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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公餘校《嵇康集》。 六月，《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印成。 十一月，雜感第一集《熱風》印成。

魯迅簡介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稱“文教思革”.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縣。兒時享受著少爺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敗變得貧困。青年時代受達爾文進化論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898年魯迅從周樟壽更名為周樹人。1902年公費至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理想以自己的雙手去治病救人，後因戰亂紛起改行為作家，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見《吶喊》自序）。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後在廣州、紹興任教。1918年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中國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1927年與許廣平女士結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嬰。有3個侄女。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於上海。著作收入《魯迅全集》，作品及《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後於1981年出版《魯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魯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說、雜文為主，小說中《祝福》、《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較為知名。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國小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藥》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同時他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
魯迅以筆為武器，戰鬥了一生，被譽為“民族魂”。毛澤東評價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華文化革命的主將。
魯迅與章士釗的官司
1925年8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由於魯迅支持革命，立場堅定，因而被公推為校務維持會委員。此事將出，激怒了北洋軍閥政府，他們經過緊鑼密鼓的策劃，由“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出面，於8月12日向臨時執政府執政段祺瑞呈請免去魯迅的“教育部僉事”職務。……8月22日，魯迅以正義在胸、真理在手的“原告”身份，向當時專門處理政府官員違法亂紀行為的“平政院”投遞了《起訴書》，控告章士釗濫用職權，違反了《文官懲戒條例》和《文官保護法草案》。
……
章士釗的答辯軟弱無力且漏洞百出，魯迅抓住其破綻無情駁斥，他在《互辯書》中尖銳指出：
1.章士釗妄指樹人(魯迅自稱)“勾結該校教員、搗亂分子、少數不良學生”，卻“全不明言勾結何等搗亂分子乃何等不良學生”又“主張何事”，這純屬“信口虛捏”，“全無事實證據”!
……
2.　魯迅與章士釗互辯後，平政院依法進行了裁決。《裁決書》中指出：章士釗未能提供魯迅反抗教育部的具體事實；假使魯迅反抗教育部的事被證實，章士釗也應依法起訴，而不應無視法律程式先行呈請免職——因此，章士釗擅自免魯迅職屬於違法，應予取消。……（節選自《套用寫作》雜誌1994年第4期《讀魯迅的<互辯書>》）
生平和創作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舉舞弊案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藥方到藥店去取藥，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裡包含著親切，眼光里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係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係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友”，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開拓了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在南京路礦學堂期間成績優異，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魯迅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誌，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箇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繫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回響。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誌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 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醜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現實，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五四運動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他第一次用“魯迅”這個筆名發表文章，《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么?”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記》之後，魯迅連續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魯迅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魯迅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是與魯迅的創作目的分不開的。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陳士成、祥林嫂、愛姑這樣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這樣的人際關係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係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採取的是一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並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洩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鬱積的怨憤之氣。在《孔乙己》里，有惡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顧客；在《阿Q正傳》中，別人欺侮阿Q，阿Q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魯鎮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劇當作有趣的故事來欣賞……所有這一切，讓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
魯迅對權勢者和偽君子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一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偽、冷酷，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一些假道學、偽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緻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內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一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卻在這么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隨時都能注意到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特徵，覺察到平時覺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於這種細緻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徵。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學生對故事中所描寫的魯鎮等江南水鄉、三味書屋等風土人情還不夠熟悉，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但在我們感覺到的人物和畫面中到底潛藏著多么豐富的內涵，我們還不可能盡數感覺到，隨著我們社會經驗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深化，這些人物和畫面的內涵就會不斷從中生髮出來。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是小說，也是詩，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於1928年，後者出版於1927年。如果說《吶喊》《彷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沉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范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著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淨細緻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一團團情緒的雲氣，在空中旋轉飄蕩，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內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朵奇葩。魯迅曾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里。”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
最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只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是匕首、是投槍”，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鬥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適應於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衊和攻擊。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鬥爭中自然形成的。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鬥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闢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一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緻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吶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讚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它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魯迅晚年還完成了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出版)。這部小說集取材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事實，但它沒有拘泥於原有的故事，而是加進了魯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還採取了古今交融的寫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現代人發生直接的對話。魯迅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我們能夠通過對現實人物的感受和理解，還古代人物一個鮮活真實的面貌，也通過對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現實人物的真實面目。通過《故事新編》中的小說，魯迅實際重構了中國的文化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根據，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國封建文人聖化了的歷史人物的形象。《補天》可以被認為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創世紀”， 在魯迅的觀念中，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聖先賢和帝王將相，而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女媧，她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徵；《奔月》寫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劇，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類，但那些自私狹隘的世人並不想繼承、發揚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實現自己自私狹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學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拋棄；《鑄劍》表現的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復仇的主題；《理水》《非攻》歌頌了中國古代那些身體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式的人物。孔子、老子、莊子、伯夷、叔齊這些歷史人物也在魯迅的筆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愛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以荒誕的手法表現嚴肅的主題，創立了一種完全新型的歷史小說的寫法。
魯迅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歷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他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扎奮鬥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尖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鬥爭，揭露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製造“三一八”慘案的罪惡行徑，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後期，他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的血腥鎮壓，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一系列充滿義勇正氣的文章。“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
生前，他立下遺言：“一、不能因為喪事收任何一文錢，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亞說:“一個人的臨終遺言，就像深沉的音樂，有一種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魯迅一生的著作和譯作近1000萬字,其中雜文集共16本.
其中《少年閏土》一文選進人教版國小語文課本六年級上冊，《少年閏土》一文選自魯迅的小說《故鄉》。
家庭背景
出生日期：清光緒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
出生地：生於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昌坊口新台門周家，魯迅原名樟壽，字豫山、豫亭、豫才。至三十八歲，使用魯迅為筆名。
祖父周福清（1838一1904），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谿縣知縣，此時正在北京任內閣中書。後任內閣中書。
父親周伯宜（1861一1896），字伯宜，曾改名文郁，秀才，閒居在家。因肺結核而死。
母親魯瑞（1858一1943）當地舉人魯希曾三女，思想頗為開通，出身於紹興近郊安橋頭一戶官宦人家，沒念過書，但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家庭：
在紹興，周家算得上一門望族，做官經商且都不說，單是人丁的繁衍，就相當可觀，所以到魯迅出世的時候，周家已經分居三處，彼此照應，儼然是大戶了。魯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過江西一個縣的知縣老爺，後來又到北京當上內閣中書，成為標準的京官。紹興城並不大，像周介孚這樣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贏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門上那一 欽點""翰林"的橫匾，正明白無誤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魯迅真是幸運，他的人生長途的起點，就設在這樣一處似乎距樂園相當近便的地方。
這就使魯迅獲得了一系列窮家小戶的孩子所無法享受的條件。家裡四五十畝水田，就是周介率不從北京匯一文錢回來，日常生計總是綽綽有餘，足以將貧困從他身邊趕得 遠遠的。周家是講究讀書的，周介率甚至有過讓兒孫一起考取翰林，在門上懸掛著“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額的雄心，那種書香人家的氣氛，自然相當濃厚，魯迅家中有兩隻大書箱，從《十三經註疏》和《四史》，到《王陽明全集》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從《古文析義》和《唐詩叩彈集》，到科舉專用的《經策統纂》，甚至《三國演義》和《封神榜》那樣的小說，都擠擠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裡有書，眾多親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書甚豐，而且不單是那些枯燥難懂的正經書，更有許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歡的好玩的書，從畫著插圖的《花鏡》，到描寫少男少女的《紅樓夢》，幾乎什麼都有。
一次，一位親戚甚至允許魯迅到一間堆滿雜書的小屋於里自由翻揀，他推開那房門的一剎那間，臉上的表情會是多么驚喜！從六歲開始，魯迅就開蒙讀書，先是隨本家親戚學，後來又被送到紹興城內最有名的一家三味書屋去讀經書，《論語》、《孟子》……甚至連古舊難懂的訓詁書《爾雅直音》，也在塾師的指導下讀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說， 一定不覺得這樣讀書有什麼快樂，但是，一個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著書香門第的薰陶，有傅學的老師指點，能夠日日讀書，還能用壓歲錢自己買喜歡的書來讀，這實在是那個時代的小孩子能夠享受的最好的條件了。中國是個講究父權的國家，獨多那種粗暴專橫，將子女認為私產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這樣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會被糟蹋得暗淡無光。魯迅的運氣如何呢？周介孚雖然脾氣暴躁，有時候要打罵孩子，但在教魯迅讀書這件事上，卻顯 得相當開通。那時一般人家的孩子，開蒙總是直接就讀四書五經，叫一個六歲的孩子天 天去念"學而時習之"，他會多么痛苦？周介孚卻不這樣，他讓魯迅先讀歷史，從《鑒略》開始，然後是《詩經》，再然後是《西遊記》，都是選小孩子比較感興趣的書。即使讀唐詩，也是先選白居易那些比較淺直的詩，然後再讀李白和杜甫，這就大大減輕了魯迅開蒙的苦悶。祖母更是特別疼愛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讓魯迅躺在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搖著芭蕉扇，在習習的涼風中給他講故事，什麼貓是老虎的師父啦，什麼許仙救白蛇啦，魯迅直到晚年，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興味和愜意。魯迅的父親周伯宜，神態一本正經，卻比祖父更為溫和。他家教雖嚴，卻從不打小孩子。魯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會》中，記過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魯迅那樣快樂的時刻，偏偏逼他去背書。可實際上，周伯宜平時對兒子們的讀書，監督得並不緊。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寬容。 有一次魯迅和弟弟偷偷買回來一本《花經》，被周伯宜發現了，他們又害怕又絕望，因 為這是屬於閒書，一般人家都不許小孩子看的："糟了，這下子肯定要沒收了！"誰料周伯宜翻了幾頁，一聲不響地還給了他們，使他們喜出望外，從此放心大膽地買閒書，再不用提心弔膽，像做賊似的。至於母親魯瑞，對他的摯愛就更不必說了，幾個孩子當 中，她最喜歡的就是魯迅。從人情來講，父母總是愛子女的，可由於中國人祖傳的陋習，這種父母之愛竟常常會演化成對幼小心靈的嚴酷的摧殘。當然不能說魯迅就沒有遭過這 樣的摧殘，他後來會寫《五猖會》，就說明內心也有深刻的傷痕。但總的來說，他還是相當幸運的，至少在童年，他經常都是沐浴在溫和寬厚的長輩之愛中。
魯迅年譜
1881年 一歲
八月初三（公曆9月25日），生於浙江紹興府城內東昌坊口。姓周名樟壽，字豫山、豫亭、豫才。
1886年 六歲
是年入塾，從叔祖玉田先生初誦《鑒略》。
其五六歲時，宗黨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譽其小而靈活也。
1888年 八歲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當其病篤時，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詢其何故，答曰：“為妹妹啦。”
是歲一日，本家長輩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與焉。先生在旁默視，從伯慰農先生因詢之曰：“汝願何人得贏？”先生立即對曰：“願大家均贏。”
1892年 十二歲
正月，往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懷鑒讀。
在塾中，喜乘閒描畫，並蒐集圖畫，而對於二十四孝圖之“老萊娛親”、“郭巨埋兒”獨生反感。先生外家為安橋頭魯姓，聚族而居，幼時常隨母太夫人前往，在鄉村與大自然相接觸，影響甚大。《社戲》中所描寫者，皆安橋頭一帶之景色，時正十一二歲也。外家後遷皇甫莊、小皋步等處。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 十三歲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憂，自北京歸。
秋，介孚公因事下獄，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產中落，出入於質鋪及藥店者累年。
1896年 十六歲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後，家境益艱。
1898年 十八歲
閏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改名為樹人。
1899年 十九歲
正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路礦學堂，對於功課並不溫習，而每逢考試輒列前茅。課餘輒讀譯本新書，尤好小說，時或外出騎馬。
1901年 二十一歲
十二月，路礦學堂畢業。
1902年 二十二歲
二月，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課餘喜讀哲學與文藝之書，尤注意於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1903年 二十三歲
是年為《浙江潮》雜誌撰文。秋，譯《月界旅行》畢。
1904年 二十四歲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醫學專門學校肄業。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歲
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安女士結婚。同月，復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中止學醫。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擬創辦文藝雜誌，名曰《新生》，以費絀未印，後為《河南》雜誌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歲
是年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為“光復會”會員，並與二弟作人譯域外小說。1909年 二十九歲
是年輯印《域外小說集》二冊。六月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
1910年 三十歲
四月初五日祖母蔣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
1911年 三十一歲
九月紹興光復，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冬，寫成第一篇試作小說《懷舊》，閱二年始發表於《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
1912年 三十二歲
一月一日，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員。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藤花館，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
八月任命為教育部僉事。是月公餘纂輯謝承《後漢書》。
1913年 三十三歲
六月，請假由津浦路回家省親，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餘校《嵇康集》。
1914年 三十四歲
是年公餘研究佛經。
1915年 三十五歲
一月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冊，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經》成。
是年公餘喜蒐集並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 三十六歲
五月，移居會館補樹書屋。
十二月，請假由津浦路歸省。
是年仍蒐集研究造象及墓誌拓本。
1917年 三十七歲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張勛復辟亂作，憤而離職，同月亂平即返部。
是年仍蒐集研究拓本。
1918年 三十八歲
自四月開始創作以後，源源不絕，其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魯迅為筆名，載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掊擊家族制度與禮教之弊害，實為文學革命思想之急先鋒。是年仍搜 羅研究拓本。
1919年 三十九歲
一月發表關於愛情之意見，題曰《隨感錄四十》，載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後收入雜感錄《熱風》。
八月，買公用庫八道灣屋成，
十月發表關於改革家庭與解放子女之意見，題曰《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載《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後收入論文集《墳》。
十一月修繕之事略備，與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請假經津浦路歸省，奉母偕三弟建人來京。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1920年 四十歲
一月，譯成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戲曲《一個青年的夢》。
十月，譯成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小說《工人綏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 四十一歲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1922年 四十二歲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譯成俄國愛羅先珂著童話劇《桃色的雲》。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1923年 四十三歲
八月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
九月小說第一集《吶喊》印成。
十二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同月，《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1924年 四十四歲
五月，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
六月，《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並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講演，
八月返京。
十月譯成日本廚川白村著論文《苦悶的象徵》。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是年冬為《語絲》周刊撰文。
1925年 四十五歲
八月，因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先生與多數教職員有校務維持會之組織，被章士釗違法免職。
十一月，雜感第一集《熱風》印成。
十二月譯成日本廚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為《語絲》撰文，並編輯《國民新報》副刊及《莽原》雜誌。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講師，黎明中學教員。
1926年 四十六歲
一月女子師範大學恢復，新校長易培基就職，先生始卸卻職責。同月教育部僉事恢復，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慘案後，避難入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園，與齊宗頤同譯《小約翰》。
八月底，離北京向廈門，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滿於學校，辭職。
1927年 四十七歲
一月至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次日演題：《老調子已經唱完！》。
三月黃花節，往嶺南大學講演。同日移居白雲樓。
四月至黃埔政治學校講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辭職。
七月演講於知用中學，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學術講演會”，題目為《讀書雜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八月開始編纂《唐宋傳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雲里二十三號，與番禺許廣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滬上學界，聞先生至，紛紛請往講演，如勞動大學，立達學園，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
十二月應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之聘，任特約著作員。同月《唐宋傳奇集》上冊出版。
1928年 四十八歲
二月《小約翰》印成。同月為《北新月刊》譯《近代美術潮論》，及《語絲》編輯。《唐宋傳奇集》下冊印成。
五月往江灣實驗中學講演，題曰：《老而不死論》。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譯本出。《奔流》創刊號出版。
十一月短評《而已集》印成。
1929年 四十九歲
一月與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資印刷文藝書籍及木刻《藝苑朝花》，簡稱朝花社。
五月《壁下譯叢》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親。並應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第二師範學院，第一師範學院等校講演。
六月五日回抵滬上。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藝術論》譯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許廣平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嬰（周海嬰）。同月為柔石校訂中篇小說《二月》。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文藝與批評》譯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學講演。
1930年 五十歲
一月朝花社告終。同月與友人合編《萌芽》月刊出版。開始譯《毀滅》。
二月“自由大同盟”開成立會。
三月二日參加“左翼作家連盟成立會”。此時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反動文人魯迅”。“自由大同盟”被嚴壓，先生離寓避難。同時牙齒腫痛，全行撥去，易以義齒。四月回寓。與 神州光社訂約編譯《現代文藝叢書》。
五月十二日遷入北四川路樓寓。
八月往“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同月譯雅各武萊夫長篇小說《十月》訖。
九月為賀非校訂《靜靜的頓河》畢，過勞發熱。
同月十七日，在荷蘭西菜室，赴數友發起之先生五十歲紀念會。
十月四五兩日，與內山完造同開“版畫展覽會”於北四川路“購買組合”第一店樓上。同月譯《藥用植物》訖。
十一月修正《中國小說史略》。
1931年 五十一歲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離寓避難。
二月梅斐爾德《士敏土之圖》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舊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聯”機關雜誌《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書院講演，題為：《流氓與文學》。
六月往日人“婦女之友會”講演。
七月為增田涉講解《中國小說史略》全部畢。同月往“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請內山嘉吉君教學生木刻術，先生親自翻譯，至二十二日畢。二十四日為一八藝社木刻部講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樓景印宋本。同月《毀滅》制本成。
十二月與友人合編《十字街頭》旬刊出版。
1932年 五十二歲
一月二十九日遇戰事，在火線中。次日避居內山書店。
二月六日，由內山書店友護送至英租界內山支店暫避。
四月編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評，名曰：《三閒集》。編一九三○年至三一年雜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錄譯著書目。
九月編譯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上冊訖，名曰：《豎琴》。編下冊訖，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兩地書》。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演
1933年 五十三歲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被舉為執行委員。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慶齡宅，歡迎蕭伯納。
三月《魯迅自選集》出版於天馬書店。同月二十七日移書籍於狄思威路，稅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遷居大陸新村九號。
五月十三日至德國領事館為“法西斯蒂”暴行遞抗議書。
六月二十日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時有先生亦將不免之說，或阻其行，先生不顧，出不帶門匙，以示決絕。
七月，《文學》月刊出版，先生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編序之《一個人的受難》木刻連環圖印成。同月“木刻展覽會”假千愛里開會。又短評集《偽自由書》印成。
1934年 五十四歲
一月《北平箋譜》出版。
三月校雜文《南腔北調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編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編《譯文》創刊號。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識者被逮，離寓避難。
十月《木刻紀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盜汗。病後大瘦，義齒與齒齦不合。同月短評集《準風月談》出版。
1935年 五十五歲
一月譯蘇聯班台萊夫童話《表》畢。
二月開始譯果戈里《死魂靈》。
四月《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印成。
六月編選《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並作導言畢，印成。
九月高爾基作《俄羅斯的童話》譯本印成。
十二月編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續寫《故事新編》。
十二月整理《死魂靈百圖》木刻本，並作序。
1936年 五十六歲
一月肩及脅均大痛。同月二十日與友協辦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編》畢，即出書。
二月開始續譯《死魂靈》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驟然氣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為之選定《蘇聯版畫》。同月編《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醫雲胃疾，自後發熱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國鄧醫生來診斷，病甚危。
六月，從委頓中漸愈，稍能坐立誦讀。可略作數十字。同月，病中答訪問者O•V•《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又《花邊文學》印成。
七月，先生編印之《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出版。
八月，痰中見血，為《中流》創刊號作小文。
十月，體重八十八磅，較八月一日增約二磅。契訶夫作《壞孩子和別的奇聞》譯本印成。能偶出看電影及訪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會觀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
十七日出訪鹿地亘及內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氣喘不止。
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