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而勝之，容易。勝之不再戰，難！
不一定要作高手，武俠中的勝者不一定是武者。不會絕世武功，依然可以笑傲江湖。
唐太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圖不過是一個不能履行的承諾，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的會戰，一場不到最後一頁猜不出結局的演義。
所有的爭鬥、陰謀、犧牲的結局只有八個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我的新武俠嘗試：試圖用水墨畫的筆法融入文字中，用筆畫武俠的方法，讓文字更中國些。…
作品背景：
在古代中日兩國交往的歷史長河中，雙方曾發生過幾次直接軍事對抗。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韓國西南部的錦江)海戰，是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正式交鋒。正是這次戰爭，影響了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國家的歷史發展進程，改變了當時的東亞國際關係格局。
戰火緣起朝鮮半島
公元4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借日本之力進行對抗。日本則企圖利用這種形勢，在朝鮮半島建立自己的統治勢力。4世紀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羅，征服弁韓之地(今韓國慶尚南道)，設”日本府”進行統治。百濟由此成為日本的朝貢國。4世紀末，隨著日本國土統一、國力增強，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鮮半島。
公元594年，高句麗、百濟、新羅開始向隋朝朝貢。日本也於600年向隋朝派遣使節。622年，唐朝與高句麗、百濟、新羅建立冊封關係。7世紀中葉，朝鮮半島紛爭升級。655年，高句麗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將率水陸聯軍13萬前往救援，大敗百濟，俘獲其國王。同年九十月間，百濟遺臣兩次遣使日本朝廷，請求援助，並要求送還在日本作人質的豐璋王子。大化改新後的日本，開始由農奴制向封建制轉化。為了轉移國內守舊勢力的鋒芒和人民民眾的不滿，擴大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日本藉機出兵朝鮮半島。於是，朝鮮半島的糾紛擴大為東亞地區的國際爭端。
中日激戰白村江
661年正月(農曆，下同)，日本齊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後來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親赴九州，欲統兵渡海西征，但齊明女皇因旅途勞頓，於當年七月病死，出征計畫被迫推遲。八月，中大兄皇子監國，令先遣部隊及輜重渡海。九月，5000日軍護送百濟豐璋王子歸國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濟贈送大批物資。同年五月，日本將軍率舟師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則”修繕兵甲、各具船舶、儲設軍糧”，隨時準備渡海作戰。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萬人，唐朝也任命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總管，統舟7000進駐熊津城(今韓國公州)。五六月間，百濟君臣之間發生嚴重內訌，實力銳減。唐軍與新羅軍隊趁機調兵遣將，於八月十三日包圍了百濟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韓國扶安)。至此，慘烈的白村江海戰拉開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將劉仁願、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周留城。唐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餘隆則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萬餘人，分乘戰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三國史記》中描述道：”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翌日，日軍諸將與百濟王商討對策。他們依仗兵力優勢，妄言”我等爭先，彼應自退”，遂未加整頓部署，便”率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結果，唐軍”左右夾船繞戰”，巧施包抄合擊之術，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舊唐書•劉仁軌傳》史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戰後，百濟豐璋王逃亡高句麗，殘軍盡皆投降，百濟復國化為泡影。
一戰決定東亞格局
白村江戰役，基本上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百濟滅亡後，667年，唐朝和新羅聯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
白村江之戰，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餘年(至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間未敢再大規模入侵朝鮮半島。白村江戰敗後，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於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後構建了四道防線。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於防禦的土壩，壩長1.2公里，底部寬80米，高十幾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為了保險，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然而，唐朝和新羅的軍隊並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戰敗，也加深了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人民民眾對沉重的戰爭負擔深為不滿，守舊勢力趁機向革新派施加壓力。在守舊勢力的攻勢下，天智天皇一方面採取妥協退讓政策，另一方面頒布法典，編制戶籍，積極致力於內治，為奈良時代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白村江海戰，是日本與唐朝的一次直接較量，它確立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面對強盛的大唐帝國，戰爭的慘痛教訓，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外政策。於是，日本及時修正對外政策，恢復了與唐朝的國交，開始積極選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學習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在白村江戰役之前，日本已經派遣過4次遣唐使。但史實證明，白村江戰役後，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頻率、使團規模和影響力都遠遠超過戰爭之前。最具典型意義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團規模較大，一般為4條船，五六百人，約是戰前的兩三倍。這一時期中日間的文化和經濟交流也最為興盛，彪炳史冊者很多。遣唐使作為日本朝廷派遣的國使，政治上發展與唐朝的睦鄰關係，經濟上交換宮廷貴族需求的珍貴物產，文化上積極吸取唐代豐富的典章制度，他們推動日本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