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代表
“近九成網友贊同抵制家樂福”、“九成網友大罵韓寒腦殘”……屢屢出現的“九成網友”是一群身份神秘的人，
“‘被’時代”的荒謬他們有時候又叫“近九成網友”，或者“超九成網友”，他們的規模很難確定，500人不算少，5萬人不算多，他們的愛好是到處發表看法，而且經常自相矛盾。網路本是公民表達意見相對暢通有效的渠道，但“九成網友”的名號被濫用，實際上是一種話語暴力，抹煞了個體自由表達意見的可能性——在“被代表”之下，個體被集體粗暴地掩蓋，更何況“九成”這樣一個看似龐大的集體，通常是隨意統計出來、或是輿論編造出來的。作為現代公民，需要學會不隨便代表別人，也不隨便被別人代表——你只代表你自己。
被捐款
汶川地震後，一些單位或組織強迫個人捐款，以至出現個人重複“捐款”。北大哲學系教授王海明贊同震後每個人
“‘被’時代”的荒謬都必須被強制捐款：“很多人是把捐款當成善行，沒有理解成責任和義務。”“在非常時刻，為國家做貢獻更是一種責任，而不僅僅是善行，不捐獻是不履行責任和義務。”捐款不是收稅，沒有國家強制執行的法律依據，公民也沒有法定的義務，捐與不捐、捐多捐少都是公民的自由。但在政治化思維下，捐款變質為“工作表現”、“政治素質”，於是愛心奉獻成了道德勒索。“被捐款”的背後體現出依法行政的不足，更是對私有財產的變相侵犯。
被失蹤
2008年12月，《網路報》記者關鍵在山西採訪時神秘失蹤，家人報警求助，山西警方立案調查，初步認定為“失
“‘被’時代”的荒謬蹤”，並聲稱“人命關天，我們會全力查明真相”。14天后，家人卻接到河北警方電話，被告知關鍵涉嫌受賄被刑拘。隨後，山西警方表示他們事前就已經知道情況。刑事拘留本是刑事偵查程式中常用的強制措施，警方對刑拘者需在24小時內履行告知義務，這是一般原則。警方以“有礙偵查”為由的“不告知”不只侵犯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也侵犯了當事人家屬及其所在單位的知情權。沒有程式就沒有正義，“不告知”把刑拘辦成了失蹤，利用公權力愚弄和恐嚇了民眾，不但令民眾對公權力失去信任，也令法制建設遭到破壞。
被自願
據2009年5月《新京報》，重慶市銅梁縣有學生家長反映，孩子讀國小要交9000元“教師節慰問金”。學生家長反
“‘被’時代”的荒謬映至縣教委後，被告知“要退錢就必須退人”。銅梁縣教育局局長接受採訪時稱，此費系家長“自願”繳納。吳思在《潛規則》里提出過“合法傷害權”的概念，即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合法地傷害無力反抗的人。掌握權力的教育部門制定規則，為子女前途著想的家長只能任由宰割，名為自願，實為脅迫，因為一旦你不想“自願”做什麼，就什麼也不能做。
被就業
教育部官員稱截至7月1日統計，2009年已有415萬高校畢業生落實去向，與去年同期相比就業人數增加44萬人，大
“‘被’時代”的荒謬學生就業率達68%。如今高校靠扣畢業證的辦法逼學生找關係簽訂就業協定的手法已經過時，眼下最新鮮的手法是：大學生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竟然已經被簽訂了就業協定。學生“被就業”的公司可能是虛擬的，公章自然也是學校偽造的；學生根本沒有參與協定書的簽訂過程。高校和教育部門都需要體面的就業率。有了它，高校的專業設定、財政經費等才能有保障，來年才能忽悠更多不諳世事的學生；主管部門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政績。然而通過欺詐而得出的虛假數字什麼也帶不來，真實就業情況有多嚴峻，高校與畢業生各自心知肚明。
被自殺
2008年3月，曾多次進京舉報原阜陽市潁泉區區委書記張治安違法占用耕地、修建豪華辦公樓“白宮”等問題的舉
“‘被’時代”的荒謬報人李國福，在監獄醫院內死亡。檢察機關出具的調查結果顯示，李屬於自縊身亡，但其家屬不認可李自殺的結論，認為死亡原因蹊蹺。2009年6月，張治安以涉嫌報復陷害罪、受賄罪被提起公訴。一個沒有自殺動機的人，突然因某種變故而死亡；死亡現場呈現自殺的跡象，讓局外人百思不得其解，又無直接證據證明是被殺。儘管權威部門和家屬對死因各執一詞，但不論死者是否為自殺，權力的膨脹與濫用其實是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只要強權不受監督、令弱者無力對抗，類似的疑案就不斷上演，甕安事件中“看了伏地挺身”之後跳河“自殺”的女生、石首酒店墜樓的塗遠高，即是另兩宗極受關注的“被自殺”案例。
被開心
2009年7月，全國6個城市參加了為期兩周的“城市開心指數測試”，市民通過拍打公交站點的“笑臉”或“哭臉”
“‘被’時代”的荒謬裝置，表達自己當時的心情。最後北京以0.5個百分點的優勢超越上海，摘得中國“最開心城市”的桂冠。這樣的測試和統計方法沒有多少科學性可言。一個城市的人群是否開心，取決於經濟收入是否有保障，取決於文化生活是否有質量，取決於民主是否充分、法制是否健全，取決於是否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這一切沒有落實之前，所謂的“開心”、“幸福”、“和諧”，都只是強行戴在民眾頭上、遮住他們耳目的大帽子。
被小康
2009年2月，江蘇省對南通市轄下各縣市的小康達標情況進行隨機電話民意調查。當地政府要求受訪民眾熟記事先
“‘被’時代”的荒謬統一下發的標準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農村居民必須回答8500元，城鎮居民必須回答16500元，“是否參加社會保險或保障”必須回答“參加了”，“對住房、道路、居住環境是否滿足”必須回答“滿意”。於是，那些原本在小康達標水平之下的民眾，一夜之間就“被小康”了。小康本來有明確的指標，白紙黑字，糊弄不了人。但在“政績”的強大壓力下，官員沒有創造不了的奇蹟。為了得到上級領導的認可，很多為官者都有著強烈的政績意識。當他們把政績當成一種邀功請賞的籌碼，試圖藉此作為謀求升遷高位的敲門磚時，他們就會打造出“異味”的“政績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