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0外文書名:ASocialHistoryoftheChineseBook:Booksandliterati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
叢書名:社會文化史譯叢
平裝:280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9787301161630
條形碼:9787301161630
商品尺寸:22.6x15.2x1.6cm
商品重量:680g
ASIN:B0031U0R0E
內容簡介
《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以廣闊的視野全景式地展現了從宋代到清中葉中國書籍的生產、發行、閱讀、流傳，而重在探究書籍與士人文化之間的關係，是近年來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書籍史和書文化的一部力作。書中對印本與手抄本的興替、中國古代藏書文化與“知識共同體”，以及中西書史比較的論述，尤為精彩。《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反映了近年來西方中國史學界興起的書籍史研究熱的最新成果，是讀者了解西方學者以社會史、文化史方法研治中國書籍史的理論、方法、動態的一個極佳視窗。《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是一部體例嚴謹、取材廣泛、創見迭出的學術著作，同時筆觸生動、細膩，深入淺出，娓娓道來，雅俗共賞，引人入勝。媒體推薦
一部綜合性研究18世紀前中國書籍史的無與倫比的精彩之作，讀來真是一種享受。——卜正民（TimothyBrook），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作者、抄書匠、刻工、刷印匠、裝訂工、出版者、發行者、書商、文人、學者、司書者、藏書家、貪婪的讀者——中國一千多年書文化的全景式掃描——在《書籍的社會史》里被周紹明以雄辯的文筆和深邃的洞察力加以考察，他生動的敘述將使各種類型的書籍愛好者為之沉迷。
——尼古拉斯·A.巴斯貝斯（NicolasBasbanes），著有AGentleMadness，Patienceandfortitude，ASplendorofLetters，andEveryBookItsReader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周紹明(JosephP.McDermott)譯者：何朝輝周紹明（JosehP.McDermott），執教於英國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在宋明間社會經濟史研究方面著述豐寓，是《劍橋中國史》宋代經濟一章作者之一，主編《中國國家與宮廷禮儀》、《東亞的藝術與權力》，最近剛剛完成一部關於徽州史的長篇論著。中國古代書籍史與藏書史是他的又重要研究領域，發表了不少獨到而深入的研究成果。
譯者簡介：
何朝暉，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博士後，現供職于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史、出版史、文獻學。著有《明代縣政研究》。
目錄
中文版代序書史與士人書籍的非士人背景
致謝
引言
第一章1000—1800年間中國印刷
書籍的生產
米憐的記述
雕版印刷生產的變化
刻工的世界
第二章印本在中國的崛起
藏書規模
印本的份額
獲取書籍的難易
出版物
商業出版
第三章書籍發行與士人文化
贈予
購買
士人
局限
第四章中國學術世界中獲取
書籍的難題
知識共同體
政府藏書
私人藏書
第五章改良的嘗試與知識共同體
解決方案
共享
共享協定
其他知識庫
長遠的解決辦法
第六章士人著述與錢近仁的案例
對讀寫能力和書籍功用的認識
錢近仁與他的資助者
注釋
本書所涉及相關書目的說明
索引
序言
幾千年來，人們在各式各樣的書籍面前，迫切地想要了解其中的內容。攤開一堆簡牘，打開一個捲軸，翻開一部印本，都會激起人們強烈的好奇心，那急切的眼神仿佛恨不得用眼睛代替手指直接翻動書頁。有的時候，讀者會得到愉悅或激勵，被帶人另一個世界；有的時候，他們所讀到的東西會震撼他們的心靈，改變他們的想法，甚至有可能改變他們的一生。而作為文盲的大多數看到這種種變化，會懷著嫉妒之心注視那些受過教育的上等人綻開燦爛的笑容，緊鎖思考的眉頭。他們很清楚這些幸運的讀書人遇到了最慷慨的朋友——書籍，自然也會要求分得一杯羹。所以這些人會加入進來，高聲朗讀書籍，分享書中的故事、訊息、觀念、快樂和好處，所有這些只有在書中才能得到。這樣，通過他們的眼睛或耳朵，幾千年來不論男女都從書中得到益處，而這些書通常都是由他們不認識的人所寫的。除了少數那些愛書成癖的人，這些人的願望並不是不合情理的。長久以來書籍以識字者和文盲都便於理解的方式，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占據著中心地位。它們包含、甚至構成了世界最流行宗教的典籍基礎，包含了今天多數政府所聲稱的權威合法性的文本基礎。作為一種受人青睞的書寫載體，它們被用來傳遞大量的信息，這些信息為大多數文化和社會所珍視。
文摘
為了探究16世紀如此低廉的抄寫費用，對於大量印刷書籍在財務上的可行性意味著什麼，可以作兩個合理的假設：首先，所有其他的印刷或抄寫成本都是一樣的（除了木板本身），並且在整個16世紀沒有變化；其次，李詡所用手抄本中成本為0.1文的一葉，如同那些刊刻成本大約為140文的雕版一樣，上面大概有相同數量的400到500個字。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一個16世紀的商業出版者想賣幾千部、而不是幾百部，最多可能達到30000部書的話（而且一副刊刻得好的雕版本身在印了這幾千或幾百部之後仍然可以出售），他會把興趣從抄書轉向印書。換言之，即使在明末低成本的情況下，商業出版的財務邏輯也傾向於不鼓勵出版新書的冒險性選擇，而是鼓勵印刷那些在一個可以合理預測的市場裡已經得到證明的暢銷書。這些十拿九穩的出版物的目的娛樂多於教化，範圍主要包括幾個著名詩人和散文家的著作、科舉應試手冊、醫書、“小說”、名作選本及流行時尚和時事。晚明出版者的興趣也會被消費者的口味所激發。對於同樣的著作，讀者越來越傾向於選擇印本而非抄本，他們看中抄本更多地是因為其美學價值，尤其是書法，而不是其內容的稀有。這種更注重抄書者，而不是書本身及其內容、價格的現象，突出說明了到16世紀末的江南書業中印本在總體上崛起的程度。
總之，讓我強調一下16世紀印本的崛起並沒有終結中華帝國晚期手抄本的影響和使用。首先，即使在印刷業的這場繁榮之中和之後，那些相對比較富裕的人仍然在說找不到他們想要得到和閱讀的某些書籍。16世紀晚期，據胡應麟說，文人們仍然被周代（約前1000－前221）書籍、唐詩和宋代作品的短缺所困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