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大集”
農村趕集不是新鮮事，農民購物都是到集市上去.參加外貿大集.
“趕大集”在農村集市輪流辦，三六九張莊集，二五八李村集。還有逢五逢十的集。
這種辦法也可以拿到城市裡來，選好對交通無大礙的地方，定好界限，也分一四七，二五八輪流舉辦。有關城市管理部門，事先組織論證，制定實施辦法，有可能把這件事辦成既活躍了市場，方便了市民，又解決了路邊亂擺攤，髒亂差的問題。
趕大集民俗文化
趕集，在我看來，就是農村的超市。能到集市去買菜，是好生活。我們那兒形容有錢人，往往有這么句：他家集集都趕。不過趕集買的不只是菜，還有份很放鬆，很享受的愜意
按照節會固有的“吃 、住、行 、游、購、娛”六大要素，將整個活動分為文化節活動、民俗文化、文化旅遊、商貿活動四大板塊，包括夠級撲克擂台賽等.
“趕大集”農村大趕集
年初的經濟運行，就如京城初春的天氣一樣，仍不時地透出陣陣寒意，在對外出口不暢的嚴峻形勢下，“擴內需”、“促消費”、“保增長”成了社會經濟領域當仁不讓的關鍵字。各地新舉措、好辦法層出不窮，其中，北京市商務局牽頭組織的京城外貿大集頗為引人注目。
“趕大集”我只要有機會，就非常願意到農村的集市上去轉一轉，看看那來自面四八方的人們，還有那使人眼花繚亂的各式各樣的商品，真是人山人海，車水馬龍，熱鬧非凡。簡直是無法形容的一種享受，心裡總有說不出的感嘆！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物質真是極大豐富，人們生活越來越美滿富裕了！是的，我已記不清有生以來趕了多少次大集，但令我終生難忘的是當年我曾親身經歷過的“四次大集”。
歷史
在那個年代，哈爾套公社和全國各地的農村一樣，老百姓靠天吃飯，當地風沙很大，趕上老天無雨，農作物幾乎顆粒不收，用老百姓的話來說，種一坡，收一車，打一簸箕熬一鍋，一年的勞累換來的口糧、燒柴還不夠全家幾個月吃用，全靠國家返銷糧過日子，家家日子過得都是緊緊巴巴。但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哈爾套卻成了全省的先進典型，從此哈爾套也就和“社會主義大集”聯繫在一起了。
“趕大集”在這次哈爾套“大集”現場會議上，省里提出要求：“全省的各市、地回去都要組織這樣的大集”。
同年的五六月份，我們朝陽地區也在朝陽縣的孫家灣公社搞了同樣的“趕大集”試點，並將全地區的公社黨委書記以上幹部召集到此地學習、參觀。這次活動之後，縣領導要求各公社回去後要採取積極行動，不但要舉辦“大集”，還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將社員養的老母豬統一收上來集體飼養，原因是社員養的老母豬當時被視為“小銀行”。
我回到公社後，左思右想此路不對頭，這種做法不符合實際情況。因為當時集體養豬場的經營狀況極為不佳，由於大鍋飯等弊端，飼養好壞一個樣，飼養員也不經心，影響豬的生長。而國家每年都要給每個公社下達生豬收購任務。如果將母豬統統收上來集體飼養，不但養不好，還會造成沒有仔豬，失去了仔豬的來源，交生豬的任務更是難以完成。於是，我決定不能收，豬繼續由個人飼養。這樣不但保住了國家生豬收購任務的完成，又保護了農民的經濟收入。
“趕大集”當年七八月份，我又參加了北票縣在大孤公社搞的第三次“大集”活動，這次是縣裡效仿上級做法，召開同樣的“大集”試點，給我的印象是大同小異，除與前兩次雷同外，沒有新的創意。仍然是交易極少，花樣子繁多，根本不是“趕大集”而是“大集會”。還是要求各公社回去後都要搞一次這樣的“大集”。
就在我們籌備舉辦“大集”期間，縣裡卻下達了獨出心裁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在舉辦“大集”之前必須要抓出一個走資派的典型，在“趕大集”的大會上進行批鬥，不抓出典型就不允許你公社辦“大集”，而且說不定將來要拿你公社做個反面的典型在全縣通報批評。接到“通知”後，我百思不解，第二天我召開黨委會議，就如何落實縣裡“通知”精神進行認真討論。會上，大家在抓和不抓走資派典型的問題上討論得很激烈，最後我們頂住了某些壓力，在當年的九月初舉辦了第四次“大集”。但是沒有抓個走資派的典型進行批鬥。
“趕大集”1976年的10月初，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到此也就畫上了句號。
回憶起“趕大集”的經歷
回憶起“趕大集”的經歷，我思緒萬千。如今的“大集”，使我百趕不厭。是啊，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特別是黨的改革開放政策貫徹實施以來，老百姓的腰包鼓了，生活富裕了，由原來一家一戶的生產經營，發展到養殖、種植等專業戶、專業村，牲畜由幾頭髮展到成百上千以至上萬頭的大型繁殖基地。從大集上那各種各樣的貨物，我看到了新農村的變化，農民將每家生產的產品拿到集市上去交易，集市貿易也就成了農民致富的平台。許多村採取公司加農戶的形式，把他們生產的花卉用飛機經銷到全國各地，有的蔬菜甚至出口到俄羅斯。看到了大集，就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農村的巨大變化，看到了中國的農民正沿著黨指引的方向向小康社會邁進！中國的農民生活由溫飽向安康、富裕轉變，也像大集一樣正在日新月異地變化著，越變越好。
“趕大集”讓人難忘的農村大集
“我是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小時候，父母一直都是到大集上買東西，那時集市上的東西特別齊全，賣布的、賣菜的、賣油鹽醬醋的，應有盡有。還有很多捏麵人、吹糖人和雜耍的傳統技藝項目。”提到30年前的購物方式，高女士告訴記者，生長在那個年代的人，大集在他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候沒有商場、超市，大部分人都是靠大集來購買生活用品。以前的集市除了作為商品流通的渠道，還承擔了一些娛樂功能，對於那時候的孩子們來說，跟著大人去趕集，在童年的回憶中有濃重的一筆。
“趕大集”“改革開放之前，我們都是到集市上購物，而且那個年代物資缺，很多東西都要憑票購買，糧食要用糧票、衣服要用布票，還有其他票，反正城裡人的生活是離不開票。”採訪中市民岳先生道出了當年購買方式的單一和落後。
隨著時間的推進，除了農村大集選擇外，開始出現供銷社、門市部，買東西方便了不少。
圖書交易會不再“趕大集”
今年上半年各類圖書訂貨會非常密集，僅四五月份就有北京、武漢、福州等地的5個訂貨會接連舉行。各省省版圖書訂貨會也不甘示弱，使出版社和書店應接不暇。從今年上半年反饋的信息看，訂貨會人氣不是很旺，社店雙方投資大，市場反映卻平淡。只有5月中旬在桂林市舉行的’2001京版圖書交易會平淡中見火爆。據不完全統計，京版圖書交易會訂貨碼洋達8100萬元，超過歷屆。事隔一月，本月即將召開的京版圖書交易總結會，似乎更有利於讓人們沉靜下來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