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新中國60年來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完善新華網發布關於中國國情的報告——在破解世界性難題中前進。60年來,站立起來的億萬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破解著糧食、脫貧等一個又一個世界性難題,書寫出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蹟。新中國60年來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完善
新華網發布60年國情報告
“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會變成很大的問題;一個很大的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成一個小數目。” 這道簡單而又複雜的算術題,對擁有13億人的中國國情作出了透徹解答。
治國難,治大國更難。
60年來,站立起來的億萬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破解著糧食、脫貧等一個又一個世界性難題,書寫出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蹟。
不過,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的基本國情依然沒有改變,還面臨著資源環境制約、民生難題等諸多挑戰,我們尤需保持憂患意識,務必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在奮進道路上創造新的輝煌。
始終把解決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問題置於首位:60年來,中國人實現了從貧困到溫飽和從溫飽到小康的兩次歷史性跨越;在新的發展階段,仍有一系列難題待破解
今年82歲的侯丙新已很少下田勞動,但這位陝西省合陽縣路一村的關中老農,仍十分掛念糧食收成。他說:“過去餓肚子的滋味實在不好受。餓極了,大家就把苜蓿、小麥葉子曬乾磨碎來充飢。”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特別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少、吃不飽,像侯丙新一樣的不少中國人,都有著挨餓的難忘記憶。
面對誕生的新中國,當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這樣冷言相向:歷代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同樣,共產黨政權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從一個側面看,艾奇遜的話並非危言聳聽。
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1.13億噸,人均僅209公斤原糧,許多人處於挨餓狀態。解決吃飯問題,是新中國成立後最要緊的大事。
“米比黃金貴”,中國在1955年不得不實行糧票制度,這也成為糧食短缺時代的歷史印記。
民以食為天。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一紙“大包乾”契約,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在全國推廣,億萬農民的種糧積極性隨之激發。
從1982年到1991年的10年間,中國糧食產量每年增長8%,一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創造出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蹟。
特別是近年來在國家“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惠農政策下,中國糧食實現了連續6年大豐收的佳績。2008年初的數據表明,國家儲備糧庫存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 這,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國完全有能力養活自己。 生存與發展,像兩根平行紅線貫穿新中國的歷史。中國人吃飯問題的解決,是伴隨著大規模絕對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同期進行的。 貧困不是社會主義。脫貧致富,國富民強,成為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為之不懈奮鬥的目標。 “人人那個都說哎,沂蒙山好……”一曲優美的《沂蒙山小調》常常喚起人們對山東臨沂--沂蒙山革命老區的深情懷戀。但曾幾何時,沂蒙山區也是貧困的代名詞。 經過多年的奮鬥,1996年臨沂所屬的6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掉了貧困帽子。2004年,臨沂實現人均GDP過萬元;2008年,臨沂位居中國城市增長競爭力第5位。 說起沂蒙老區的變化,臨沂市市長張少軍豪情滿懷,“如今,新一代臨沂人憑藉沂蒙精神,在富裕文明的康莊大道闊步前行!”
臨沂脫胎換骨的巨變,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國扶貧的巨大成就。
世界銀行2008年數據顯示,過去25年全球脫貧事業成就的67%來自中國。 “我剛到中國時,農村的生產活動僅限於耕地,生產力水平非常低。但現在,中國農村面貌一新,很多農民到城市裡打工,他們的收入也多元化了。”曾任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第一任首席代表的林重庚在接受新華網記者採訪時說。
經過60年艱苦卓絕的奮鬥,中國人民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巨變。 1979年3月,法國著名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應邀來京,當他身著時髦風衣行走在長安街時,圍觀的國人還都是穿著統一樣式、單一色調的藍灰中山裝。如今,人們五彩繽紛的衣著反映著富於個性的時尚消費觀念。 腰包鼓起來的中國老百姓,衣、食、住、行、用消費水平不斷提高。過去象徵財富的“三大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升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手錶、腳踏車和縫紉機;80年代是彩電、冰櫃和洗衣機;90年代是手機、空調和音響;進入21世紀,則是房子、車子和電腦。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正如十七大報告指出的,“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徵。”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後,我們也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要看到目前中國的小康還是低水平、不平衡的小康。圍繞著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中國仍有許多難題需要破解。”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說。 以糧食為例:儘管糧食實現了6年“連增”,但糧食安全這根弦絲毫不能放鬆,如何確保13億人的飯碗仍是今後中國面臨的重要問題。 特別令人擔心的是,近10年間中國耕地面積淨減少1.24億畝,目前僅為18.27億畝。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難度很大。 貧困問題同樣面臨挑戰。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介紹,2008年我國政府調整了國內貧困線,實行人均純收入1196元的標準,貧困人口還有4007萬人。 與此同時,中國發展還面臨著城鄉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實難題。
相關統計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由1988年的1.86∶1擴大到2000年的2.79∶1,而這一比例近年來還有擴大趨勢。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改革開放30年,城鄉二元結構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大的格局並沒有改變。
“當前,我國已從解決溫飽問題為主要目標的生存型社會步入發展型社會。”遲福林表示,在新階段,要解決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就需要激發全社會的創造力,朝著更高層次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不斷邁進!”
探尋人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之道:
60年來,中國確立並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國策;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中國踏上“綠色崛起”之路
一條玉帶般清澈的溪水穿過古滇國的一座小城,於是有了今天的雲南小城“玉溪”。 年近七旬的曾大爺回憶起上世紀50年代的玉溪河,那是一條亮汪汪的河流。“夏天跳進河裡,清涼的河水浸透身體,勞累頓時就不見了。” 河水靜靜地流淌,轉眼進入上世紀70年代,玉溪這座小城市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時期,然而那時只顧得上抓生產,人們還沒有環保意識,沿岸工廠將工業廢水排放到河中……“老玉溪人”兒時在河裡捉魚摸蝦的情景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條令人厭惡的臭水溝。 直到3年前,在“生態立市”的戰略指導下,玉溪河得以整治。“前溪花滿草滿,隔岸雲寬水寬”的昔日景象重現。 玉溪河的變遷,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多地方經濟發展與生態變化互動作用的一個縮影。 人口資源環境,是一個國家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對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這一問題更為關鍵。 “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在一片廢墟上誕生的新中國,不保護自然環境,是難以富強和發展的。 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在新中國成立後,就對保護自然環境給予高度重視。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就曾號召“綠化祖國”“實行大地園林化”。不過,由於人口增加迅速,伴隨大規模的建設開發活動,上世紀50年代後,砍林伐木一時成風。 1966年,周恩來在總結經濟中出現的生態破壞問題時曾痛心表示:“治水治錯了,樹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說你。” 不過,在人口和資源的尖銳矛盾下,多年來,生態環境總體保護形勢十分嚴峻。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後,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生態環境整體機能呈現較為嚴重下降。 前些年頻頻來襲的沙塵暴,淮河、松花江、太湖等諸多以“水美”著稱的河流、湖泊的“水污染”事件……一樁樁觸目驚心的環境惡化事例,分明是自然界給我們敲響的警鐘! 英國的《經濟學家》曾撰文指出:1978年至2007年的29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77%。但是中國還需要在生態環境方面創造環保奇蹟,才能成為真正的中國發展奇蹟。 “歸根到底,過去我們走的是一條粗放式增長之路,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已日益突出。我們根本的問題還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 以近年來熱衷興建的高耗能電解鋁行業為例,吳敬璉算了一筆賬:企業表面賺了錢,但算上國家補貼的優惠電價,國民財富實際上是淨損失,而且環境污染成本還沒有算進去。 我國是世界上的資源大國之一,但各類資源的人均占有量遠遠低於世界人均水平,特別是森林、耕地、淡水、石油、天然氣、鐵礦等對經濟長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資源。 胡鞍鋼認為,中國正以歷史上最脆弱的生態環境承載著歷史上最多的人口,擔負著歷史上最空前的資源消耗和經濟活動,面臨著歷史上最為突出的生態環境挑戰。 經濟增速負8.1%,作為全國今年一季度唯一負增長的省份,資源能源大省山西成為當下社會關注的焦點。 憑藉豐富的資源優勢,山西曾在2001年至2007年間連續7年保持兩位數增長。但嚴重的環境污染為資源高度依賴和單一粗放增長方式頻頻亮起“紅燈”。 在山西的很多城市,白天少有藍天白雲,黑夜少有月亮星星,湛藍的天空和新鮮的空氣成為市民們渴求的“奢侈品”。而國際金融危機來臨之時,多年的結構性矛盾及其弊端更加暴露無遺。 痛定思痛。在負增長的背景下,山西毅然做出了“黑”轉“綠”的抉擇:立志要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擯棄“污染的GDP”。 山西轉變發展方式的“陣痛”折射出中國在謀求科學發展道路上的必然經歷。 “無論是歷史的教訓,還是現實之需,我們都必須擺脫和拋棄黑色發展之路,尋求綠色發展之路。”胡鞍鋼說。 從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企業上項目、到動用“區域限批”行政手段發布“環保警示”、再到力度更大的“綠色金融政策”,近年來,一輪又一輪的“環保風暴”彰顯出中國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的力度。 面向未來,中國正以更加自覺.
主動的姿態迎接“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
在“十一五”規劃中,設定了5年內“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節能減排約束性目標。
《2009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提出了2020年的發展目標: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40%至60%,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50%左右。
今年上半年提出加大扶持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的新舉措,力爭使其成為新的經濟成長點。
一個個目標,一項項措施,顯示出中國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決心和信心。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國前所未有地在城鄉建築中推廣使用太陽能,更多國家補貼的新能源汽車進入北京、上海等13個城市,1.5億隻節能燈推廣計畫深入千家萬戶,就連為迎接國慶大典裝扮一新的正陽門城樓也將夜景照明設備全部更換為節能燈…… 歷史昭示未來。堅持科學發展,做出綠色貢獻,這是一條中國和平發展的必由之路。
讓人民共享發展的成果:
60年來,中國各項社會事業取得重大進展;努力滿足人民的新期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責艱任重
一切生產的目的,一切財富的創造,都是為了讓人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
“太陽升起,紅光滿天,文盲睜呀睜開了眼……”上世紀50年代,無數人唱著這首在農村廣泛流行的《掃盲歌》,加入了掃盲大軍。
“剛解放時,村子裡連一個會寫信的人都沒有,我就回響黨的號召,開始為村里人掃盲。”編寫這首歌的河南省唐河縣農民教師馬景武,當年具有村里“最高學歷”--國中畢業。
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歷經戰爭和苦難後站起來的中華民族深知,國家的繁榮昌盛離不開教育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中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少數民族中文盲率高達95%以上。到2008年底,全國國小淨入學率已經達到99.5%,國中毛入學率達到98.5%,青壯年文盲率降低到3.58%。 60年來,從恢復高考到高考擴招,從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從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到全面實現城鄉免費義務教育……中國教育走過了氣勢恢宏的發展歷程。
“我國已從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教育部部長周濟表示。
就業是民生之本
破解人口大國的就業問題,絕非易事。 1980年,20歲的何紅軍接替父親進了青島腳踏車廠,成為一名正式工人。“那個年代,城裡人就業以‘接班’為主,很少有主動找工作的,受教育的知識青年也是服從國家分配。”何紅軍說。 如今,何紅軍已經從那家倒閉的國有工廠下崗,近十年來她從事過個體經營,搞過家政服務,也在私營企業乾過。 何紅軍的經歷正是60年來我國就業體制不斷變革的縮影。 從計畫經濟時代“統一分配、統一招收、統一調配”的勞動就業制度,到改革開放後打破“鐵飯碗”用工制度,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60年來,中國不斷探索適合國情的就業體制,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就業渠道日趨多元,化解了“1979年至1983年間的1000多萬上山下鄉人員返城就業”、“1998年至2001年間數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再就業”等歷史難題,努力形成發展經濟與擴大就業的良性互動局面。 作為國民素質的重要體現,醫療衛生保障關係千家萬戶的幸福。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中國在十分落後的基礎上,迅速、有效地控制了肆虐中華大地的傳染病、寄生蟲病和地方病,並建立了遍布城鄉的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和設施。而以“赤腳醫生”為代表的低投入、廣覆蓋的基礎防疫和醫療救助體系,成為世界醫療衛生史上輝煌的一頁。 60年過去了。在昔日舊中國“人遺矢,鬼唱歌”的災難深重的土地上,已呈現出人壽年豐,欣欣向榮的景象。 幾組數據對此進行了有力的佐證:在世衛組織衡量一國人口健康狀況的三大標準中,我國人均期望壽命已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35歲提高到目前的73歲,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孕產婦死亡率從1500/10萬降低到34.2/10萬,嬰幼兒死亡率也由200‰降低到14.9‰,均處於開發中國家先進水平。 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網。 1951年2月,新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正式建立,勞動者第一次在生、老、病、死、傷、殘時有了保險待遇。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當年“計畫經濟”大包大攬式的社會保險,逐漸過渡為多層次的社保制度。 “過去,有保障的只是一少部分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介紹。“我們現在是要為新的經濟組織、靈活就業人員等建立一個保障制度來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 如今,一張包括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住房保障和慈善事業在內的社會保障網已初步形成。 統計顯示,到2008年底,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到2.19億人,全國31個省區市都已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今年,中央決定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農民60歲後將可享受普惠式養老金。根據部署,年內這一工作在全國10%的縣展開試點,到2020年前基本實現全覆蓋。這是歷史性的一步! 歷史的巨輪,鐫刻著過去的輝煌,也承載著新的使命。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新起點上蘊含的新挑戰。 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我國社會事業發展仍滯後於經濟發展,不斷湧現的新問題亟待破解。
我們不能迴避這些事實:
實現教育公平仍是有待破解的難題。今天,依然可見農村因貧困輟學的孩子,而那些隨外出打工父母遷移到城市的孩子,同樣面對“公平教育”的挑戰。
在衛生領域,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仍然存在,城鄉“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仍未能得到解決。
-國際金融危機之下,就業壓力更加凸顯。2009年,伴隨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企業發展受阻,全年就業缺口擴大至1200萬個,未來壓力還會進一步加大。
住房保障和高房價,依然是當前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困惑難題。 發展永無止境,奮鬥未有窮期。 面對挑戰,黨的十七大已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 當下,中國為應對金融危機出台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畫,也將投入重點放在民生上--建設保障性住房、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加大社會保障改革力度…… “中國政府正‘深有遠見’地加大社會事業投入,這將為實現富國強民、開創社會主義事業建設新局面,打下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