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困境》:《儒家文化的困境》是由蕭功秦所寫的文化類書籍。《儒家 -百科知識中文網

《儒家文化的困境》

內容提要

本書從近代中國正統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認識心理與社會心理三個層面上展開分析，考察他們對於異質文化的排斥態度、極端保守和少數先覺者內心的苦悶與壓抑。作者認為，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種在西方挑戰面前，進行自我更新的內部機制，難以實現從傳統觀念向近代觀念的歷史轉變，從而只能繼續以傳統為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陳舊的認識思維框架，來被動地處理種種事態與危局。由於觀念與現實的嚴重悖離，近代儒家

文化從而陷入自身難以擺脫的困境。

作者簡介

蕭功秦，1946年生，湖南衡陽人。1981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現為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教授。兼任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委員、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

特邀評論員。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變革史、中國思想文化史、當代中國轉型政治、當代中國思潮等方面的研究。著有《蕭功秦集》、《危機中的變革：清末現代化進程中的激進與保守》、《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國士大夫與西方挑戰》、《知識份子與觀念人》等專著，論著合計一百餘萬字。先後應邀赴德國、瑞士、法國等大學訪學，1998年受美國政府邀請為“國際訪問者計畫訪問學者”。1999年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訪問學者。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2004年4月為台灣政治大學國關中心訪問學者。被國際學術界認為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

本書目錄

序　言
第一章　近代中西文化衝突的歷史背景
1-1華夏文化圈與外部世界
1-2中央集權與華夷國際秩序
1-3拒絕向天子跪拜的蠻夷
1-4一個深深沉睡的古老民族
第二章　正統士大夫是怎樣認知西方事物的
2-1研究士大夫群體認識心理的意義
2-2認識心理中的兩種機制
2-3中國傳統概念思維的三個特點
2-4強制性附會：認知西方事物的途徑
2-5評介西學

的價值尺度——來自聖學的投影
2-6觀念與現實的悖離
第三章　一位清朝公使眼中的西洋文明
3-1身處異域的國粹派
3-2為什麼中國士大夫不必講求西學?
3-3豪商大賈居宅中的書香世家子弟
3-4傳統文化心理與思維方式之間的相互強化關係
第四章　洋務派的危機意識
4-1從憂懼感到危機感
4-2危機意識與避害反應
4-3洋務派與明治維新派

：對西方挑戰的不同態度
4-4兩難的抉擇
第五章　對洋務思潮的反動：憤怒的清議派的崛起
5-1保守的清議派對洋務窳敗現象的反省
5-2應付心理困境的新途徑：文飾作用與曲解作用
5-3正統派士大夫的遷怒心理及其表現
5-4消極心理防禦戰術的畸變趨勢
5-5清議派與天津教案：不祥的先兆
第六章　國粹主義的最後一戰——幻覺中的勝利與現實的悲劇
6-1在苦難與屈辱中激發的幻想
6-2天神下凡的訊息鼓舞著憤怒的勇士們
6-3國粹派士大夫“頗冀神怪”的社會心理
6-4在權力之塔頂端：滿朝心醉的人們
6-5庚子事變

：千古未有的奇聞
6-6一個古老文化的近代悲劇
結束語
附　錄　追求思想者的坦蕩之樂
後　記

相關內容

儒家的公平正義論

在歷史上，儒家的社會理想與制度設計多是針對當世的弊病提出，並用來批評、指導當世的；儒家思想與專制體制是有距離的。儒家和諧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公平、公正、正義論。我們知道，沒有抽象的公平正義，任何時空條件下的公平正義都是歷史的、具體的。

首先是“富民”與“均富”論。孔子治國安民的主張是“庶、富、教”，“富之”、“教之”（《論語·子路》），庶而後富，富而後教，肯定民生，強調藏富於民，把維護老百姓的生存權與受教育權看作是為政之本。孔子

所重在“民、食、喪、祭”（《堯曰》），重視百姓的吃飯與生死問題，主張如子產那樣“養民也惠”，“使民也義”（《公冶長》）。孔子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希望統治者不違農時，做到“恭、寬、信、敏、惠”（《陽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堯曰》）這都是孔子“仁愛”思想與“仁政”學說的題中應有之義。孔子注意到分配正義、社會公正問題，反對貧富過於懸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季氏》）。他對冉求說的這番話，是針對春秋末期季孫氏等新貴之暴富而提出的，意思是說，各諸侯或大夫，不必著急自己的財富不多，而需要顧慮的是財富分配的不均，那會導致諸侯之國與大夫之家的顛覆。若是財富平均，消滅了貧窮，境內團結、平安、和睦，不僅不會傾危，而且會有遠處的人來歸服於你。

孟子主張保障老百姓的財產權，他對齊宣王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良好的政治一定是使老百姓有產業有收入的政治；一定要保證他們的收入所得；好年成，豐衣足食；壞年成，不至於餓死；然後再誘導他們走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就會擁戴你，跟著你走。孟子引用公明儀的話，嚴厲批判了戰國中期的社會不公：“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上》）他主張“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梁惠王上》）。《孟子》書中多處談到老百姓“八口之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農家生活理想。

當然，孔子

和先秦儒家不是絕對的平均主義者，他們重“禮”執“禮”。“禮”是社會公共生活的規範與秩序，隨時空條件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禮”的功能是使社會財富與權力的分配與再分配有等級、有節度、有秩序，並導之以整體和諧。荀子指出，為了避免財產與權力分配上的混亂與爭鬥，先王制定禮義來劃分人群，使他們有貧富、貴賤的差別，但貧富、貴賤的差別一定要相稱，符合中道，不能失去平衡。荀子主張的“禮”是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荀子·禮論》）。“禮本於天”，“禮”的秩序源於宇宙的秩序。“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秩序的價值有神聖性，同時就有抽象性、合理性、公共性、公義的內涵。這種人與人的差異性社會原則的“禮”不僅受制於“天”，而且其內在精神是“仁”。“仁”高於“禮”。荀子在肯定人的現實存在的社會性差異時，並沒有忘記“公平”、“正義”。綜合孟子、荀子的思想，可以表達為：王者的法制，均等賦稅，平正民事，裁製萬物，這是用來撫養萬民的。土地稅，十分取一；關口和集市，只稽查壞人，而不徵收稅用；山林和漁場，按著時序關閉或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去，而不徵收稅用；依據土地的肥薄程度而徵收賦稅；流通財物，轉運糧食，暢行無阻；犯罪的人，刑罰只及於他本人，不牽連到他的親屬。在歷史上，這些均富論與權力公平論的主張部分地變為制度，或對制度予以修正、補充，它貫穿於用人、治獄、賞罰、收入和消費等方面。

其次是養老、救濟弱者、賑災與社會保障的制度設計及其落實。《孟子》

書中多次指出，要保證黎民不飢不寒，五十歲以上的人有絲棉襖穿，七十歲以上的人有肉吃。關於養老制度，《禮記·王制》保留了上古“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的分級養老制以及行養老禮的禮俗與制度。孟子指出：鰥、寡、孤、獨，“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對於這些弱者，《禮記·王制》指出，都有“常餼”，即經常性的糧食救濟。對於聾、啞及肢體有殘疾、障礙的人則有供養制度，“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即由工匠用自己的技能供養他們。

荀子主張“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王制》）戰國末年，《禮記·禮運》的作者假託孔子之口，抒發了大同之世的嚮往：“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該篇作者認為，在小康之世，雖然“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但仍然有仁、義、禮、樂來調治社會。“政必本於天”，這是儒家政治的根源性與正當性。“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禮運》），這是小康之世的治世原則。禮是體現義的規範、定製；義是法則有分別的依據，是施行仁道的節度，是分限之宜、恰當、正當。

歷史上的儒者對此身體力行。例如南宋朱熹曾努力勸農賑災，寬恤民力，為減免貧困縣的賦稅，多次奏請朝廷。朱子曾向孝宗面奏七札，嚴辭批評孝宗主政二十年的弊病：大政未舉，用非其人，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朱子對此憂心如焚，視民如傷，大修荒政。他深入窮鄉僻壤，拊問存恤，提出具體應對荒災的辦法，關注戢盜、捕蝗、興修水利等事（詳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足見古代廉吏在一定程度上實踐儒家“王道”、“仁政”思想，在傳統專制政治下，竭力減緩苛政對百姓的壓榨，使民眾謀得溫飽。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正義原則在開明專政、溫和統治時期，在制度上亦得以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農家子弟讀書受到了村社、宗族公田所得的資助。從楊寬《西周史》

、呂思勉《燕石續札》等書可知，庠、序、校是村社成員公共集會的活動場所（包括前述的行養老禮）。從鄭子產不毀鄉校到何心隱的社會基層組織“聚和堂”，到黃宗羲的以學校為議政之所與議會之初步，均是中國政治平等與民主的重要資源。在公共生活中必有個人與群體的權力界限的規定。呂氏鄉約、朱子家禮中都有契約精神與公民社會之初步，是文明化的體現。

最後是防止公權力濫用的思想。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根本經典《尚書·洪範》中指出，三德以正直為主，有剛有柔，求得剛柔互濟的中正平和。其大中至正的標準為：“無偏無陂（頗），遵王之義……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孔子說：“政者，正也”（《顏淵》）；“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雍也》）；“仁者安人，知者利仁”（《里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先之勞之”，“無倦”（《子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等。孔子強調“莊以蒞之”、“動之以禮”（《衛靈公》），即以嚴肅莊敬的態度尊重百姓，合理合法地動員百姓。他提出五種美政：“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堯曰》），反對以傲慢的態度對待人民，濫用權力，任意擾民，踐踏民意，不顧民生。他提出以“敬”的態度謹慎地使用公共權力的問題，以安民濟眾、百姓平安為根本目的。孟子

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亦含有公民權利的意識。在我國古代制度上，有監察制與考試製，甚為近代政治家孫中山先生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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