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給黨聽》

《唱支山歌給黨聽》

1963年,全國掀起了向雷鋒學習的高潮。《唱支山歌給黨聽》就是在這次高潮中產生的一首優秀歌曲。它的歌詞節錄於《雷鋒日記》,是雷鋒從報上摘記的一首詩,作者為陝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的職工姚曉舟(筆名蕉萍)。作曲家朱踐耳將其譜成山歌風味的獨唱曲,作為故事片《雷鋒》的插曲,由胡松華首唱。紅色影響:這是一首深情——悲愴——激昂的“三部曲”式歌曲,情感訴求十分強烈,凡有過相似經歷的人,都能產生強烈共鳴。經農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瑪再度演繹,很快流傳全國,幾十年久唱不衰。

基本信息

基本資料

《唱支山歌給黨聽》簡譜《唱支山歌給黨聽》簡譜

歌名:《唱支山歌給黨聽》

詞作者:姚筱舟

曲作者:朱踐耳
原唱:才旦卓瑪

年代:1964年

出自:電影《雷鋒》

歌詞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創作背景

電影《雷鋒》電影《雷鋒》

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作於1964年“向雷鋒同志學習”的熱潮中。根據雷鋒在日記中摘抄的詩譜寫而成。歌詞僅八句,卻有很豐富的思想和感情。作曲者並沒有按照字面把它寫成一首山歌,而是寫成了一首抒情歌曲,真切地表達出雷鋒同志與黨親切談心的情景。

詞作者“蕉萍”當時是一個不為人知的井下礦工,他的真實姓名叫姚筱舟,這首歌的歌詞是他在與礦工一起勞動中創作的,姚筱舟回憶說,這首詩的其他部分都寫得比較“順手”,只有第二段中“鞭子”這個詞,難為了他個把鐘頭。他的初稿是“舊社會三座大山壓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但他反覆斟酌,總覺得不夠味,又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句替換。心煩意亂中,他隨手翻閱一本小人書,偶然看到一個肥胖的地主拿著鞭子打幾個長工。他靈機一動,覺得用“鞭子”來形容舊社會的殘暴和苦難比“三座大山”更形象化,於是他馬上提筆改成“舊社會鞭子抽我身……奪過鞭子揍敵人!” 姚筱舟寫成的詩共3段,除現在廣為傳唱的前兩段外,後面還有4句:“母親給我一顆心,暴風雨中一孤萍;億萬紅心跟著黨,乘風破浪齊躍進。”詩句中把黨比“母親”,則是礦工們說的話。 他用“蕉萍”為筆名,把3首小詩投寄到《陝西文藝》,很快被刊發在《詩傳單》專欄內,後被春風文藝出版社編匯在《新民歌三百首》一書中。 《唱支山歌給黨聽》飽含了對共產黨的熱愛、對舊社會的憎恨,使億萬中國人熟知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雷鋒把這首詩抄在了他的日記里,並對詩進行了3處修改:原詩中的“母親只能生我身”改成“母親只生了我的身”;另一句“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雷鋒又刪除了詩中有關“大躍進”內容的最後4句。《前進報》刊登雷鋒的這首詩後,其他幾家報紙也作了轉載。
1962年,雷鋒不幸犧牲。1963年,毛主席親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學雷鋒的活動便在全國開展起來。緊接著,《雷鋒日記》出版了。
1962年,雷鋒日記里的這首詩引起上海音樂學院教師朱踐耳的注意。朱踐耳決定給這首“雷鋒遺詩”譜曲,以便傳唱。
朱踐耳譜曲一氣呵成,之後就把新作寄到了《文匯報》。1963年2月21日,《文匯報》刊載了這首新歌。因為不清楚這首詩是雷鋒摘抄的,所以朱踐耳就為它加上了標題《雷鋒的歌》,還註明了歌詞摘自《雷鋒日記》。 1963年7月,姚筱舟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節目中第一次聽到這首歌,他既驚訝又激動,他沒有想到自己的一首小詩竟然會成為廣為傳唱的動人歌曲。
他抑制不住興奮的心情,試著給朱踐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明了《雷鋒日記》的歌詞是摘抄自他所發表的一首小詩的前八句。正好,中國音協的刊物《歌曲》要轉載《雷鋒的歌》,徵求朱踐耳的意見,朱踐耳就將姚筱舟寫給他的這封信轉寄給中國音協。中國音協通過組織渠道向陝西省焦坪煤礦黨委了解此事,證明情況屬實。於是《歌曲》編輯部發表時就用詩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給黨聽”作為標題,歌詞以詩的形式發表時署名“蕉萍”。
從那以後,《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得以正名。

關於詞作者

詞作家姚筱舟詞作家姚筱舟

1933年3月,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鉛山縣石塘鎮。1949年5月他參加了解放軍。1954年,赴朝參戰的姚筱舟回國後來到陝西銅川礦務局擔任宣傳、秘書工作,姚筱舟1956年任焦坪煤礦任技術員。然而,1957年元旦,煤礦發生瓦斯爆炸,14名礦工遇難。雖然姚筱舟當時不在現場,但作為技術員,他還是受到撤職並下礦採煤的處分。
姚筱舟下井後,常常傾聽老礦工吟唱高亢的陝北民歌。與煤礦工人生活、勞動在一起,他逐步地了解了礦工,愛上了礦工。姚筱舟說:“我認為煤礦工人是最可愛的人,他們犧牲了自己應該享受的那部分陽光,把髒、苦、累留給自己,把光、熱、笑貢獻給人民。”
他與礦工親如兄弟,礦工也把他當成了親人,經常和他一起喝茶、拉家常,不時還談起舊社會的磨難和共產黨的恩情。他記錄下許多礦工編的順口溜和歌謠:“黨是媽,礦是家,聽媽的話,建設好家”;“鞭子是窯主的槍桿子,煤窯是窯工的棺(材)板子”等等。
姚筱舟聽多了,記多了,自己也產生了寫詩的衝動。1958年初春,一個風雪交加之夜,姚筱舟守在煤油燈下,一口氣寫了三首小詩,其中包括《唱支山歌給黨聽》。
《唱支山歌給黨聽》到處傳唱的時候,曲作者朱踐耳一直想了解素未謀面的歌詞作者“蕉萍”是誰。1963年秋,朱踐耳通過多番尋覓,終於發現“蕉萍”在陝西焦坪煤礦,於是便給該礦黨委書記寫信。黨委書記趙炳儒也不知道蕉萍是誰,就召開大會問大家:“誰叫蕉萍?”姚筱舟沒有吭聲。他那時已深受“血統論”和“唯成份論”之害,心裡暗想,尋找“蕉萍”,誰曉得是好事還是壞事?第二天,礦黨委派人把筱舟找去,趙炳儒問:“你是‘蕉萍’,有人看見過你用筆名寫稿子。”筱舟一看瞞是瞞不住了,於是就誠惶誠恐地點了點頭。趙炳儒笑說:“好事嘛,這有啥不敢認的!”便把朱踐耳的信轉到筱舟手中。於是,從1964年起,《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歌才正式註明詞作者的真實姓名。
北京舉行頒獎大會時,姚筱舟因“社會關係複雜”未能成行,一套《毛澤東選集》和四張絲織音樂家像、一張獎狀還是由礦上轉交的。在“文革”中,《唱支山歌給黨聽》不但沒有給筱舟帶來好運,反而成了他的“罪狀”。
1997年5月9日,在姚筱舟的記憶中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天晚上8點,他珍藏在心裡34年的企盼定格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的“上海電視廣播大廈”4樓演播廳舞台上。
姚筱舟應上海東方電視台之邀,前去參加第17屆上海之春音樂會開幕式的。導演與主持人精心地給他安排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他在現場見到了作曲家朱踐耳和已成為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瑪。在雷鳴般的掌聲和照相機閃光燈的包圍下,他們3人忘情擁抱,緊緊地握手。一家報社記者風趣地說:“這一天是一支歌中起來的3個人共同的節日。”這支歌就是由姚筱舟作詞、朱踐耳譜曲、才旦卓瑪首唱的《唱支山歌給黨聽》。

歌曲賞析

歌曲是三部曲式結構。第一樂段充滿深情和激情,表達了雷鋒對黨的熱愛。第二樂段體現了新舊社會的強烈對比,時而悲痛淒楚,如泣如訴,充滿了對舊社會的仇恨;時而壯懷激烈,字字鏗鏘,具有部隊歌曲的音調特點,表達了雷鋒跟黨鬧革命的決心。第三樂段再現第一樂段的主題,加深了鏇律的印象,並把音樂推向高潮,再次強調了歌曲的中心思想。

習唱提示

第一段音樂寬廣舒展,充滿深情,演唱時氣息要深沉、均勻,聲音要圓潤、明亮,感情要真摯。第二段的前兩句聲音和情緒要壓抑,如泣如訴,悲痛悽苦。後半段表達雷鋒跟黨鬧革命的決心,因此要充滿激情,字字鏗鏘。唱到奪過鞭子時,速度放慢,直至切分音上的“揍”字加強並演唱形成高潮。第三段再現第一段主體,演唱時情緒更加高昂、激動,樂句也更加舒展。最後雖然結束在弱拍上,但卻要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和無盡的回味,因此,要求演唱者掌握好漸弱的發音技巧。
在演唱第一句“唱支山歌給黨聽”時,為了突出的“唱”和“聽”兩個字,可以採用緊咬緩發的咬字方式,來表達“我”對“黨”的無限深情。具體做法是:將字頭緊咬住後不吐出,不出聲也不換氣,讓字懸在音樂中,然後再緩緩發出。

曲作者簡介

朱踐耳(1922——)作曲家。原籍安徽涇縣人,出生於天津。早年即自學音樂,1940年開始作曲。1945年赴蘇北解放區,在蘇中軍區前線劇團工作,1947年任華東軍區文工團軍樂隊長兼指揮。1949年後在上海、北京從事電影音樂創作。1955年入莫斯科國立音樂學院,師從巴拉薩年學習作曲。1960年回國,先後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上海歌劇院、上海交響樂團專事音樂創作。I985年兼任中國音協創作委員會副主任,1989兼任上海音協主席。主要作品有交響樂 《第一交響曲》 、《第二交響曲》、《第四交響曲》、交響大合唱《英雄的詩篇》 、交響幻想曲《血染的紅花》、交響組曲《黔嶺素描》、管弦樂《節日序曲》、民樂合奏《翻身的日子》、嗩吶協奏《天樂》、歌曲《打得好》、《接過雷鋒的槍》 、《唱支山歌給黨聽》、 《清晰的記憶》 、電影音樂《在烈火中永生》等。

原唱才旦卓瑪

才旦卓瑪才旦卓瑪

才旦卓瑪(1937.6-),女,中國文聯副主席,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藏族民歌手,女高音歌唱家。國家一級演員。西藏日喀則人。藏族。大專文化。主要歌曲有《翻身農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給黨聽》、《北京的金山上》、《阿瑪列洪》、《酒歌》、《我們在相聚》等。錄製有唱片《美麗的西藏,可愛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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