘的作品；他感到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歡悅；他陪他們呻吟，陪他們流淚，陪他們狂笑。這是一個心志未定的青年，在滾滾而下的時代的潮流中，隨浪起伏；他飄浮著，然而他感覺著、體驗著、摸索著，最後在一塊屹然不動的岩石上站住，曉得再這樣流轉下去，他會毀滅，會化成水花一樣的東西，歸於消蝕。他開始回憶、思索、無微不入；他悟出一個道理來，這道理是：從文章里把自我刪出，無論在意境上，無論在措詞上，如果他不能連根拔起他的天性，至少他可以剪去有害的稠枝密葉，裸露出主幹來，多加接近陽光，多加飽經風霜。”多么豐富的形象，多么生動的比喻啊！這種精采的描述，不唯深刻，而且有著詩一樣的美。此外，文章的結構，行文的變化，分析的角度，也都各具匠心。
《福樓拜評傳》是李健吾先生早年的一部作品，自然會有一些時代的、個人思想上的局限，好在主要的缺憾，他已在《寫在新版之前》談到了。這裡只指出一點，即個別的論斷失之偏頗。例如，談到《包法利夫人》的成因時，李健吾先生寫道：“我們曉得福氏寫《包法利夫人》由於布耶點出德馬爾的故事。沒有布耶，我們今日不會看見這本傑作，同時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小說也一定另是一番進展，趨勢或許相同，但是底定的成效絕沒有這樣顯著、這樣迅速、這樣基本。”這裡是把布耶的作用絕對化了，《評傳》引用過福樓拜一八五七年三月寫給尚比特女士的一封信，其中寫道：“不過最初我倒想把她寫成一位聖女，在鄉間居住，辛苦到老，終於進了神秘主義的境界、夢想的熱情的境界。”這裡的“最初”，指的是福樓拜一八五○年十一月寫給布耶的一封信中所談到的一種構想，即關於一位弗蘭德少女的故事。李健吾先生在書中也引了這封信，並指出“這裡供給我們一個解釋《包法利夫人》…的鑰匙”。而布耶的建議是在次年四月至七月間作出的(《評傳》將其誤置於一八四九年九月)。這樣，就不應該把布耶的作用說得那么絕對了。當然，一株大樹是不免有些枯枝敗葉的，這也減損不了它的旺盛的生命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