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毛澤東目前時局及今後六個月的任務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
各中央局並轉各區黨委、各兵團首長：
目前開始的六個月左右期間，是為抗日階段轉變至和平建設階段的過渡期間。今後六個月的鬥爭，是我們在將來整個和平階段中的政治地位的決定關鍵。在這一期間內，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例如重慶、上海、北平)內的任務，是擴大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廣大友好的及可能爭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組織廣大民眾，發動要求民主、懲治漢奸、挽救經濟恐慌、救濟失業人民與援助還鄉人民等項運動，並與政府當局繼續談判尚待解決的問題。我黨在解放區的中心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對頑軍的進攻及儘量擴大解放區。為此目的，除移動大量軍隊與幹部去東北及熱河[1]等地，並在那裡組織人民，擴大軍隊，阻止與粉碎頑軍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區，是組織強大的野戰軍，有計畫地殲滅向我進攻的頑軍，殲滅得愈多愈乾淨愈徹底愈好。這是自衛的戰爭，我們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區的一切工作，都應為這一中心任務而服務，其中實現新區域的減租減息，肅清漢奸分子，建立民主政府，推行瓦解偽頑的政治工作，特別是組織明年全體解放區人民的生產運動，保證各解放區軍民的糧食、被服及日用品的供給，關係於爭取勝利特別重大。和過去幾個月一樣，今後六個月中，是全黨工作特別緊張時期，希望各地領導同志及中心骨幹善於掌握自己的工作。在過去幾個月中，我黨已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最後結果如何，要看我們今後六個月的努力。估計到頑方和我爭奪華北、東北雖有其便利條件(美國人、日本人及偽軍的援助)，但有其不便利條件(地區太廣，兵力不敷分配，地理人情不熟，孤軍深入，脫離民眾，補充困難，系統不一等)，只要我黨有明確的方針與堅決的努力，戰勝與大量殲滅向華北、東北進攻的頑軍，爭取我黨我軍在華北、東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頑方不得不承認此種地位，然後兩黨妥協下來，轉到和平發展的新時期，這是完全必要與完全可能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這是我黨既定方針，也是國民黨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這在雙十重慶協定[2]上已經規定下來。但國民黨力圖在最近幾個月內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們在華北、東北占優勢，力圖削弱我黨我軍，以便在有利於他們的條件下實現和平妥協，故在目前過渡階段上發生了大規模的猛烈的軍事鬥爭(不能把目前這種大規模的軍事鬥爭誤認為內戰階段已經到來)。這一不可避免與已經到來的當前形勢，我黨必須認識清楚，必須堅持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到團結之目的這一方針，毫不動搖地爭取目前鬥爭的勝利，以便有利地轉到和平發展的新階段。目前鬥爭的勝利愈偉大，和平實現的時間將愈迅速，愈對全中國人民有利。因此各解放區應以多年來組織起來的力量，並繼續迅速組織我們的力量，全部使用到今後六個月的鬥爭中去，爭取這一鬥爭的偉大勝利。因為這是中國新的歷史階段中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戰鬥。
中央
酉號
注釋
[1]熱河，即熱河省，見本卷第10頁注[3]。
[2]指國共雙方代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在重慶簽訂的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全文十二條。在這個紀要中，國民黨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承認“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取消特務機關，“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釋放政治犯”，“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等。同時，國民黨卻拒絕承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的合法地位，並企圖在“統一軍令”和“統一政令”的藉口下，根本取消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以致無法就這個問題達成協定。紀要公布後不久，國民黨即撕毀協定，向解放區發動進攻。
背景資料
1945年最後3個月的國內局勢確實複雜得讓人難以琢磨。一方面，國共雙方正在進行談判，還簽訂了協定；另一方面，蔣介石又在玩弄陰謀，他那條藏在圍裙下面的狐狸尾巴不時會露出來。對於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情形究竟應當如何認識呢？
毛澤東的看法是
第一，蔣介石要消滅我們，這個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滅；縱然不能做到這一點，也要使形勢對我們更不利，對他（指蔣介石）更有利些。這是目前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於他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力量的存在和他要發動全面內戰的準備還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規模軍事鬥爭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和一定的時間內，還不是全面的內戰，“不能把目前這種大規模的軍事鬥爭，誤認為內戰階段已經到來”。第三，“和平、民主、統一，這是我黨既定方針，也是國民黨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因此，毛澤東仍認為，和平是能夠實現的，只要我黨有明確的方針與堅決的努力。
毛澤東沒有放棄和平發展新階段的主張
毛澤東是真想“和”的。劉少奇也在電報甲說過真想和的話。自重慶返回延安的當日，毛澤東在向中央政治局談到自己此次重慶之行的感受時曾說過：我看蔣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只有我們有路線，我們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們不能這樣講。這些話，大後方聽得進去，要和之心厲害得很，但他們給不出和平，他們的方針不能堅決明確。我們是路線清楚而調子很低，並沒有馬上推翻一黨專政。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18年來未有之事，說他堅決反革命，不見得。總而言之，如同中共著名理論家。黨史專家胡喬木所言，當時的毛澤東認為，蔣介石實行獨裁的勁頭“不大”，是“像灰塵一樣可以吹掉的”。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檔案
時隔幾天的10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過渡時期的形勢和任務的指示）。這個指示著重點仍在擊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以便有利地轉到和平發展的新階段。為此，毛澤東指出：‘胸前開始的六個月左右時間，是為抗日階段轉變至和平建設階段的過渡期間。今後六個月的鬥爭，是我們在將來整個和平階段中的政治地位的決定關鍵。“在這一期間內，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任務，”是擴大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廣大友好的及可能爭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組織廣大民眾，發動要求民主、懲辦漢奸、挽救經濟恐慌、救濟失業人民與援助還鄉人民等項運動，並與政府當局繼續談判尚待解決的問題。“”在解放區的中心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對頑軍的進攻及儘量擴大解放區。為此目的，除移動大量軍隊與幹部去東北及熱河等地，並在那裡組織人民、擴大軍隊、“阻止與粉碎頑軍侵人外，在一切解放區，是組織強大的野戰軍，有計畫地殲滅向我進攻的頑軍，殲滅得愈多愈乾淨愈徹底愈好。這是自衛的戰爭，我們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區的一切工作，都應為這一中心任務而服務。”在這場複雜的鬥爭中，“必須堅持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到團結之目的這一方針，毫不動搖地爭取目前鬥爭的勝利，以便有利地轉到和平發展的新階段。目前鬥爭的勝利愈偉大，和平實現的時間將愈迅速，愈對全中國人民有利。”目前國民黨軍隊進攻的重點在華北和東北，“只要戰勝與大量殲滅向華北、東北進攻的頑軍，爭取我黨我軍在華北、東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頑方不得不承認此種地位，然後兩黨妥協下來，轉到和平發展的新時期，這是完全必要與完全可能的。”
毛澤東為了實現和平發展的可能性
不惜動用軍事手段，先後在平漢路、平綏路、津浦路進行了作戰，這種打最終還是為了和，這是中共及其人民軍隊在1945年最後3個月中軍事上的一連串勝利，加上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一定程度上的調整，中國大地上（不合東北）出現了短暫的和平景象。
毛澤東病倒了
在對於中國和平的熱切追求中和劇烈的忘我工作中毛澤東終於支撐不住了。11月中旬他病倒了，患的是神經系統的疾病。毛澤東自己說是“神經疲勞”症。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曾經回憶說：“十一月，毛主席的身體狀況越來越令人擔擾。我每天都要看他幾次。他有時躺在床上，全身發抖，手腳痙攣，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濕毛巾敷頭，照做了，卻無濟於事。”
經過中央書記處的其他幾位領導者的堅決勸說，毛澤東最終答應暫時治療養病。然而儘管如此，毛澤東從未間斷過對時局的掌握。從毛澤東重病這一階段中他本人起草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長電文里就不難發現他對時局的了解是多么的深刻，大有親臨實際和現場的感覺。
向全黨發布了停戰通告
毛澤東尚未戰勝病魔的1946年1月10日，他懷著對國內和平的良好願望，依據國共雙方達成的《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定》，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向全黨發布了停戰通告：中國共產黨各級委員會，中國解放區各部隊首長，各級政府同志們：本黨代表與國民政府代表對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之辦法、命令及聲明，業已成立協定，並於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包括正規軍、民兵、非正規軍及游擊隊，以及解放區各級政府，共產黨各級委員會，均需嚴格遵行，不得有誤。
全中國人民在戰勝日本侵略者之後，為建立國內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獲得重要之結果。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望我全黨同志與全國人民密切合作，繼續努力，為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革，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這是一個很有分量的檔案，它反映了中共同全國各界民眾一樣真誠地期盼中國從此能脫離戰爭的火海，在和平的環境裡建設國家。
劉少奇的和平主張也十分鮮明
中共中央另一位領導者劉少奇的和平主張也十分鮮明。1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在主持中央會議時指出：“將來還會不會有變化，當然還不能預料，還可能有波折，但大體上和平的局面是定了。從八月十一日起，恰好經過五個月的過渡期。我們中央曾預料要經過半年的過渡期。現在和平還不鞏固，我們的任務是要鞏固和平，這就需要發展民主，民主愈發展，和平愈鞏固。要爭取民主改革，鞏固國內和平。鬥爭的總路線仍然是需要有團結有鬥爭，放手動員民眾，有理有利有節。主要的是非武裝鬥爭，抗日時期與日本投降後五個月中，鬥爭形式主要是武裝的，以後和平實現，非武裝的政治鬥爭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特務機關還一定要堅持獨裁，用種種陰謀來破壞民主運動，但和平的實現有其深厚的社會原因與國際背景，美國拋棄赫爾利政策也是經歷了一番猛烈的鬥爭。我們的強大力量與五個月鬥爭使得赫爾利垮台，使得美國政策由站在矛盾之中變為站在矛盾之上，這是第一個因素。第二是全國人民的壓力，昆明示威是其一例。第三是國際壓力，美國政策與三國會議。加上他自己的困難，軍事困難、財政困難等。”“這樣才迫使蔣接受和平。我們的要求雖還沒有完全解決，但已爭得和平，沒有損失人民的基本利益，軍事上獲得了很大勝利。這些勝利在和平之下是會保存的。”劉少奇的發言十分清楚地表白了當時中共中央對待和平問題的基本立場和主張。
周恩來
此間的1月31日，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在政協會議上與民主黨派人士相互配合，在會議上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和平建國綱領》和《憲法草案》等五項提案，確定改組政府，召開立憲國民大會，整編全國軍隊，實行軍黨分立和議會制等原則。這些決議實質上是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否定，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中共中央也著實準備在此基礎上為實現和平建設繼續走下去。如果說這份檔案還不足為憑，那么到了這一年的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黨內指示則再清楚不過地闡述了中共對於和平期盼的真實性。在這個指示中，雖然也提出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長期的”要求，告誡全黨“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破壞”，但是細研這一指示，不難發現這一指示著重強調的是“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該指示曰：“武裝鬥爭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國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民眾的議會鬥爭，國內問題改由政治方式來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狹隘的關門主義”，因而要求全黨必須很好地克服那種不相信內戰會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實現，以及不相信蔣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現民主改革，並能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的“左”的傾向。
劉少奇作關於時局問題的報告
同已延安還召開了幹部會議，劉少奇作了關於時局問題的報告，進一步闡述說：“現在已經開創了新的局面，從重慶停戰協定成立、停戰命令發布後，各地戰鬥除個別衝突外，一般是停止了。現政協會昨閉幕，決議今天可發表。”“這些決議的通過、實行，會使國民黨一黨專政開始破壞，從此中國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階段。”“雖然要經過很多曲折，但應估計到新階段已開始。”
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不僅如此，到了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確定中共參加國家憲草審議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會、行政院的官員名單。毛澤東根據會議的決定，復電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團，指出：（一）同意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博古及何思敬5人為憲草審議委員。（二）國府委員仍照周恩來1月27日返延時議定的8人，即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劉少奇。范明樞、張聞天為適宜，以便將來全黨指導中心移至外邊。第一次會議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樞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分任行政院副院長、兩個部長及不管部部長。
由此可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期望過這次和平談判能夠成功，並為和平一旦實現後，參加政府活動作了認真的準備，選出了自己的政府閣員的代表。
毛澤東對國共可能合作持樂觀態度
毛澤東對於未來國共可能合作共同建設新國家持樂觀態度。2月9日，他在接見美聯社記者時說過如下一段話：政協會議成績圓滿，令人興奮。今後當然還有困難，但相信各種障礙都可以掃除。總的方面，中國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驟已經部署完成。各黨當前任務，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組織立憲政府，實行經濟復興。共產黨於此準備出力擁護。對於政治的及經濟的民主活動，將無保留，出面參加。
毛澤東還在最為關鍵的問題即軍隊問題上作出了巨大犧牲。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至關重要的檔案，即關於“精兵簡政”的黨內指示，這一指示對山東、華中和晉冀魯豫三個解放區的軍隊員額提出了分兩期裁減的計畫，要求該三個戰略大區第一期精減1／3的兵員，三個月內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簡1／3；此外，對晉綏、晉察冀兩個戰略區的兵員裁減工作也作了進一步的布置。此項工作很快在一些戰略大區開展了起來，根據這一指示在有些地區還形成了相當規模。這些都是不可消除的歷史事實。以上指示表明，中共中央的和平態度是十分嚴肅的，指示措詞亦十分嚴厲，決不是為對外宣傳而作的官樣文章。
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澤東、劉少奇等的講話，真真切切表明了中共是真心誠意地渴望和平民主的。而且對於和平問題到了1946年的一二月份有升溫的趨勢，大量重要歷史文獻證實了這一點。
然而，事與願違。
從1946年的2月起，國內政局開始向著中共願望相反的方向發展了。國民黨當局製造了一系列反對國共合作和平建國的嚴重事件。如2月10日的重慶較場回事件；2月20日的大鬧北平軍調部中共方面辦公室事件；2月22日，重慶搗毀中共《新華日報》營業部和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營業部事件；3月1日至17日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所產生的決議對政協會議的徹底動搖；以及國民黨25萬大軍進入東北和關內頻繁地對解放區的蠶食行動。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中共中央包括劉少奇在內，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些過分樂觀，對於國際上蘇美英三國對中國時局向和平方向發展的影響作用也估計偏高，對蔣介石的破壞和平的決心估計不足。正如全面內戰爆發後劉少奇曾說過的：“我們糊塗了一下，以為真正可以和，恐怕國際上也都糊塗了一下。現在證明是不可能。無和的可能也要談，因為人民要和平。”
但是總起來看，這個“糊塗了一下”只經歷了很短的時候。這不是哪一位領袖的過失，而是蔣介石頑固堅持其反蘇****立場的使然。中共中央，包括毛澤東在內，很快看清了蔣介石。這一年3月15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對時局談了四點分析。當講到蔣介石時，毛澤東說：“蔣介石的主張有兩條：第一條，一切革命黨全部消滅；第二條，如一時不能消滅，則暫時保留，以待將來消滅之。蔣介石的這兩條，第一條很清楚，第二條是人們容易忘記的，稍為平靜一點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較場口事件以後就不忘記了。馬歇爾能放長線，蔣介石也較何應欽不同。假如有一個放長線的，放半年我們就會忘了，那就危險得很。”
劉少奇作總結時肯定毛澤東的分析
還是在這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作總結時肯定毛澤東的分析，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打起來，有了準備；不打，更好。”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大的政黨中獨立自主性最強的政黨，在政治現代化建設的嘗試中，當其意識到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最終還是在堅持舊有****政策不思政治現代化改革的時候，其反擊將是十分有力的。為此，3月15日、18日兩日，中共中央接連發出兩份黨內指示，開始強硬起來。前一個指示指出：“蘇軍已從瀋陽及其附近撤退，國共兩軍在東北的衝突即將展開。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中，CC系和何應欽等軍人派，正企圖破壞停戰整軍，藉口東北問題，實行各地軍事接收，想在馬歇爾離華期間造成新的內戰局面。而這種陰謀，是蔣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為了對付國民黨內反動派的陰謀挑釁，除開審慎應付東北問題外，華北、華中各地應即提起警覺，密切注意頑方動態，並在軍事上作必要準備，加強整訓，加強偵察，嚴防反動派突然襲擊。如果反動派發動進攻時，必須能夠在運動中堅持、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除東北、熱河外，各地第一期復員整軍，不論時局變化如何，都應力爭完成，以利於作長期打算。減租、生產兩件大事，一切地方須抓緊推動。務必在今年內獲得空前巨大成績，造成解放區不可動搖的民眾基礎與物質基礎，不怕任何反動派的破壞。”
後一個指示告誡說：“我們必須堅持和強調政協決議每一條每一句均須實現，反對修改……在堅持實現政協決議、憲草原則，反對修改的鬥爭中，我們不要害怕破裂。事實上我們愈堅持不許修改，國方就愈不敢破壞。我們在精神上必須準備不怕分裂，不怕打內戰，然後才能壓倒反對派的破壞，並可能免於分裂……我們反對分裂，反對內戰，但我們不怕分裂，不怕內戰，我們在精神上必須有這種準備，才能使我們在一切問題上立於主動地位。”
基於上述認識，實際上從3月中旬始，是個分界。毛澤東等領袖逐步加重了對蔣介石的批評和揭露，同時加強了各項應變準備。
怎樣看待這一段歷史
毛澤東在全面內戰爆發後的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會議上有一個認識。他說：在七大時，我們估計在日本投降後如果不克服蔣介石和中國的斯科比事件，中國的內戰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間似乎變了。後來還是證明七大估計是正確的。談判是有成績的，教育了人們，黨內也是一個教育的過程……復員就吃了虧，部隊不充實，減少了民兵。
總而言之，中共中央也好，毛澤東、劉少奇等領袖也好，雖一度對時局和平發展的估計偏于樂觀，但並未完全陷人對和平的幻想之中，更沒有放棄人民手中的武器。到了這一年的三月以後，中共中央迅速總結了這一經驗教訓，而將主要注意力的重點轉移到準備應付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上來。對於如此複雜的社會歷史活動有這樣一個認識過程，是不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