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邊文化研究 內容簡介
《多邊文化研究》作為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的學術紀要，它的第一卷恰與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年頭同時來臨。這多少為我們的《紀要》增添了時代的色彩。或許，這一契合更預示著在這一新世紀中，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研究在人文社會學術研究中的價值與意義。多邊文化研究 本書前言
卷首語《多邊文化研究》作為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的學術紀要，它的第一卷恰與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年頭同時來臨。這多少為我們的《紀要》增添了時代的色彩。或許，這一契合更預示著在這一新世紀中，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研究在人文社會學術研究中的價值與意義。
假如我們把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後期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事業復興的起始，那么，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作為這一復興的見證人與參與者，在艱難困苦同時也在充滿朝氣的學術道路上已經走過了二十年了。
從學術層面上考察，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事業自七十年代後期以來的近四分之一的世紀中，可以說出現了三代主峰，以楊周翰、錢鍾書、季羨林、賈植芳諸位先生為代表，他們是經歷了“文革”之後推動中國比較文學復興的第一代學者；以樂黛雲、錢中文、饒�M子諸位先生為代表，他們是推進中國比較文學學術發展和繁榮的第二代學者；目前，在跨入新世紀之時，中國比較文學的學術研究，已經形成了第三代學者，他們中間已經出現了一批傑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學人。在幾代主峰之間，也都存在著許多過渡性的橋樑。前一代主峰學者的學術與精神，正是通過這些學術橋樑，轉達到了後一代的主峰層面上，承前開後，把學術推向新的巔峰。
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的建立與發展，與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事業發展的軌道相一致。它的前身“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創建於1981年，正是第一代學者們致力於復興中國比較文學學術的產物。它被定著於北京大學，這正體現了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化與新學術發展的基本脈絡。1985年，依據我國教育部的指示，北京大學把“比較文學研究中心”改建為具有獨立建制的實體性的研究所，任命剛剛從美國哈佛大學歸國的樂黛雲教授出任所長。不久，樂黛雲教授當選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會長和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副會長。近一系列的文化事態，便成為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主峰層面由第一代學者向第二代學者轉移的標誌。
自此以來的十五年間，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的研究，不僅在國內學術界而且在國際學術舞台上，取得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發展。第一，北京大學比較文學更比較文化研究所已經建立起了關於培養比較文學碩士→博士→博士後的完整的學術學位體系，由我所培養的比較文學碩士、博士和博士後專家，既在國內的學術界，而且也在歐洲、北美、東亞和澳洲廣袤的學術領域內發揮著積極的學術作用；第二，北大比較文學研究所的學者們撰寫的學術著作，其研討的內容涵蓋了比較文學多層面的學科，並已經突破了“法國學派”、“美國學派”等的藩籬，顯示了以中國文化為教養的文化精神、文化觀念和方法論特徵。該研究所的學者已經開始具備捕捉國際學術新趨勢，回應學術文化新挑戰的能力，其研究著作，不僅進入了中國大學的殿堂，而且已經在國際上被一些大學指定為“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課程的必讀參考書，並且在國際性出版物的有價值的評比中奪得如“學術類金獎”等高層次獎項；第三，北大比較大學研究所的學者積極參與了國際比較文學界的幾乎所有的重大學術活動，並且成為其中重要的組織者。(節選)
多邊文化研究 本書目錄
我的比較文學之路
多元文化發展中的兩種危險
及文學理論的未來
“原典性的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文化語境”與“變異體”以及
文學的發生學
翻譯中的“相異性”與“相似性”之辯
�D�D對翻譯與文化交流關係的
思考與再思考
形象學研究要注重總體性與綜合性
見證與見證人
隱形書寫：九十年代大眾文化的政治學
謝閣蘭的《碑》漢語證源
法國“如是派”對中國的理想化誤讀
日本明治維新運動與上海
從“中華”到“中國”
�D�D世界的轉變與自我認識的形成
失去儒家制衡的“個人主義”
�D�D周作人案例研究
西方理論與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闡釋
�D�D以比較文學的闡發研究為例
闡釋學與比較文學
酒神精神的東方視域
�D�D現代中國語境中尼采審美主義
思想的內涵與效應
船山思想的知識背景與解釋傳統
悲劇的衝突顯現形式與存在的可能性
青木正兒對中國儒學的思考
�D�D日本中國學讀書札記
錢鍾書的文學研究形態與詩話的復興
清末《求是報》中的法國形象�s
魯迅主張“硬譯”的文化意義
《荀子》的詮釋理論
想像：游弋於修辭與認知之間
《茶花女》漢譯本的歷時研究
“大眾”關鍵字的梳理：以十一三十年代
相關文學運動為中心
他，要去攻陷城堡
�D�D試論兩種真理觀對於個體生命的意義
作為傳記的《路德與加爾文》
�D�D在基督教人物書寫史的背景下
本卷作者一覽
多邊文化研究 文章節選
我如何走上比較文學之路
我追隨前輩，走上比較文學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七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學招收了一些留學生，我被分配去教一個留學生班的現代文學。我的這個班二十餘人，主要是歐美學生，也有從澳大利亞和日本來的。為了給外國學生講課，我不能不突破當時教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些模式，我開始講一點徐志摩、艾青、李金髮等“資產階級”作家。為了讓我的學生較深地理解他們的作品，我不得不進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以及它們在中國傳播的情形。這一在學術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問題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開始系統研究二十世紀以來，西方文學在中國是如何被借鑑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誤解和發生變形的。
從對早期魯迅和早期茅盾的研究中，我驚奇地發現他們不約而同，都受了德國思想家尼采很深的影響。再進一步研究，發現這位三十年來被視為煽動戰爭，蔑視平民，鼓吹超人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尼采的學說竟是二十世紀國中國許多啟蒙思想家推動社會改革，轉變舊思想，提倡新觀念的思想之源。無論是王國維、魯迅、茅盾、郭沫若、田漢、陳獨秀、傅斯年等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深刻的影響。事實上，尼采學說正是作為一種“最新思潮”為中國知識分子所矚目。尼采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虛偽、罪惡的揭露和批判，對於已經看到併力圖避免這些弱點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來說，正是極好的借鑑。他那否定一切舊價值標準，粉碎一切偶像的破壞者的形象(這種形象在中國傳統社會從來未曾有過)，他的超越平庸，超越舊我，成為健康強壯的超人的理想都深深鼓舞著正渴望推翻舊社會，創造新社會的中國知識分子，引起了他們的同感和共鳴。無論從魯迅塑造的狂人所高喊的“從來如此�D�D便對么？”的抗議，還是郭沫若許多以焚毀舊我，創造新我為主題的詩篇，都可以聽到尼采聲音的迴響。但是尼采學說本身充滿了複雜混亂的矛盾，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說，只是一個山峰和另一個山峰，通向山峰的路卻沒有。各種隱晦深奧的比喻和象徵都可以被隨心所欲地引證和曲解。因此，尼采的學說在不同時期也就被不同的人們進行著不同的解讀和利用。
1981年，我根據上述理解，寫了一篇《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引起了相當強烈的反響。客觀地說，這篇文章，不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興趣，而且也開拓了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研究的新的空間。1986年，北京大學第一次學術評獎，這篇文章還得了一個優秀論文獎。事隔五六年，還有人記起這篇文章，我很覺高興。後來，它又被選進好幾種論文集，並被譯成英文，發表在澳大利亞的《東亞研究》上。
與研究尼采同時，我編譯了一本《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由於和留學生接觸我看到了許多國外研究魯迅的論文，我的英語也有所長進。三十年的封閉和禁錮，我們幾乎和國外學術界完全隔絕，我在這些論文中真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我感到這些論文在某些方面頗具特色。(摘自6－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