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漕運》

《明代的漕運》

《明代的漕運》全書稿徵引資料豐富,運用大量數據分析是其重要特點,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學者們還在熱衷於中國史進行巨觀研究的時候。本書作為一名歷史專業的博士,對明代的漕運的情況進行了系統入微的分析,內容囊括京杭大運河、管理大運河的行政機構、漕糧運輸、宮廷供應品的漕運、徵稅、商業、旅行和勞役,對於研究明代商業運輸、經濟發展等均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基本信息

簡介

《明代的漕運》明代的漕運

《明代的漕運》本書稿系黃仁宇先生的博士論文,約19萬字。全稿共分前言、京杭大運河的背景和本文研究目的、京杭大運河的地形概況、明代管理大運河的行政機構、漕糧的運輸、宮廷供應品的運輸、徵稅與商業及勞役、結論、附屬檔案等部分,重點論述了明代對大運河的管理與大運河的功能,以及大運河對明帝國的影響。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年生於湖南長沙,2000年1月逝世於美國。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博士。
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萬曆十五年》、《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歷史不會萎縮》等。

目錄

第一章京杭大運河的背景和文本研究的目的
第二章京杭大運河的地形概況
第三章明代管理大運河的行政機構
第四章漕糧運輸
一、漕糧制度的發展
二、軍運組織——漕軍
三、國家支出下的京師漕糧儲存撥付
第五章宮廷供應品的漕運
第六章徵稅、商業、旅行和勞役
一、徵稅
二、商業
三、旅行
四、勞役
第七章結論
附錄
一、印版圖和草圖
二、《明實錄》中所記載的輸送和京師的漕糧
三、《大明會典》中所記載的幾省和南直隸幾府州的漕糧份額
四、幾個內河河港的稅收份額
文獻目錄注釋
前言及正文中的人名、地名及其他專有名詞英漢對照表

讀者評價

第一個問題,是因為前不久剛看完法國人寫的《中世紀的旅行》,該書秉承了法國人那種缺乏邏輯而且羅嗦的特性,但對於當時普通百姓在旅行生活還是描摩得非常細緻的。這樣,你就能對於那段歷史有個清晰的了解。在《明代的漕運》中,作者沒有回答我的這個問題。誠然,這個問題並非該書所研究的重點,甚至連一個方面都談不上,但還是讓人有些遺憾。希望有這方面興趣的人能做一下這方面的研究,會是很有趣的課題。中國的歷史學者大多將精力放在了對朝廷制度歷史大事的研究上,而忽略了對於歷史細節的解讀與復原,忽略了對於當時百姓生活的研究,這畢竟是一種缺失,而且讓歷史的研究少了許多趣味。

對於後面兩個問題,作者在書中做了回答,但我認為回答得並不全面,還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對於為何不採用海運,黃先生認為是因為明代海禁政策,特別是在明代的後期,更是嚴格地禁止一切的海洋活動,甚至只要製造雙桅以上的船就是謀反,就罪可致死。作者對此沒有進行詳細分析,但海禁的問題確實是對漕運有很大影響的。不過我卻思考著一個問題,明代的漕運系統基本上採用的隋代的大運河,當時的中國並無海禁問題,為何不用海運,而是不惜成本,大費周章地在離海很近的地方挖了一條運河?當然當時的航海技術有限,會影響海運的發展。但中國的近海海域並不複雜,至少在物品豐盛的長江三角洲一帶也少颱風的影響,按說最少應該有部分的貨物通過海上運輸,但卻歷代還是在經營著這條大運河。從中國歷代的典籍看,對於大海的描述遠少於對江河的描述。中國雖然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海洋似乎並未進入到中國的歷史及百姓的生活之中。給人感覺,中華民族是一個懼怕海洋的民族,是一個不到不得已不願與海洋打交道的民族,是一個敬海洋而遠之的民族。他們為什麼懼怕海洋,對於海洋,在民族的早期歷史中經歷過什麼使他們有了禁忌,這些問題我覺得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在此求教於方家。

至於第三個問題,我覺得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在書中各處,作者對此都有所解答。明代的漕運系統主要承擔了南方對於朝廷運送糧食的任務,當然也運送著來自南方的各種貢品,實際上就是一條進貢之河。雖然也有商人私下利用它進行商品的貿易,但量都很小。從這個方面來說,向北方是滿載而去,那都是對皇家的貢品,回來當然量就小多了,大多船只能空倉而歸。另一方面,中國南方的物產,相比北方來說,豐盛得多。從書中我們可以得知,宮廷及北京日常所需要的東西,除了煤、木炭、毛織品、琉璃瓦、搪瓷及小部分絲織品外,其他所有的東西都產於南方,都需要通過漕運從南方運輸而來。當然主要是白糧,其他還有紡織品、金花銀、蠟、茶葉、紙筆、木材、鐵、硫磺、瓷器、染料、食鹽,等等,包羅廣泛,甚至家禽牲畜及冬天時的草料,也從南方收取而來。而漕運船從北方返南方時,即使運載貨物,從黃仁宇的敘述中可以得知,只有毛皮、棉花、水果(主要是棗)等數種。雖然這只是來自於對皇家進貢的漕運中,但實際上南北的交易也應該是如此。中國的疆域幅員廣闊,南北地理及氣候條件相差巨大,物產方面也是差距很大,總的來說,北方的地理及氣候都比較惡劣,而南方各方麵條件相對較好,物產豐富得多。而偏偏中國曆朝統治者都居於北方,一是因為北方較早開發,中國統治者大都來自北方,二是因為中國的強敵也在北方,定都北方有利抵禦野蠻民族的進襲,明代就是如此。首都定在北方,那么大量人員的生活問題就得解決。從朝廷人員到駐守的軍隊,包括其家屬,量是非常大的。北方物產較少,是難以支撐的,就得從南方調集物資。本來王朝的統治,各地交稅來維持朝廷及地方政府的開支,這是天經地義的,各國都是如此,老百姓交稅錢就行了。但在中國不行,你得交實物,那么就得花費巨大的人力與物力來運輸。黃仁宇在書中提到,南方的白糧運到北京,會以低於南方的價格進行拋售,而運輸的費用往往是其價格的數倍。中國的巨大財富,就浪費在運輸之上了。退一步說,只有運輸體系建立起來了,那么民間也可利用這個體系進行貿易,貿易的結果也可彌補運輸的損失。但在中國漕運只運用於官方,同時,南北雙方物產方面的巨大差距,使得貿易也失去了對等性,一方只有需求,而另一方則只要供給,這種貿易注定不能持久。而在歐洲,則是互通有無,所以民間的交往越來越活躍,民間互相得利,對政府的需要並不是很大,政府只是坐收稅金就行了。而在中國,民間的貿易互不得利,民間交往熱情趨淡,而國家幅員廣闊,又要統一,則只要依靠強大的政府來強行推進南北物品互換,專制就成為了一種必然。這樣的結果,北方要戍兵備戰強敵的進攻,未能充分地發展。而南方則源源不斷地向北方輸血而無利,雙方在內耗中將中國拖入了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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