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傳》:《我的精神自傳》既是一部個性化非常鮮明的思想學術人生自 -百科知識中文網

圖書簡介

《我的精神自傳》本書既是一部個性化非常鮮明的思想學術人生自傳，更是一部結合個人身心創痛和研究心得。來總結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和中國經驗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所遭遇的大問題大困境，表達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立場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徹，激情飛揚，充滿了敏銳的發現與深刻的思索。黃鐘大呂之聲，世所少見；滄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讀者不能不讀的當代啟示錄。

本書是錢理群先生近年來最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最為看重的作品。錢先生在該書後記中說，“最後成書，已經耗費了五年時光，更是傾注了退休前後的主要心血”，“這本書，在我的學術著作中，確實占據了相當獨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傳，學術自傳與精神自傳，又是一部學術史、思想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這本書又是一部關於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閱讀過該書手稿的北大學者賀桂梅認為該書更是一部20世紀中國的經驗史。

作者簡介

錢理群，男，l939年生於四川重慶，祖籍浙江杭州。1956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學習，195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習。1960年在貴州省安順地區衛生學校任教，1974年在安順地區師範學校任教。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研究生班，1981年後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現已退休。著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傳》、《周作人論》、《與魯迅相遇》、《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1948：天地玄黃》、《中國現代文學30年》（合著）、《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合著），隨筆集《拒絕遺忘》、《壓在心上的墳》等。

上篇我的回顧與反思
引言 “以不切題為宗旨”
一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上）
二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中）
三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下）
四、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
五、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
六、關於啟蒙主義的反思
七、關於理想主義的反思
八、關於思想與行動的關係問題
九、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
十、最後的話題：關於大學教育與北大傳統
下篇我的精神自傳
引言
一、歷史的中間物
二、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
三、倖存者
四、學者、教師、精神界戰士
五、真的知識階級
六、思想者與實踐者
七、漂泊者與困守者
後記

媒體評論

關於錢理群的評論與印象
1．蕭夏林（著名編輯）
老錢是一個北大精神象徵，中國批判知識分子標誌性人物。現在北大第一神話和傳奇，簡直就是北大的聖人。除了老左派的政治批判之外，老錢在長江讀書獎之前幾乎是一個完美的人，幾乎沒有什麼“敵人”。可以說，在北大內外，老錢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老錢是全國人民愛戴，北大師生膜拜，新左派簇擁，全國的知識分子敬仰的良師益友慈父兄長，簡直就是一個神。

2．孔慶東（北大教師）
現在就要企圖全面地臧否一下錢理群，似乎為時過早。因為他不是那種從南坡爬上山頂就從北坡坐纜車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頂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頂搭台唱戲的人。儘管也不排除這種可能，即他最好的戲已經在登頂的過程中唱過了，但在山頂上將要演出的戲絕對不會令人失望，則是基本沒人懷疑的。

錢理群是一個具體的人，但又具體得很“抽象”。“錢理群”三個字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已經成為精神內涵比較豐富的某種意象。我讀過的評論錢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後、汪暉、陳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對那種意象有所觸及。我自己寫的關於錢理群的文章，也試圖把握那個意象，但卻總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覺。看來意象是不好強行把握的，還是循規蹈矩地有啥說啥為好。

對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於80年代的青年學生來說，錢理群首先是一個青年導師。陳平原老師曾戲言錢理群是“好為人師”，我覺得這不但抓住了錢理群的最大特點，而且說到了錢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義上。錢理群可以不當學者、不當教授，但絕不能不當老師。不當老師的錢理群不是錢理群。我認為毛澤東骨子裡也是“好為人師”，他也是什麼都可以不當，但一定要當老師。毛澤東說過“四個偉大”的讚頌里他只同意“偉大的導師”一條。錢理群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批判研究遲遲難以展開，我覺得有一個內在原因：錢理群和毛澤東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們都是啟蒙家。就對於啟蒙的熱情來講，恐怕魯迅也要遜於毛澤東。只是毛澤東的啟蒙越到後來，越藉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進而直接將啟蒙變成了“改造”。而魯迅和錢理群這一類人，由於基本沒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藉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啟蒙的純潔，另一方面則使本人乃至包括啟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不過即便如此，學生們也反對讓錢理群去當官，他們喜歡只有思想的錢理群。學生們寧可自己去當官去賺錢，也要保護錢理群這個純粹的“人師”形象。

我第一次見到錢理群，他40歲出頭，貌似一個年富力強的惡僧，風風火火地走來走去。我以為這是一位很勤勉的進修教師——若干年後，我也曾被誤認作進修教師，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聽錢理群的課，發現原來就是那個惡僧，不禁心中一動。他一張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賞的老師甚多，但能這樣吸引我，使我在課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師，僅此一位。他洶湧的激情，在擠滿了幾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著，迴蕩著。他深刻的見解，時而引起一陣急雨般的掌聲，時而把學生牢牢釘在座位上，全場鴉雀無聲。即使在冬天，他也滿頭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卻東找西抓尋不見，經常用手在黑板上亂塗著他那奔突又奔突不開，捲曲又捲曲不順的字型。聽他的課，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邊上。這樣才能抵禦他思想的巨大裹脅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對他的靜觀。我發現自己越是上喜歡的老師的課，越愛給老師起外號或者挑語病，大概就是出於這種潛意識。

錢理群的思想，通過北大和其他學校的課堂，輻射出去，影響了整個80年代的中國青年界。他的專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魯迅觀，他的周作人觀，他的中國知識分子觀，他的現代文學史觀，早已成為一代學子共同的精神財富。如果將來有人以錢理群為研究課題的話，我先提醒一句，他的書是第二位的，他的課才是第一位的。“課堂”研究有朝一日應該成為我們的學術話題。無論從投入的熱情與精力，內容的精彩與飽滿，得到的反響和愉悅，錢理群的課都比他的書更重要。聽過他課的人再拿到他的書，不是有一種急於打開的衝動，而是有一種再三推遲打開的眷戀。中國80年代不乏比錢理群聲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啟蒙者，但他們留給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斷，而錢理群給予青年的是一團熊熊燃燒的活的啟蒙精神。他的啟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鳴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體會和言說他所敢於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遠的。

錢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懷疑精神，這很明顯是來自魯迅。魯迅的懷疑精神被埋藏了許多年，錢理群把它從塵封中掘出，高高地揚起，為之再三詠嘆。於是，學生們都習慣了懷疑，不但懷疑“歷史”、“學問”、“道德”，而且一直懷疑到魯迅，懷疑到錢理群本人。當錢理群學生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不聽他的話，反駁他的話和說他的壞話。

其次，錢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種“大”的力量。他視野開闊，善於捕捉重大的話題，善於從大處著眼，善於小中見大，化微為著。錢理群十分注意一個具體學術問題的”時空坐標”。他筆下經常出現“20世紀”、“中國”、“中西”、“大”等辭彙，這些辭彙今天已經成了青年學者文章中的常用詞。這種大思維方式既是得益於馬列主義的基本素養，更是決定於對自身生存境況的強烈關注。錢理群經常號稱自己善於從別人那裡“偷”各種理論和方法，他的論著中也的確什麼順手用什麼，從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神話理論到接受美學乃至女權主義，但是他用來“偷”這些和駕馭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思辨哲學，包括從人的基本生存境況出發去研究人的精神產品，從上層建築各部分的互動關聯中去考察文學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終具有一種高屋建瓴的“大”的氣勢。

錢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個特點是善於抓取“意象”。即研究客體中反覆出現的那些最能表現“本質”的典型語彙。這種思想方式是理性與感性的結合，需要有極強的“悟性”。而這所謂”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實際就來自對自己生活的切膚體驗並把這種體驗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錢理群在魯迅身上抓取了“絕望”、“抗爭”，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興趣”，在話劇問題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學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學中抓取了“生存”和“掙扎”，……這些意象的選取事實上都是一種主客觀的契合。當不能找到合適的意象時，錢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進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適的意象，則如同槓桿找到了支點，“成噸的鋼鐵，它輕輕地一抓就起來”。這種研究方法是錢理群在學術實踐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還沒有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得到系統的總結和推廣。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種方法具有將“現象學”和“歷史主義”結合起來的特點。但它同時又帶有經典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詩學的某種氣息。或許不必急著去總結它，讓它在流動中發展下去更好。總結常常意味著凝固。

除了是一位優秀的學術研究者之外，錢理群還是一位卓越的學術研究組織者，或者說是學術戰略家。錢理群經常宣布他的研究計畫，經常為別人和整個學科策劃研究步驟。他對自己的專業有著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個具體研究對象，而且熟悉研究隊伍，他心中裝著一幅詳細的學術導遊圖。他對別人的生活也許不大懂，但他知道誰研究什麼最合適。他對專業研究的進展保持著比較宏偉的構想，比如他認為目前應當進行出版研究、校園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學與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經把這些研究課題布置或建議給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圍，出現了一種“規模研究”的集團優勢。這對於今後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二個問題是啟蒙的姿態。錢理群的姿態是崇尚獨立思考，一切從自我出發，真誠，不受羈勒。但是，純粹的“獨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們日常所強調的“獨立思考”是指不受權威引導，不隨波逐流，而不是絕對的空無依傍。錢理群有時天真地以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覺地代表一定的社會利益群體的。他以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數和歷史的正義，但有時情況很複雜，會變化。錢理群強調既不做權勢的幫忙與幫閒，也不做金錢的幫忙與幫閒，也不做大眾的幫忙與幫閒，但你畢竟”非忙即閒”地生活著，你的發言客觀上一定是對某些人有利、對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一味“真誠”和“自由”著，就有可能引起錯誤的掌聲，甚至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

不過我想，錢理群是具有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這些問題，他也許正在思考。錢理群的思想還遠沒有完全定型，今天對他的這些臧否，只能算是邊走邊唱的眉批和回評，離整本連篇的總評還遠著呢。

書摘插圖

我是給1981級的學生講的。——順便說一句：從1981級講到你們2001級，也就是說有二十一屆的北大學生聽了我的有關魯迅的課，我覺得挺高興的，也覺得很有意思：向連續二十一屆的學生講“我之魯迅觀”，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會有這樣大的勁頭。

而且講“魯迅”這樣的歷史巨人，卻要突出“我”，強調研究者、講課者的主體性，這在今天恐怕都有些出格，1981級學生聽起來自然覺得從未聽過這樣的講法。但北大畢竟是一個眼界開闊的學校，學生雖然覺得奇怪，但基本上是接受的。一傳到社會上，特別是魯迅研究界，就引起了出乎我意外的反響。

當時在武漢召開了一個學術討論會，討論在高校如何開魯迅研究課。本來我還只是個助教，儘管年紀也夠大了，但還沒有資格參加，我的導師王瑤下命令要讓我去，我只好去會上作了一個發言。沒想到引起強烈反響，當然有一部分人贊同，但更多的是憤怒與嘲笑：錢理群這人太狂妄了，什麼“我之魯迅觀”？！他竟敢把自己跟魯迅並提，居然宣稱“既不能仰視魯迅，也不能俯視魯迅，要平視魯迅”！——這個觀點在現在看來是常識，但是當時就被認為是對魯迅研究的“仰視”的既定格局的一個嚴重挑戰，這就難免被視為“狂妄”了。順便提一句，我這個觀點同時又受到一些年輕人的指責：錢理群平視魯迅不對，就應該俯視魯迅。這大概也很有象徵性：我這個人一輩子就處在年長者與年輕人的質疑中，受到兩方面的夾擊，這也是我的命運吧。

我的發言既然引起軒然大波，就要導師來收場。王先生處理得非常高明。他先聲色俱厲地把我批評一通，老師要找學生的碴兒太容易了。譬如我當時強調上課要跟學生交流，要重視學生的作用；他說：這哪兒行啊，教師講課當然要以教師為主，不可片面強調學生的作用。王先生這一說，那些人高興了：你看，他的老師批評他了。但最後王先生又輕輕說一句：不過話說回來，我也在北大上過魯迅課，錢理群講課比我好。我當時還沒領會老師的意思，覺得挺彆扭的，後來有朋友告訴我：王先生說你上課比他好，這是極高的評價，就是對你的課的充分肯定，最大支持。我這才恍然大悟，並且非常感動。

當時我已經四十五六歲了，但在學術界還是初出茅廬，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剛剛闖了禍，過幾天我又發表一個言論惹來了新的麻煩。我也搞不清是在一篇文章還是在一個公開場合，發表了這樣一個觀點：學術研究應該有想像力，掌握了一定材料後，就必須產生一個飛躍，提出一個假設性命題。你不可能掌握全部材料，因為歷史已經過去，你不可能重現歷史，你總是在有限材料基礎上，或者通過理論推理，或者通過想像，提出假設——不僅科學研究，文學研究也需要假設。有了假設，再去發掘材料，新的材料可能否定或者修正你的假設，如果新材料證明你的假設，那么假設就可能成立。如果我的話只說到這裡，大概不會捅太大的漏子，但我又多說了一句，批評有些研究者是“爬行現實主義者”，他永遠在材料上爬來爬去，不能產生飛躍。這就惹了大禍了。有些人就對號入座，說錢理群太狂妄了，竟然說我們都是爬行現實主義者！

我這個思考其實是作為一名北大學生，對老師的研究方法的一種領悟與理解。我非常欣賞林庚先生的研究，大家知道林先生有一個突出貢獻就是提出了“盛唐氣象”的概念。他這個概括在我看來是有材料有根據的，在材料基礎上又有他詩人特有的感悟力，特有的敏感與想像，從材料的積累到概念的提出，有一個飛躍與提升，是對研究對象（盛唐文學）的一個整體把握，是將個別現象排斥在外的。因此，總是可以找到好多材料來反駁，當時好多學者也是這樣提出種種質疑。但是經過歷史淘洗，他的這個概括今天看起來就特別有道理，非常有啟發性。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是八十年代李澤厚的《美的歷程》，他也是在掌握材料基礎上提出一些飛躍性的概括，這些概括對我們很有影響。當然你也不難挑出它的許多毛病。但是這樣的研究會打開新思路，啟發新思考，抓住一些最大的問題，可能忽略某些細節。我把這種研究稱為“浪漫主義研究”。當然任何研究都有它的弊病，沒有任何一種完美的研究方法。我當時提出有現實主義的研究，也要有浪漫主義的研究，以浪漫主義反對爬行現實主義，不過是想尋求研究的多種途徑，打破既定的、在我看來多少有些僵化的研究格局，這在一個初入學界又不想墨守成規的“年輕人”，是非常自然的。

但我又闖了禍，惹惱了當時的一群人，又驚動了老師。王瑤先生私下裡找我談話，他說了兩個意思。第一他說，錢理群你是對的，學術研究就是要有假設，我理解你的意思——後來我在看王先生著作時發現他也有類似意思，不過我當時沒看到，所以算是我自己的心得，不是從先生那裡偷來的。但緊接著王先生又勸我說：你在學術界還沒有站住腳，你不要那么沖；學術研究既要顯出你自己的東西，又要講策略，你得要存在，要不別人掀倒你太容易了。後來在寫王瑤先生的回憶文章里，我對他的教誨有這樣概括：研究者本身不得不考慮保全自己的問題──魯迅說過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研究者也不得不考慮自己的生存問題；“如何做中國的學者”，這實在是一門大學問。王先生在這方面有豐富經驗。他一再告誡我，在學術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絕不可做違心之論，但也要注意掌握分寸，掌握“什麼時候，可說，不可說，說到什麼程度之類的分寸”。後來我看到王先生在一篇紀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引用朱先生《論氣節》一文中所說：“‘氣’是積極的有所為，‘節’是消極的有所不為。”先生自己於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處。這使我想起人們常說魯迅是思想文化界的戰略家、策略家，其實一切希望在中國生存下去的文人學者都是不能不考慮戰略、策略、方法這類問題，王瑤師不過是這方面更為自覺而已。他一貫主張的“打太極拳”、“擦邊球”以及“外圓內方”之類，一定意義上都是自我保全的手段。對一個一意求真的學者，這樣的考慮是不得不然的；如果能夠不，最好不。但是在中國條件下，你就不得不然，並且伴隨巨大痛苦。而且“外圓內方”、“務實與求真”的要求是相輔相成的，甚至可以說“內方”、“求真”的要求是更為根本的。出賣原則的策略家仍然是魯迅和先生嗤之以鼻的做戲的虛無黨，堅持真理、愛憎分明才是先生的本色。這是很複雜的問題。今天回顧我自己的道路，大體上是遵照王先生的教誨，但不完全，我這人性格太烈，常常就不是外圓內方，而是外也很方，就要出很多麻煩。當然根據自己的個性，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很難說哪一種就是最好的。但有一點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既然生存在這樣的學術環境裡，就得認真地考慮“如何做中國的學者”，而無論如何，也得堅持為人為學的基本原則。

在以上的聊天中講了自己學術起點的情況，這大體上就決定著我的研究的特色、道路和命運。我在《六十劫語》有一篇文章有這樣概括：錢理群在學術上有許多自己獨立的追求，但是在堅持以上方面的追求的同時，又不斷地進行自我質疑，對他的研究的得和失，學術界一直持有不同的評價和爭議。他的學術著作很少得獎，這本身就構成了錢理群學術風格的一個特點。這是確實的，我的研究工作在學術界從來是有爭議的，或者說是愛憎分明：喜歡就非常喜歡，討厭就非常討厭。我自己很滿意於這樣一個命運。因為一個學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說他好，有爭議就說明有特色，有特色就會有問題。這是一個錢幣的兩面。魯迅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文化偏至論》，我就希望自己做一個“偏至的學者”，而不願做一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人人說好的學者。

我在很多場合都說到我的研究是一個“野路子”，這是我和一個朋友王乾坤在通信中討論到的一個問題。我是這樣說的：“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魯迅絕非書齋里的學者，他往往直接影響人的靈魂，進而影響整個民族發展進程。因此他永遠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我讀魯迅的書從出發點上就不是把它當作古董，或者作純學術的考究，而是帶著人生種種困惑、苦惱、渴求，到他那裡去尋求心靈的啟示，學習如何做人，在學習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積累的多了，因為種種機緣，就傾訴而為書。我研究他，不是在學院中把他當作研究對象，而是把他當作引導者，首先學會怎樣做人，然後有體會，寫成書就是《心靈的探尋》。至於人們承認與否是無所謂的。”所以乾坤說：“學院裡的正宗理論家怎樣看待我的作品，遠不是我所關心的，但是如果引不起人們心靈的對話，這卻是我所害怕的。就是說我的書是否得到理論家重視，在我看來不重要；即使成了廢紙，得不到感應，我也並不遺憾。因為我沒有閹割自己，而是抒寫了自己的思考，這也是人生一大樂事，一種基於生命的精神享受，這才是我的最高目的。”這也許被認為大逆不道，但書既然出來了，就成為一種社會存在，再也抹煞不了。於是就會引起人們心靈的震動，也會引起一部分人不舒服，甚至罵娘、跳腳，不管怎么樣，一些人心目中的一統天下就這樣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