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刃》

《劍刃》作者是畢業於聖西爾軍校和巴黎陸軍大學的法國將軍總統戴高樂，本書明確地闡述了作者自己的作戰思想。

《劍刃》是一部後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刻劃自己作為未來領袖的形象的預言性著作。
作者戴高樂(1890~1970)是法國將軍、總統。畢業於聖西爾軍校和巴黎陸軍大學。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登戰役中受傷被俘，直至停戰獲釋。戰後，曾任軍校教官和部隊的參謀、指揮職務。1932~1936年任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為上校，先後指揮第5集團軍坦克部隊和坦克第4師在阿爾薩斯和索姆河地區作戰，屢建戰功。1940年5月25日晉升準將，6月6日就任雷諾內閣的國防和陸軍部副部長。巴黎淪陷後離法赴英，6月18日通過倫敦廣播電台發表演說，號召法國人民繼續戰鬥。繼而發動“自由法國”運動，著手組建“自由法國”武裝力量。1943~1944年先後作為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和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首腦，領導“自由法國”武裝力量轉戰近東、非洲，參加解放法國本土的作戰行動，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很大貢獻。1945年11月當選法國臨時政府總理(翌年1月辭職)。1947~1952年領導“法蘭西人民聯盟”。1959~1969年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執政期間，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決定同小國建立外交關係，並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機構。在軍事思想上勇於創新，反對因循守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曾發表論著，闡述在未來戰爭中戰鬥行動的機動性，以及坦克與空軍、步兵協同作戰的必要性；主張在法國建立一支約有10萬人的、具有積極進攻能力的機械化職業軍隊，但未為當局所重視。主要著作有：《敵人內部的傾軋》、《劍刃》、《建立職業軍隊》、《法國和它的軍隊》、《戰爭回憶錄》及《希望回憶錄》。
《劍刃》的法文原文共160頁，於1932年由戴高樂的摯友，軍事書刊出版者貝爾熱—萊夫羅爾在因戈爾施塔特第一次出版。出版後引起強烈震動，後來為不少國家翻譯出版。目前向無全文漢譯本。僅在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劍與筆》一書中可以見到根據英文版摘譯的該書的14段引文。
《劍刃》除前言外共分5章。第1章為戰爭行動，第2章為性格，第3章為威望，第4章為學說，第5章為政客和軍人。前3章是戴高樂1927年在貝當元帥主持下於法國軍事學院所作的三次演講的修改稿。那三次演講的第一講的題目是“戰爭行動與領袖人物”，第二講的主題是“領袖人物的性格”與“紀律的含義’，第三講的主題是“威望”。這三篇講稿曾於1928~1930年間在一些雜誌上發表過。第4章是戴高樂1925年寫的“時機論”的修改稿。而第5章則是將軍的新作“政客與軍人”。這一章可以命名為“雷諾和戴高樂”，後來也可以命名為“政客戴高樂和軍人戴高樂”。這是一章有關軍事問題的隨感。
《劍刃》寓意含蓄，氣勢磅礴，在相當程度上可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納賽爾的《革命的哲學》相提並論。
關於戰爭和軍隊問題，《劍刃》認為，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於人的天性。戰爭之所以不能徹底避免，那是因為戰爭是作為生活、自然界、人本身的主要內容的一種力量的表現。而力量是思想的手段、行動的工具、運動的條件、進步的助產士、革命的沖錘、走向滅亡者的掘墓人、秩序和自由的支柱。若無力量的因素，任何形式的生活都是不可思議的。因此，若無軍隊，人類社會也就不可能有進步。正是由於軍隊的流血犧牲，世界上才出現了希臘文化、羅馬秩序、基督教和現代文明。書中的這些觀點集中起來無非說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軍隊是世界文明發展的決定力量。書中把軍隊比作劍，並在結束語中斷言說：“劍——就是世界的軸心。”要賦予劍以利刃。
在談到領袖人物的性格時，《劍刃》認為，領袖人物應是強有力的人物，而強有力的人物往往粗暴，難以相處，甚至使人討厭，不得人心，即使確有真才實學，也難受到重用。《劍刃》認為，領袖人物應是性格剛強的人物。關於性格剛強的人物，《劍刃》中有以下獨特的實際是反映戴高樂性格的論述：性格剛強的人面對事端，性格剛強的人總是依靠自己，性格左右事態，勇於承擔義務，並視之為己任。
象天才能給藝術作品打上具有獨特含義和表現力的印記一樣，性格能給整個行動打上自己的活力印記，從而使行動具有個人的性質。
就象天才在藝術領域裡能給題材以生命一樣，性格剛強的人在精神上能給行動以活力和生命。
這種能使事業生機勃勃的特有能力，需要毅力保證才能實現。性格剛強的人總是迎難而上，因為只有在同困難搏鬥中，他才有用武之地。
至於領袖人物的威望或權威，《劍刃》認為，“事實上，有些人幾乎從初生之時起，就具有權威的氣質，這種氣質視之不能清楚見其形，但其影響則往往令人諒訝不已。”在唯物主義者看來，此種觀點簡直近似笑話。一個初生幼兒怎能談得上什麼權威和氣質呢?！不過這充分反映了戴高樂的世界觀。在闡述威望的問題中，《劍刃》還認為，為了樹立威望，首先需要有一種神秘感。對神秘感的描述，《劍刃》中有這樣一段名言：
“首先一點，無神秘感就無威望可言，因為過於熟悉就不能產生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居深廟方顯威。因此，無論是運籌規劃，還是處事和思維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們的好奇心，打動他們的心弦，使他們躍躍欲試。這並不是說，應該把自已關在象牙塔里，對下屬不理不睬，令人無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體察人情，使人人都覺得自己受到器重。但是在這樣做時，對人們決不能過於遷就，而必須保留某些隨時可以拋出來的驚人秘密。這樣，大家的信任之心就會油然而生，辦事就無往而不勝了。”
不難看出，這段話可認為是戴高樂對自己為人處事的獨特性格所作的最深刻的自白。
在關於學說的一章里，《劍刃》所闡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時機論。按照時機論的觀點，在了解戰爭的實質和進行戰爭的原則上，沒有一成不變的處方和規律，因為在戰爭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樣，一切情況都可能發生。指揮官必須根據情況隨機應變，準備應付一切情況，並在甚至所有軍事學說均告無用而只能靠直覺行事的完全不可思議的情況下能夠正確行動。戴高樂在此發揮了貝格森的教誨，把軍事提高到了高等哲學和藝術的境界。
陳上述主要問題外，《劍刃》還論述了許多其他問題，諸如武裝力量的建設和國家對武裝力量的使用、政府和統帥部之間的協同以及各種哲學觀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