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30日，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李上元、何東昌談話。就學生鬧事問題①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我們對學生鬧事，前一段主要採取疏導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導，也包括運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壞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裡。這件事發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們。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沒有什麼輸理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衊的人暢行無阻，煽動民眾。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這個道理已經得到證明，將來還會得到證明。如果我們達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時就能夠更好地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就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奮鬥方向，更加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所以，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達②。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入我的論文集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特彆強調有理想、有紀律，就是這個道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民眾團體也不如了，怎么領導人民搞建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處理學生鬧事是一件大事，領導要旗幟鮮明，民眾才能擦亮眼睛。領導態度堅決了，就鬧不起來了。一九八七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向全體黨員和幹部、民眾傳達這個談話的要點。這個談話已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題為《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同日，鄧小平就學生鬧事問題同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鄧小平在談話中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裡。“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1986年12月30日，美國總統為他在伊朗開始的秘密政策辯護，但承認在執行政策中“犯了錯誤”。在這周的廣播講話中，總統從對抗轉為道歉，這反映了他的政治顧問們的觀點，他們認為總統的道歉對於約束席捲白宮的爭論是必要的。
可是，碰到民主黨要他承認向伊朗出售武器是一個錯誤的要求時，總統還是稍停了一會，他繼續堅持說，他不知道出售武器得來的錢被用來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
向伊朗出售武器事件本身正開始受到調查，美國律師協會前主席勞倫斯·E·沃爾斯當選為調查出售軍火事件的專門監督者。國會的幾個委員會聽取了民主黨人準備在1月份建立個專門委員會的情況。兩個原白宮國家安全助理——海軍中將約翰·朋德克斯特和中校奧利維爾諾斯拒絕向委員會作證，他們引用第5修正法案的精神，認為為保護自己免於牽連到刑事案件內，可以拒絕交待案情。與此同時，投票表明，總統得到公眾支持人數銳減，從 67%降到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