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1945年八路軍借條向軒在紅軍八路軍期間，一直在賀龍部隊，抗日期間（1945年）有賀龍部隊廖漢生、賀炳炎路過湖南寶慶（邵陽市舊稱），陳菊生是當時該部隊後勤部長，該借條系陳菊生經辦，以賀龍首長名義立字據，他認為借條屬實。
湖南省邵陽市隆回縣荷香橋鎮居民周連池因以前是地主身份，一直不敢把70年前賀龍領導的軍隊打給他的一張借條公布於世。
直到周連池去世後，他的兒子周炎光委託鄰居吳佑元，調查這張借條的真實性，以此幫助他家消除誤會，證明父親“愛國人士”的身份。
今天，吳佑元帶著這張借條來到紅網，希望能通過有關部門和人士，進一步鑑定這張借條的真實性。
發現借條
這是一張泛黃的借條，如果不是裱貼在一張紙上，估計早已破損不堪。
借條上寫明：“借愛國人士周連池先生大米陸拾肆斗、大肥豬壹條、銀元肆佰貳拾塊、銅錢伍佰塊、小錢十貫，祖國統一時來中央。八路軍賀龍”，立據時間是1945年3月，借款人賀龍，並蓋有賀龍和一位名叫陳菊生的印章。
吳佑元介紹說，據周炎光告訴他，土改時農會沒收了周家所有財產，劃為地主，而解放前周家一直保管周姓族譜，解放後族譜由本村一名貧下中農周秋保管。
1980年周秋保死後，周炎光父親周連池才從那人手中取回族譜，卻一直不敢將此條此事公開，怕背上反攻倒算罪名，更怕沒收條子。直到1989年周連池病危臨終前，才交代說“土中[譜中]有一東西，到時你拿出來去中央”。
父親病故後，周炎光對自家土磚屋內挖了幾遍，沒找到什麼東西。直到2003年在翻曬周氏族譜時，才發現雙頁封面中有一黑色東西，用刀片刮開，發現是一張八路軍寫給父親的借條。
後經隆回縣委、縣政府、縣武裝部的有關人員多方面初步調查了解，該字據上蓋有陳菊生印章，很有可能是該字據的經辦人和第三人。
又經湖南省收藏協會諮詢、鑑定、監製中心鑑定，該借條的紙張是解放前記賬的契格紙，墨跡和印章都屬於舊跡，但借條的真實性仍需對當時發生的情況進一步認定。
還原歷史
為進一步準確核查認定該字據的真實性，還父親周蓮池公道，2005年，周炎光委託鄰居吳佑元進行調查了解。
接受這個委託後，吳佑元懷揣這張借條，踏上了艱難求證與調查之路。他先後來到桑植縣賀龍紀念館、廣東黃埔軍校博物館、北京圖書館等地尋找相關資料，雖然獲取了一些信息，但是和該借條掛鈎的證據少之又少。
吳佑元又調查走訪了該鎮近百戶70歲以上老人，不少老人記得，當時確實有部隊路過周連池的家，不少鄰居還幫助周連池操辦過三天的大米，但是不知道是否與借條上的事情有關。另外，不少老人聽說這部隊稱呼為“十八軍”。
後來，吳佑元來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院、軍事博物館以及中日抗戰紀念館等單位進一步了解情況。
據中國抗日戰爭史記載，1944年，中共中央在楊家嶺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決定組成“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游擊隊”，簡稱“南下第一支隊”，由王震、王首道、賀炳炎、廖漢生、王恩茂、文建武、張成台、劉型組成軍政委員會。
同時，吳佑元又查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圖書館的資料了解到，為了迎接全國性大反攻的到來，賀龍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先後組織了6支部隊，開赴日軍占領的地區，開闢新的抗日根據地。首先出動的是以王震為司令員、王首道為政治委員的三五九旅一部組成的八路軍第一游擊支隊（亦稱南下支隊）。他們的任務是南下到湖南，建立以衡山為中心的根據地，然後逐步與中原部隊及廣東的東江支隊連線起來，形成解放區戰場的南方一翼，以準備配合全國性反攻。
資料還顯示，陳菊生為賀龍部下的糧草官，解放後任襄南軍分區參謀長。
認定屬實
2014年，吳佑元到四川出差，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報紙上看到了關於介紹向軒的報導。
報導稱，向軒7歲參軍，9歲長征，被解放軍總政治部確定為中國最小的紅軍，目前在成都警備區石馬巷離職幹部休養所。最令吳佑元興奮的是，向軒參軍期間一直在賀龍部隊。“找到他也許能了解更多的情況。”吳佑元心想。
吳佑元介紹說，2014年11月29日，他終於根據新聞報導找到向軒。向軒證實，他本人1933年參軍，在紅軍八路軍期間，一直在賀龍部隊，抗日期間（1945年）有賀龍部隊廖漢生、賀炳炎路過湖南寶慶（邵陽市舊稱），陳菊生是當時該部隊後勤部長，該借條系陳菊生經辦，以賀龍首長名義立字據，借條屬實。
經過近10年的努力，70年前的一張借條的證據鏈已初步形成，吳佑元分析認為這張借條的真實性可靠，他還想進一步得到有關部門的認證和認可，同時希望有關部門能給予周家一定經濟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