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阿根廷作家)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LuisBorges1899年8月24日－1986年6月14日），阿根廷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兼翻譯家，被譽為作家中的考古學家。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Aires）一個有英國血統的律師家庭。在日內瓦上中學，在劍橋讀大學。掌握英、法、德等多國文字。作品涵蓋多個文學範疇，包括：短文、隨筆小品、詩、文學評論、翻譯文學。其中以拉丁文雋永的文字和深刻的哲理見長。
中文名: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外文名:JorgesLuisBorges
民族:猶太
出生地:阿根廷
出生日期:1899年8月24日
逝世日期:1986年6月14日
職業:作家，翻譯家
代表作品:《老虎的金黃》、《小徑分岔的花園》
人物生平
早年
博爾赫斯1899年8月24日出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書香門第之家，從小沉浸在西班牙文和英文的環境中[1]。
1901年，博爾赫斯全家從圖庫曼大街840號外祖父家遷到首都北部的巴勒莫區塞拉諾大街（現改名為博爾赫斯大街）2135/47號的一幢高大寬敞、帶有花園的兩層樓房，作家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這裡度過的，父親在這幢舒適的樓房裡專辟了一間圖書室，內藏大量的珍貴文學名著，博爾赫斯得以從祖母和英籍女教師那裡聽讀欣賞，未幾便自行埋首涉獵，樂此不疲。[1][3]
博爾赫斯受家庭薰陶，自幼熱愛讀書寫作，很小就顯露出強烈的創作欲望和文學才華。
7歲時，他用英文縮寫了一篇希臘神話，8歲，根據《堂吉訶德》，用西班牙文寫了一篇叫做《致命的護眼罩》的故事，譯文，署名豪爾赫·博爾赫斯，其譯筆成熟，竟被認為出自其父的手筆。[1][3]9歲的時候，他進入正式的學堂，直接讀4年級，開始系統地學習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古典文學。[4]
成長
1914年，父親因眼疾幾乎完全失明，決定退休，所以豪爾赫·路易斯隨全家赴歐洲，遍游英、法之後，定居瑞士日內瓦。博爾赫斯正式上中學，攻讀法、德、拉丁等諸多語文。憑藉得天獨厚的語言環境，好學的博爾赫斯如虎添翼，如饑似渴地瀏覽世界名著。他讀都德、左拉、莫泊桑、雨果、福樓拜，讀托馬斯·卡萊爾、切斯特曼、斯蒂文森、吉卜林、托馬斯·德·昆西，讀愛倫·坡、沃爾特·惠特曼，讀海涅、梅林克、叔本華、尼采……這對他日後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並打下了極為堅實的基礎。1919年到1920年隨全家移居西班牙，在此期間同一些極端主義派的青年作家交往，發生共鳴，同辦文學期刊，積極撰稿，創作了歌頌十月革命的組詩《紅色的旋律》以及短片小說集《賭徒的紙牌》；但博爾赫斯自謙地認為這些只是試驗之作，尚欠火候，未予發表。[1][3]
1921年，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後，博爾赫斯仿佛受命運的驅使，來到他心中的天堂——圖書館，並終身從事圖書館工作，歷任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各公共圖書館的職員和館長，是一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同時進行文學創作，辦雜誌，講學等活動。
輝煌時期
1923年，正式出版第一本詩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激情》（1922年曾先行自費出版）以及後來面世的兩首詩集《面前的月
亮》（1925）和《聖馬丁札記》（1929）形式自由、平易、清新、澄清，而且熱情洋溢，博爾赫斯作為詩人登上文壇，嶄露頭角。[1][3]
1946至1955年，庇隆執政期間，他因在反對庇隆的宣言上籤名，被革去市立圖書館館長職務，被侮辱性地勒令去當市場家禽檢查員。為維護人格和尊嚴，他不畏強權。拒絕任職並發表公開信以示抗議，得到知識界的廣泛聲援。1950年，由於眾多作家的擁戴，博爾赫斯當選阿根廷作家協會主席。這等於是給庇隆政府一記響亮的耳光。庇隆下台後，1955年10月17日，他被起用為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同時，還兼任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哲學文學系英國文學教授；六十年代，曾到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等學校講學。
1955年，庇隆政府下台後，他被新政府任命為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不幸的是，他當時因嚴重的眼疾雙目已近乎失明。他自嘲他說：“命運賜予我80萬冊書，由我掌管，同時卻又給了我黑暗。”但失明並沒有奪去博爾赫斯的藝術生命，在母親和友人的幫助下，他以無窮的毅力繼續創作，並修訂和整理出版了一些早期作品。與此同時，他還多次應邀前往歐美大學講學。這個時期主要作品有：《迷宮》（1964）、《布羅迪埃的報告》（1971）、《沙之書》（1975），《老虎的金黃》（1977）。
寫作特點
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是博爾赫斯三大創作成果，而且各有千秋，相互輝映。有一種很生動的說法是：“他的散文讀起來像小說；他的小說是詩；他的詩歌又往往使人覺得像散文。溝通三者的橋樑是他的思想。”他是與帕斯、聶魯達齊名的拉美三大詩人之一，他的詩歌語言質樸，風格純淨，意境悠遠。他的散文大多非常短小，但構思新穎，結構巧妙，安德烈·莫洛亞：“博爾赫斯是一位只寫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氣候，在於其智慧的光芒、構想的豐富和文筆的簡潔——像數學一樣簡潔的文筆。”
他的作品反映了“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學的非現實感”。例如他最著名的短篇集《虛構集》（1944）和《阿萊夫》（1949）中就匯集了很多共同的主題：夢、迷宮、圖書館、虛構的作家和作品、宗教、神祇。他的作品對幻想文學貢獻巨大。研究者們也注意到博爾赫斯不斷惡化的眼疾似乎有助於他創造性的文學語言，畢竟，“詩人，和盲人一樣，能暗中視物”。博爾赫斯的文體很特別，他的小說寫的很像詩歌又很像散文，帕斯說博爾赫斯的文體幾乎是三位一體，這樣一種特殊的文體，是獨一無二的。
他早年深受柏拉圖和叔本華等人的唯心哲學，還有尼采的唯意志論的影響，並且從休謨和康德那裡接受了不可知論和宿命論、以及古希臘哲學家芝諾、蘇格拉底等人的哲學影響。他對笛卡爾的思想也瞭然於心，在上述哲學家的觀點的基礎上，他採用時間和空間的輪迴與停頓、夢境和現實的轉換、幻想和真實之間的界限連通、死亡和生命的共時存在、象徵和符號的神秘暗示等手法，把歷史、現實、文學和哲學之間的界限打通，模糊了它們的疆界，帶給我們一個神秘的、夢幻般的、繁殖和虛構的世界，在真實和虛幻之間，找到了一條穿梭往來的通道，並帶領我們不斷地往返，並獲得神奇的閱讀感受。
成就榮譽編輯
1923年出版第一部詩集。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1935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7]，從此奠定了其在阿根廷文壇上的地位。
1950年至1953年間任阿根廷作家協會主席。
1955年任國立圖書館館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哲學文學系教授。
1956年阿根廷國家文學獎。
1961年福門托獎（與愛爾蘭作家貝克特分享）。
1962年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1963年阿根廷國家藝術基金大獎。
1965年英國爵位、義大利佛羅倫斯第九屆詩歌獎、秘魯太陽勳章。
1968年義大利共和國勳章。
1970年巴西美洲文學獎。
1971年耶路撒冷文學獎。
1973年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獎。
1979年法蘭西學院金質獎章、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榮譽勳章。
1980年西班牙的塞萬提斯獎（與赫拉爾多·迭戈分享）。
1981年墨西哥奧林·約利茲利獎。
1982年西班牙智利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勳章、法國榮譽騎士勳章。
1984年義大利大十字騎士勳章。
他被稱為南美洲的卡夫卡
人物思想
政治思想
早在一九六一年，博爾赫斯獲得平生第一個國際獎時——他與塞繆爾·貝克特分享
了該年度福門托獎（PrixFermentor），國內的《世界文學》上就出現了對他作品的簡短評介（當時用的是“波爾赫斯”）。“文革”後期，《外國文學情況》（內刊）兩次偶然提到博爾赫斯，均稱之為“自由主義右派”。直到一九七九年，國內才開始陸續發表其作品的中譯。到一九九九年博爾赫斯百年誕辰時，五卷本《博爾赫斯全集》出版，這也是第一個按照國際出版慣例成功引進的拉美作家的全集著作權。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拉美文學翻譯與出版整體趨冷的情形下，博爾赫斯的一枝獨秀頗為有趣。二十多年來，博爾赫斯不僅不斷被“翻譯”，事實上也不斷被“重寫”。結果是，博爾赫斯已被重構為不折不扣的“文化英雄”，散發著諸如“後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反極權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光輝。但是，這些命名如何產生？哪些事實被突顯，又有哪些被遮隱？書寫策略的選擇與彼時的社會語境有何關聯？
所謂博爾赫斯的“反極權”，主要指他終其一生堅定地反對胡安·庇隆。博爾赫斯同庇隆的淵源始於1945年10月，當時庇隆剛剛在阿根廷升任為將軍，正在烏拉圭演講的博爾赫斯在當地報紙發表聲明，認為庇隆將帶給阿根廷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他強調“阿根廷知識分子反對它，同它進行鬥爭”，同時對國內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觀。回國之後，博爾赫斯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流傳的反庇隆宣言上籤名。庇隆執政半年後，博爾赫斯被市政廳告知，政府決定將他調出米格爾·卡內圖書館——他當時是該圖書館的第三助理館員，“升任”科爾多瓦國營市場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員，雖然是“升任”，但將一位重要作家升為雞兔稽查員仍然毫無疑問意味著侮辱。博爾赫斯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釋是，因為他在二戰中站在盟國一邊，所以與法西斯主義有淵源關係的庇隆政府才會對他下手。但博爾赫斯的紅顏知己之一、阿根廷小說家埃斯特拉·坎托說，庇隆跟這件事毫無關係，任命博爾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勢的知識分子，換句話說，此事更可能源於文人相輕。不管怎樣，受此羞辱的博爾赫斯決計辭職，他還公開發表了辭職聲明，聲明中說：
“獨裁導致殘酷；最可惡的是獨裁導致愚蠢。刻著標語的徽章、領袖的頭像、指定呼喊的‘萬歲’與‘打倒’聲、用人名裝飾的牆壁、統一的儀式，只不過是紀律代替了清醒……同這種可悲的千篇一律作鬥爭是作家的諸多職責之一。”從此博爾赫斯便和庇隆不共戴天。在庇隆統治時期，博爾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語言怒罵庇隆與埃娃·庇隆。在美國接受採訪的時候，人們問他對庇隆的看法，他說百萬富翁們的事我不感興人們又問他對艾薇塔·貝隆的看法，他說“婊子們的事我也不感興趣”。
但是，關於博爾赫斯反極權主義的描述卻遺漏了另外一些基本事實。首先，博爾赫斯之所以成為著名的反庇隆主義者，是同當時阿根廷國內複雜的政治格局密切相關的，當時，知識界被激烈的意識形態對立一分為二，不是反庇隆主義者就是庇隆主義者，鮮有中間立場，而阿根廷作家多數是反庇隆主義的。但博爾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為他在某種意義上被“選定”來扮演這一角色，一個例證是，阿根廷作家為他的辭職舉行集會時，作協主席奧尼達斯·巴爾萊塔高度讚揚了博爾赫斯，稱頌他“勇敢地堅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獨裁統治者低頭”，他說,“從博爾赫斯身上看到了一種真正的反抗精神”，“每一個阿根廷知識分子都應當表現出這種精神”，博爾赫斯的聲明和巴爾萊塔的講話一同被發表在《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爾赫斯陡然變成了阿根廷此後十年里反極權主義的象徵”。正如莫內加爾所指出的，這也許對於博爾赫斯來說，是一個“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卻“坦誠地擔當起這一角色”，1950年在庇隆主義高漲的時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協會推選博爾赫斯出任主席，因為他是此時最適合扮演這一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義的形成及其影響事實上非常複雜，眾說紛紜。但在博爾赫斯眼裡，庇隆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他將阿根廷工人對庇隆的擁護完全視做群氓的表現，他也從不思考庇隆首次執政時提出的“政治主權、經濟獨立、社會正義”的三項原則將會給阿根廷帶來什麼，不體察在冷戰格局中庇隆宣布阿根廷選擇“第三立場”意味什麼。持左翼立場的莫內加爾曾經和博爾赫斯爭論，莫內加爾認為“庇隆並不是一個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貧民看來，他代表著完全不同的東西，他引進了全新而必要的社會法規，他力圖將阿根廷從強權下解放出來”。他試圖對博爾赫斯說，“他的故事和夢魘里兇險的布易諾斯艾利斯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爾赫斯自己的“噩夢”。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博爾赫斯不會同任何人心平氣和地對話，在他的認知中，“反庇隆”是彼時阿根廷的唯一真理。因此，他對任何顛覆了庇隆政權的軍事政變都頗為激動，都視為“革命”。第一個將庇隆趕下台的洛納爾迪將軍（EduardoLonardi）代理總統沒多久，博爾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謀得國立圖書館館長之位。1955年10月，他親自到總統府接受洛納爾迪的任命。一個月之後，後者被佩德羅·尤金尼奧·阿蘭布魯·西爾維蒂——另一個將軍取代，阿蘭布魯以“非庇隆主義化”為名實行了新的軍事獨裁，全面清洗庇隆主義，許多人被捕、遇害。但是博爾赫斯卻接受了阿蘭布魯政權頒發的全國文學獎——新政府同樣要在文化領域清算庇隆主義，而博爾赫斯是“新宣傳的最佳載體”，1976年3月，當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薩貝爾·庇隆被推翻，博爾赫斯公開對軍事政變者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將軍表示支持，並應邀與之共進午餐。但是魏地拉上台之後，就對民主進步人士進行有系統的迫害和殘殺，據國際人權組織估計，至少有三萬人遇害和失蹤——這正是阿根廷歷史上黑暗的“骯髒戰爭”時期。
因此，在拉美，博爾赫斯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在1972年的一次訪談中，他為了表達對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權的激憤，脫口說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殘剩的黑種奴隸充當炮灰是明智之舉，清除國內印第安土著是歷史性的成就，使人遺憾的只是留下了無知的種子讓庇隆主義滋長”，這樣的言論激起拉美知識界的憤慨和公開抗議。1976年年底，博爾赫斯又親自去智利，從武力推翻阿連德民選政府、殺害了成千上萬智利人的大獨裁者皮諾切特手中接受了貝爾納多·奧希金斯大十字勳章。博爾赫斯連續十幾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但沒有一次最終獲獎，原因恐怕正在於此。在他接受皮諾切特的勳章之後，瑞典文學院院士阿瑟·倫德克維斯特（也是智利詩人巴勃魯·聶魯達的好友）發表公開聲明：這一大十字勳章讓博爾赫斯永遠失去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
文學思想
讀書是博爾赫斯生活中一項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活動，而且對於他的寫作意義重大。他曾說：“我是一個作家，但更是一個好讀者。”他的最初和主要的知識來源可能是他父親的藏書室，到了開始真正作家生涯時，他已經是一個學貫東西、富有真知灼見的青年學者了。人們想像中那個在寧靜幽暗、滿是灰塵的的圖書館裡坐擁書城，讀破萬卷、下筆有神的形象，可能是個誤解。至少在被任命為國立圖書館館長的時候，他已經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無苦澀地寫了一首詩向上帝致敬：“他以如此妙的諷刺/同時給了我書籍和失明……”
讀書對於作家博爾赫斯的意義，至少有兩條必須強調：一，讀書使得他從不將自己的視野局限在阿根廷的現實中，而是以整個西方文明為自己的當然傳統和精神源泉，並以它的正宗傳人自居（他身上的英國血統更強化了這一傾向）。二，由於讀書在生活中的比重之大，與大多數作家不同，是書籍而不是生活成了博爾赫斯的寫作素材。以小說為例，博爾赫斯之所以被稱作“作家中的作家”，就是因為他的寫作從書中來，到書中去，作品帶有原小說特徵，既具有形而上的藝術思維方式的普適性，又容易模仿，所以後世追隨者非常多。博爾赫斯是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與後現代文學的分水嶺。從他開始，傳統的文學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文學種類的界限被打破、客觀時間被取消、幽默與荒謬結合、寫真與魔幻統一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