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國務院總理）
就在幾年前，國內學者還在用“沒有溫度的高燒”調侃當時面臨過熱風險的中國經濟。現如今，隨著通脹數據的不斷飆升，我們越來越切身地體會到了中國經濟不斷上升的“體溫”。
曾經有一部電影《瘋狂的石頭》，但今天的物價上漲早就比這塊石頭更瘋狂了。在網路上曾經有個非常流行的段子：
我想買房，結果房價漲了；我想買車，結果油價漲了；我想買點肉吃，結果豬價漲了；於是我說：那我吃速食麵總可以了吧？結果速食麵也漲價了……
沒錯，如今的物價漲幅確實影響著很多人的心跳。從鐵礦石大幅度提價，到石油破百，然後是糧價4個月內竟然上漲了150%，價格都在翻筋斗般地加速飛揚，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上漲的CPI數據。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通脹傳導的速度正在加快，遠在倫敦的銅期貨價格剛剛躥至8800美元，國內的家電企業數日內就提高了新產品的出廠價格，其行動之迅速令人折服。一些廠家甚至通過改動原有產品型號，然後就以新產品的方式“暗漲”登場的怪事情都已經出現。畢竟在整個產業鏈價格都上漲的背景下，任何個體都難以扭轉這輪價格上漲的勢頭。
其實，造成本輪通脹的以豬肉為核心的農產品價格上漲，以及貨幣流動性過剩這兩個“老因素”到現在並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
通脹勢頭之源
現如今，美國經濟面臨衰退，國際貨幣環境已經再次寬鬆，全球通脹成定局。如果不能從源頭上根治中國通脹，而繼續拘泥於“頭痛醫頭”式的治理思路，那么再過幾年，可能將出現兩位數的CPI指數。
目前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通脹的根源在於持續數年的寬鬆貨幣環境以及巨額外匯占款帶來的過剩流動性，泛濫的貨幣供給成為大幅度拉升CPI的元兇。的確，按照弗里德曼的觀點，“通貨膨脹從來就是一種貨幣現象”，而且始於2003年的本輪經濟周期所帶來的流動性泛濫現象也很是嚴重。
從數據上來看，2007年的消費品零售額增長高達16.8%，增幅為1997年進入通貨緊縮後的最高，堅持了10多年的擴大內需戰略有效果初顯的跡象，泛濫的流動性似乎帶來了總需求的大幅增加。
但我們注意到在社保體系不夠健全、居民收入沒有實質性改善和兩極分化加劇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費傾向並不比10年前有多大的提高。去年消費零售總額的高增長更多的源於股市的紅火，“財富效應”對消費的拉動作用至為關鍵，而且央行2008年初的數據也顯示，去年各項存款比年初增加53878億元，比2006 年多增4599億元，2007年上半年居民存款的減少很快被下半年股市的震盪所湮沒，可見目前的消費增長基礎並不穩固。
因此，弗里德曼的命題在中國不能完全成立，中國的通脹和貨幣有關，但主要不是貨幣過剩引起的，過剩的流動性主要是造就資產泡沫的罪魁禍首。其實，中國通脹的根源在於農村的就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農村人口紅利也已經被過度消耗，瀕臨枯竭的邊緣。
自從放開人口流動政策後，中國農村數億廉價的勞動力大量地轉移至城市，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服務。據人口普查資料，一年之內在城鎮常住6個月以上的農民人口超過兩個億，加上短期流動到城裡找機會的民工，保守估計也有3億人。這可謂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動了，這3億民工相當於美國加上歐洲勞動人口的總和。“三農”的逐漸城市化，如今已經使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大幅度下挫，土地出現了大量的荒蕪，富有體力的勞動力也大多不會留在農村“男耕女織 ”，要是在過去“自家有肉”“自家有糧”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出現去年的豬肉價格、糧食價格暴漲的情況。
自1999年以來，中國糧食產量連續減少，不能滿足當年消費。比如，2003年人均糧食擁有量降為333公斤，僅相當於上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這幾年在惠農政策的推動下，糧食生產實現了產量的大幅度提高，2007糧食生產更是超過5億噸，實現了自1985年以來的首次連續四年增產。
但是，就在國內糧食生產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當年，糧食與食品價格卻出現了出人意料地持續大幅度地上漲，這又是何故？若不是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農村生產出現大面積停滯，是不會出現這些情況的。雖然糧食豐收，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新增量已經無法滿足中國經濟對糧食的需求。
而且現在的現實是，雖然2004年到2007年，每年中央政府的“一號檔案”都是關於“三農”的，但是地方政府卻沒有把農業問題放在突出的位置，不重視農村和農民利益的問題比較嚴重。地方官員動不動就是建設國際的大都市，數據顯示，目前提出要建設國際大都市的有182個，占比82%，都在想著建設大都市，何來心思改善農村紅利面臨枯竭的問題。地方政府的不重視，對農村的投入不足，加上農民在城市的收益遠高於農村，農民自然沒有動力回到農村。
經過這么多年的勞動力轉移，農民紅利逐漸消失的累積效應已經顯現，如若不對農民紅利枯竭的問題引起高度重視，最終的CPI將以“咆哮”的方式警示世人此問題的嚴重性。
要想防止更為嚴重的通脹出現，治本之策理應是改變農村目前新出現的這種經濟特徵。將部分的勞動力從城市回流到農村，徹底解決留守農村的農民多是“老弱殘孤”的現狀，從根本上調動大多數農民再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而不僅僅是採取一些臨時性的管制政策來平抑農產品價格。
比如，豬肉漲價是個極為複雜的問題，是過去十幾年“輕農”和農民紅利瀕臨枯竭的必然。去年，農民不願意養豬，但豬肉價格實現了三倍的上漲，到現在農民養豬的積極性並沒有顯著提高，這說明如此漲幅還不足以彌補農民的損失。農民養豬犧牲的是進城打工的工作機會，機會成本過高。
然而剛剛過去的2008年半年時間，卻出現了一系列的通脹“新因素”。糧食危機猛然而至，世界糧食計畫署更是將其稱之為“無聲的海嘯”。人類有時候真是莫名其妙，僅僅在一年前，ＷＴＯ的多哈談判中，各國還因為替本國農產品爭取到儘可能多的出口份額而不惜“大打出手”，而今天的歐洲、北美紛紛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措施，亞洲國家也是幾乎無一例外地限制糧食出口。
雖然目前國內以大米為代表的糧食價格基本穩定，但央視的調查卻顯示，重慶、四川和安徽這樣的農業大省，撂荒地的規模很是驚人，農民種糧食的積極性空前低落。最近，廣東幾大糧油市場銷售的大米，約98%需要從外地調進，也昭示著區域性的糧食危機已經發生。
當前，雖然美國一季度0.6%的經濟增速和良好的上市公司報表，頃刻之間人們開始從美國經濟衰退的夢魘中回味過來，“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成為新的共識。然而，消費的持續低迷，以及在市場紛紛預期房地產市場依然有10%的下降空間的情況下，美國經濟並沒有完全擺脫衰退的可能，美元也不能因為美聯儲的降息周期收尾而出現拐點，“見底論”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如果美元繼續疲軟，全球的大宗商品價格勢必將再戰新高，150美元的石油、9000美元的倫銅可能年內就成事實。
是的，在通脹因素內外交錯的當下，老通脹因素還未來得及消化，新通脹因素卻不斷湧現，治理通脹的確十分艱難。難怪乎溫總理直言“通脹是今年中國經濟最大的困難”。
對於目前國內的通脹形勢，我們不能用太短視的眼光去審視，諸如臨時價格管制類的“頭疼醫頭”式治理只能進一步推高物價，指望用過於“實用”的政策一步到位，最終必將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對於廣大民眾而言，在CPI數據可能破兩位數，未來兩三年內通脹壓力難以明顯減輕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做好與通脹做中長期博弈的準備，最佳化消費結構和投資結構，盡最大努力減少通脹對財富的侵蝕。
人民幣“6.0時代”：通脹難以應聲而落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伴著古樂府的佳句，我們不得不慨嘆時光荏苒，年華易逝。轉眼間，人民幣匯率改革已經三年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盤中價也早就悄然地突破7.0，正式進入了“6.0時代”，三年累計升值幅度高達20%。
遙想3年前的夏天，在一片歡呼聲中人民幣匯改啟動，以市場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正式宣告運行。當時人們對人民幣升值必然減少貿易順差寄予了相當高的期望，但這兩年的貿易數據給這條教科書的“金科玉律”予以了無情的打擊。在“破八”的2006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達到1774.7億美元，遠高於2005年的1019億美元。而人民幣加速升值的2007年，順差更是一下子實現了翻番的增長，達到2622億美元。如此兇悍的順差增長速度著實讓人汗顏，升值減少順差注定了將成為一廂情願的想法。
與三年前類似，目前人們對人民幣升值又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在升值減少順差的願望無法實現之後，特別是8.7%的CPI數據甫一公布，升值遏制通脹的呼聲陡然間異常強烈。一季度人民幣快速升值的現實也印證了管理層試圖通過匯率遏制通脹的政策意圖。在次貸風暴底部依然未現，全球貨幣環境再次寬鬆的大背景之下，人民幣的“6.0時代”通脹能否應聲而落，就成為我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升值遏制通脹”切不可重蹈“升值減少順差”的覆轍。
的確，始於去年上半年的本輪通脹，除了國內長期積累的農業問題集中爆發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海外市場。以石油、金屬和農產品價格的持續攀升，推高了國內工業生產的成本和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由此拉升了PPI和CPI。按照經濟學理論，人民幣升值能夠降低進口產品的價格，故而通過人民幣對外匯率的加速升值，能夠讓實際進口的成本相應地下降，從而遏制通脹。
但我們必須注意到，人民幣在對美元快速升值的同時，卻呈現了“名升實貶”的特徵。今年以來，人民幣對歐元已貶值5%，對日元貶值7%，儘管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以美元結算的占據大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更是影響貿易形勢的關鍵匯率。但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貶值卻是事實，目前歐盟已經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而對美國貿易額占比僅在20%左右，人民幣對美元以外的其他貨幣“實貶”可能讓升值遏制通脹的功效大打折扣。
而且，目前海外市場商品價格的上升速度並不是人民幣升值所能企及的。在美聯儲持續放鬆貨幣環境的背景之下，全球的流動性將在原先本已泛濫的基礎上更為過剩。國際資金在商品市場的恣意炒作，導致的大宗商品價格漲跌速度和周期，遠遠不是貨幣的升貶所能同步的。比如，LME的銅價從8000美元漲至9000美元可以在數個交易日即可完成，但人民幣匯率卻難以在短短數天內達到如此的升幅。因此，寄希望於升值降低進口產品的價格並不現實，讓眾多的進口企業練就好在國際市場“廝殺”的本領更為關鍵，通過多空機制鎖定成本，而不是眼盯著匯率。
更為重要的是，本輪全球通脹成形的主要原因在於，多年來包括中國、亞洲和美國等在內的主要經濟體，對農業的投入和重視程度長期不足，加上貨幣環境的寬鬆，使得全球的農產品供求發生了質變，以農產品價格為先導的物價持續攀升也就成為必然。前段時間，國際糧價的上漲速度讓人瞠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米期貨價格已經到達了創紀錄的0.463美元/公斤，自2001年以來漲了5倍。具體地從中國來看，不從根本上解決農業問題，將農業的生產水平恢復到從前，企圖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下挫將是一種奢望。目前，農村的生產者儘是老弱病殘者，必須將“三農”問題真正落到實處，才能最終解決農產品價格問題，化解通脹。
是的，雖然人民幣已經進入了“6.0時代，”但如果不能從源頭上控制住物價上漲，不能從技術上鎖定工業的成本，而寄希望於人民幣的升值遏制通脹，最終只會讓中國承受更高的通脹壓力。而且人民幣升值不能解決的問題還很多，而如今其負面效應已經十分明顯。
首先，人民幣大幅升值，並不能解決貿易順差問題。經濟學上有個觀點認為，貨幣升值會壓製出口、增加進口，從而使貿易賬戶逐步平衡。但嚴格地說，貨幣大幅升值從而解決貿易賬戶平衡問題有個基本條件，即馬歇爾－勒納條件，簡單地說就是只有在一國進口需求彈性和出口需求彈性之和大於1的情況下，通過匯率手段才能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
由於勞動力成本和資源資金價格的低廉，使得大多數企業的生產成本相對偏低，而且大多數企業的國內市場已經趨於飽和，唯有進軍國際市場，比如在閩南，隨處可見的鞋服、陶瓷和石雕等出口企業。這兩個原因使得大多數的出口企業對價格敏感度是不高的，縱使匯率大幅度上升，也無法壓制國內企業的出口需求和國際的進口需求。
再者，人民幣大幅升值對於緩解當前經濟過熱也作用甚微。始於2003年的經濟過熱，關鍵因素是外匯占款過多，導致流動性過剩。流動性泛濫固然與外匯占款聯繫密切，但更為重要的因素是過於寬鬆的貨幣環境。1996年以後，為了治理全國性的通貨緊縮，央行連續8次降息，將基準利率從9.18%壓低至2.25%，將近6年的低利率形成的寬鬆貨幣環境，在通貨緊縮和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在世紀初面對網際網路泡沫的破滅，恐怖主義的威脅，有段時間還出現了全球性的超寬鬆環境。但2004年以後，美國和歐盟等主要經濟體已逐步恢復了正常的貨幣環境，利率水平大都回到了相對中性的區間。但中國央行的利率政策由於受到匯率政策的掣肘，4年來一直沒有大的變化。
最後，人民幣大幅升值對企業成本的控制也帶來了嚴重挑戰。只是人民幣升值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升值後的波動區間也隨著擴大。因為波動區間擴大，比如 1%的波動，那么國內企業將很難應對，因為國內企業缺乏具備完全對沖匯率大幅波動風險的能力。像中國銀行這樣的專業金融機構都無法避免巨額的匯兌損失，更何況那些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的產業。
這與中國金融的稚嫩直接相關。匯率的大幅度波動只會造成大多數企業無法控制運營成本，匯兌的大面積損失是我們的企業所無法接受的。而且，區間一旦擴大，意味著人民幣升值的節奏將會持續加快，也意味著波動區間在今後還有繼續擴大的需求。
如何防止新一輪大宗商品暴漲
國家統計局2008年7月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個百分點，特別是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10.1%，同比回落2.5個百分點，經濟下滑的趨勢非常明顯，上半年10.4%的經濟增速，印證了中國經濟高位回落的現實，2007年以來經濟過熱的風險基本解除。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剛剛過去的2007年基本上可以判斷為這一輪經濟成長的峰值，今後幾年經濟增速將處於平穩回落通道，中國的通脹壓力將逐步減小。
的確，隨著前段時間一系列調控措施效應的顯現，食品類價格呈現一定幅度的回落基本成定局，但由於農村就業結構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質變，企圖食品類價格出現大幅度的下跌將是奢望。而更為值得關注的是美聯儲是否會再次減息，或者未來一年內維持 2%的低利率，可能招致全球商品牛市進入新一輪的上揚周期，從而帶動有色金屬等為代表的大宗商品以及國際農產品價格的飆升，由此，未來中國的通脹壓力將進一步加劇。
目前的情況來看，全球的流動性已經因為美聯儲進入降息通道而更為過剩。本來美聯儲從2001年1月開始到2004年6月將聯邦基金利率拉低到1%的歷史性低點，導致全球的流動性源源不斷地從格老的“黑匣子”里湧出，雖然隨後的3年全球都在盡力回收那4年放出的流動性，但收效一直甚微，從而出現了已經長達6年多的商品牛市。從2004年開始，以銅、鋅、鎳等有色金屬和石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開始了加速上揚，並在去年夏天達到了歷史性的波峰。目前正處於經歷了去年高位後的回調震盪階段，除了石油和農產品，其他大宗商品一直都還未突破去年的高點。
而現如今，美聯儲已經連續多次降息，全球的流動性將因為美元貨幣環境的更寬鬆而極具泛濫將成事實。更為嚴重的是目前全球的股票市場已經連續上漲2年多，美國各主要股指、恆指以及以中國為核心的新興市場國家的股指泡沫化都已經相當嚴重，全球股票市場消化過剩流動性的容量實為有限。
故而，這些過剩的資金重回大宗商品市場是最佳的選擇，可以預期將來在商品市場會出現大規模的逼空行情。在未來一段時期，LME銅挑戰10000美元，石油繼續衝刺200美元將極可能成為現實，其他的大宗商品也勢必將突破前期的高點，屆時商品泡沫將在去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吹大。
還有，目前中國工業企業在期貨市場的運作本領甚是稚嫩，中國因素也往往成為國際資金獵食的“誘餌”，到時候的資源價格漲幅可能將超過我們的想像，因此，國內企業現在就做好套期保值的準備，鎖定成本就顯得尤為重要。而且美聯儲的降息將進一步壓縮中國央行的降息空間，對中國治理通脹帶來更大的難度。
現在看來中國本輪通脹還遠未結束，一方面農產品帶動的食品價格大幅度回落難度甚大，另一方面外部環境使得資源價格在未來可能攀升，到時候食品類、交通與通信類以及家庭設備用品這三大類產品價格都將出現更大幅度的上漲。
加息難遏制“中國式通脹”
2007年3月18日、5月19日、7月21日、8月21日、9月15日、12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在2007年的這6個時間點宣布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頻率之快，歷史罕見。與加息一樣頻繁的是一年內央行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並在2008年又再次上調準備金率。理論上說，種種以“組合拳”面目出現的貨幣政策，都旨在加強貨幣信貸調控、引導投資合理增長。但是，央行如此罕見的緊縮力度並未能見出實效。到2008年6月M2同比增幅依然高達18.48%，達到創紀錄的水平。在上半年一度出現回落趨勢後，貨幣供應再度顯現增長勢頭，看來持續緊縮貨幣，並未能讓央行在流動性過剩面前稍顯輕鬆。
那么，加息遏制通脹這條經濟學的“金科玉律”，卻緣何在中國失效？還是因為加息的速度太慢，沒有達到能夠遏制通脹的“臨界值”？我以為，下面幾條可能是影響加息效果的主要原因。
首先，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斷裂”的。一般的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是央行通過加息影響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的信貸意願，最終通過市場主體的意願變化來影響企業、個人的投資消費，並作用於金融市場。但中國由於利率市場化程度不高和獨特的銀行體制背景，使得利率是缺乏彈性的，也就是說真正能在銀行獲得信貸的往往是有著某些特殊背景的企業和個人，他們並不在乎利率的提高。而對於廣大的民營企業來說，由於在銀行獲得信貸難度很大，往往藉助於地下錢莊等非正規的金融手段獲取資金。這樣一來，央行加息在傳導的過程中出現了“裂痕”，其效果也就只能大打折扣。
再者，本外幣利率倒掛也使得央行的加息效果遭遇挑戰。央行二季度貨幣政策報告顯示，一年期固定利率美元貸款，利率區間在6.02%到6.20%，浮動利率美元貸款利率區間在6.09%到 6.26%。而在央行多次加息之後，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利率已經從3月之前的6.12%調整到6.84%。在這樣的利率結構以及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背景下，選擇美元貸款要比人民幣貸款合適，既能“套利”還能“套匯”，最終不但不能收緊信貸，反而會加劇市場的流動性過剩局面。看來，貨幣錯配、變相結匯、外幣貸款利率壓低等因素，已經嚴重影響著央行的加息效果，也勢必將阻礙央行進一步提高本幣利率。
最後，對於中國目前高額的投資回報來說，不到7%的借貸成本並不能影響企業的借貸意願。2007年初CCER的一份研究報告揭示1998～2005年間，中國工業資本回報率以權益作為資本存量計算，淨利潤率從1998年2.2%上升到2005年12.6%，稅前利潤率從3.7%上升到14.4%，總回報率從6.8%上升到17.8%。如此高的回報率與當前央行的貸款利率相比，其誘惑實在是太大。
可能有人會認為，正是因為利率的偏低，加息速度太慢才導致借貸成本與投資回報如此懸殊，但現實情況如此，我們不可能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短期內大幅度提高利率。因此，既然不可能持續大幅度加息，而緩慢小幅度加息又效果不佳，有效收緊流動性都無法做到，更何談遏制“中國式通脹”了，反而會帶來一系列的“後遺症”，那么我們就不得不重新考量“加息遏制通脹”的政策邏輯了。
謹防物價上漲導致全面通貨膨脹
如果靜態地來看，以目前的物價上漲，就得出“全面通脹已經降臨中國”的結論的確有失偏頗，發改委官員“結構性上漲”的觀點有其合理之處。但當前經濟運行的過程中，有著不少的因素，可能將招致物價出現全面性的上漲，我們必須高度警惕這些因素，才能防患於未然，不至於出現全面通貨膨脹。
首先，食品價格是本輪物價上漲的“元兇”，食品價格上漲的根源又在於糧食、食用植物油、豬肉等價格的攀升。近幾年來，由於農村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不知不覺間農產品的供求關係也隨之悄然發生改變。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民工潮”一浪高過一浪，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向城市，不少農民放棄了農業生產，農村的就業結構發生變化。
不少月份，豬肉價格同比上漲了79.4%。我分析，豬肉漲價除了不少農民放棄養豬造成供給減少之外，另外一個核心原因是農民自己亦成了豬肉的需求者，這在以前農民“自家有肉”的情況下並不多見。其他農產品的供求結構也都有著類似的變化。因此，農產品供求關係的變化，未來將長期影響著價格的上漲。
要想防止物價上漲演變為全面通脹，治本之策應該是改變農村新出現的這種經濟特徵，從根本上調動大多數農民再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而不是採取一些短期的政策平抑農產品價格。現如今，像安徽、河南這樣的農業大省，甚至開始出現土地荒蕪的現象，農民 “拋地進城”的事情已不再鮮見。
再者，以石油和有色金屬等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可能還將攀升。雖然前6個月原材料、燃料等的價格只上漲了3.8%，與去年同期相比略微下降，但是一旦商品期貨市場重新開始單邊上揚，那么以原材料、燃料等為代表的商品價格也勢必將開始上漲，並隨之帶動空調、電視等電器以及交通通信類產品價格的上漲。
國內企業此時加緊做好應對生產成本上升的準備就顯得尤為必要。而對於工業企業來說，要想鎖定生產的成本，未雨綢繆選擇在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就成為其唯一的選擇。然而，目前的現狀是，大多數國內企業並不具備在期貨市場鎖定成本的能力，既缺意識更缺人才。因此，防止CPI中這些價格發生“質變”式的上漲，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給企業提供相應的知識資源和人力資源，幫助企業鎖定成本就成為極為迫切的任務。只有這樣，縱使商品市場有“風吹草動”，也不會出現物價的大幅度上漲。
最後，遏制通脹的相關政策必須有前瞻性的考慮。目前，國內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通過加息遏制通脹，但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斷裂的，本外幣利率倒掛以及投資回報偏高等因素，都實實在在地在左右加息的效果。貨幣政策對“中國式的通脹”的影響力度有限，必須依賴財政政策以及行政手段來防止物價上漲轉化為全面通脹。比如，財政方面，應該增加對農戶進行農業生產的補貼，將農產品價格穩定在大多數人能接受的合理範圍內，但政府必須保證農民的收益不會太低。同時，政府要嚴厲打擊“囤積居奇”的行為，規範市場秩序。豬肉價格的上漲除了供求關係的因素以外，和少數不法商販的投機行為也不無關係。政策的前瞻性，對於防止物價上漲轉化為全面通脹至關重要。
當前，中國經濟一直以兩位數的速度在運行，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以及巨額順差等指標都預示著經濟有“過熱”的趨勢。此時CPI突然開始迅速上漲，讓中國經濟開始有了“溫度”。“沒有溫度的高燒”已成為過去，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住CPI，人民幣升值以及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國經濟，將會更為艱難。因此，我們必須多管齊下，將全面通脹扼殺在搖籃之中。
中國：多管齊下反通脹
肇始於2006年底的本輪通貨膨脹，在2008年2月達到8.7%的峰值後現在已經回落到5%以下。一年多來，中國面對通脹壓力採取了強硬的反擊措施來應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農業政策以及價格控制，多管齊下。目前看來，中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惡性通脹的蔓延。
從2007年3月18日開始到2007年12月21日，中國央行已經連續6次加息，將存款基準利率從2.79%拉升至4.14%，貸款基準利率從 6.39%拉升至7.47%，加息總幅度和速率都是前幾輪通脹時期所未見的。的確，加息是任何國家治理通脹的重要武器，尤其是在需求高漲、經濟過熱的時候。但中國有著特殊的國情，加息的有效性一直備受質疑，在“加息難遏制‘中國式通脹’”的小節里，我已經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地探討。
存款準備金率是央行近兩年經常使用的另外一項政策工具。從2007年1月5日到2008年6月7日連續1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從9%提高至17.5% 的歷史最高。調存款準備金率的連續使用無疑會對市場產生緊縮效應，然而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一方面，銀行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創下新低，由此可能引發的流動性風險需要加以防範；另一方面，央行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正在不斷縮減。根據央行公布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2008年3月末時金融機構的超額準備金率為2%，其中四大國有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更是低於2%，僅為1.5%和1.3%。所以，當此形勢之下，央行在2008年9月15日開始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也就在所難免。
直接收緊信貸是中國央行控制貨幣的另外一個政策。從控制信貸投放派生貨幣、降低貨幣乘數的角度來看，緊信貸有利於減少貨幣供應，在經濟過熱時，全面緊縮信貸無疑是有效的。2007年12月份，坊間開始傳言央行要求各商業銀行按季度上報新增貸款目標，對信貸採取更有針對性的按季度調控，以便有效地針對具體情況出台調控措施，避免每年下半年不得不採取極端手段控制貸款增速。而且現實的情況是，從2008年1月份開始，事實上已經在按月度調控的方式對信貸投放進行控制。可見，在從緊貨幣政策基調之下，央行控制信貸的決心十分堅決。央行通常在每年初確定年度新增貸款目標，比如2007年的信貸目標是2.5萬億，但最終實現了3.63萬億。
但實際上，上面的這些巨觀緊縮政策並沒有外界宣傳的這么嚴格，從緊的貨幣政策效果卻是“不緊”。根據央行公布的數據，2008年前7個月份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已經增長了3.1萬億人民幣，而整個2007年的增量為2.9 萬億，廣義貨幣供給也一直維持在16%以上的高位。這在“中國流動性的泛濫”一節將有詳細的論證。
人民幣升值是中國貨幣當局打壓通脹的另一政策工具。本幣升值在理論上可以起到緊縮的效果，也可以抑制通脹。自2005年匯改至今，人民幣升值幅度已經超過了20%，但是就在這三年，人民幣越升值，通脹越嚴重。2007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幅度達5.13%，但是名義有效匯率僅升值1.63%。二者差距巨大是通貨膨脹帶來的，也就是國內物價上漲帶來實際匯率自然上升。因此，升值對抑制通脹效果並不理想。
目前中國依然在實行直接價格限制的措施。2008年1月，政府宣布“對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務實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1月底，全國31省市全部實施了臨時價格干預。目前看來，雖然價格管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這種短期有效、長期扭曲價格機制的做法的後遺症卻是極大的。比如，2007年以來的情況是電煤的價格大幅上升。比如浙江紹興的電煤要820元/噸，廣州更高達 1000元/噸。在這種情況下維持電價不變，發電就沒有積極性，政府把發電作為政治任務來部署，問題是可以堅持多久？煤與電的矛盾早就存在，本來也要解決，無奈通脹一來，為了抑制物價上漲，政府更不敢同意提電價，這勢必使電的供不應求更加嚴重。
整體來看，2008年，中國經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自然災害接踵而至，國際經濟環境風雲變幻，這些衝擊使通脹水平不斷攀升，又使經濟放緩跡象明顯。我相信，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通脹高企和增長放緩將成為中國經濟的主基調，巨觀調控可能被賦予更多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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