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27:風雲突變》由學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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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27年是“顯要”之年、“關鍵”之年，各種政治力量在這一年分化組合，大起大落。北洋軍閥趨於崩潰，北伐大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國民黨內部鬥爭白熱化，中共開始探索革命新道路。
南京政府成立後，與武漢政府、奉張北京政府鼎足而三，演成新“三國演義”。奉系張作霖和直系孫傳芳、張宗昌結成的安國軍，同“繼續北伐”的國民黨軍激戰於中原地區。北洋軍閥如鯤鵬折翼，勢力窮促，多次反撲均遭受重創。奉張北京政府氣數已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北伐尚未成功，國民黨內部就展開了激烈的派系鬥爭。武漢汪精衛、南京蔣介石、上海西山會議派黨爭不休，爭奪最高領導權，沒有固定的盟友或敵人，政見分歧中夾雜著地域矛盾和歷史恩怨。在萬花筒般變幻的權力鬥爭中，蔣介石成為眾矢之的，因為被他擋住道路的文官武將太多了。
蔣介石於8月被迫下野，暫且隱居故里奉化溪口，學諸葛亮搞起“隴中決策”，心懷臥龍一飛沖天之志。不久，東渡日本獲取“諒解”，娶宋美齡奠定了他所謂的“革命事業之基礎”，12月捲土重來，建立黨國“蔣家王朝”，實施以軍制黨的統治模式。
眾多北伐軍官，除了“打倒軍閥”，沒有更高的追求，功業未成便沉湎於宴飲歌舞，很快被革命對象同化了，革命軍人異變為新軍閥，北伐異變為一場新的混斗。新軍閥各抱地勢，勾心鬥爭。其中實力派為湘系唐生智、桂系李宗仁、粵系張發奎、江西朱培德。附和北伐的山西閻錫山、西北馮玉祥則心猿意馬，首鼠兩端。地方軍政勢力同室操戈，自相殘殺。此時需要相互利用，則山誓海盟，肝膽相照；彼時欲排除異己，又破口大罵，兵戎相見。將軍倒戈，翻雲覆雨，文官變節，縱橫捭閹，爭相在1927年的歷史舞台上演鬧劇。
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1927年是絕地反擊、峰迴路轉之年。武漢分共，宣告第一次國共合作最終失敗，國共兩黨決裂。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從此消沉，中止了革命生涯；李大釗慷慨就義，不平凡的一生畫上了亮麗的句號。無數共產黨人犧犧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中共八七會議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南昌起義打響了第一槍。但是，中共最高領導層受共產國際錯誤指示的影響，強調城市暴動，使革命力量再度蒙受重大損失。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餘部進軍井岡山，開始探索農村包圍城市的特色革命道路，孕育著改天換地的希望種子。
1927年在迷離恍惚、飄忽不定中度過。但是，1927年的政治大裂變決定了此後國內22年政治鬥爭的趨向。國共兩黨為各自所代表的中國前途和命運而鬥爭。
歷史，不僅僅是過去發生的事情。更確切地說，歷史是後人對過去事實有選擇的敘述和評價。敘評歷史總不免要抒發個人的感慨，表述作者的想法。我的某些觀點，隱含在敘事狀物的褒貶之中，有時通過轉引海內外學者和時人的評論，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寫到體會較深切處，則直陳己見，或生髮開去，議論一番。
例如，國共關係的深度分析，屬於中國革命史理論範疇。本著作“避重就輕”，從“代溝”角度闡發。國共兩黨骨幹之間存在著廣義的“代溝”，折射出社會政治變革的新陳代謝。國民黨元老大多是原同盟會成員，他們的革命理念滋生於反清鬥爭，較為陳舊，“排滿革命”後，缺乏適應時代主題需要的思想理論，面臨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許多國民黨人迷失了方向。中國共產黨的前驅者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容易接受激進的新思想。他們比較研究了各類社會政治學說，選擇了馬列主義，在實踐鬥爭中發展創新。國共“代溝”的矛盾和思想觀念的新舊之別，決定了誰將成為最終的勝利者。
……
圖書目錄
Ⅰ “打倒列強”虎頭蛇尾
Ⅱ 皇帝夢做得太早了
Ⅲ 腥風血雨中定都南京
Ⅳ 兩湖形勢撲朔迷離
Ⅴ 南北軍隊逐鹿中原
Ⅵ 赤都武漢變白色
Ⅶ 霹靂一聲暴動
Ⅷ 蔣介石以退為進
Ⅸ 青天白日滿地血
後記
文摘
書摘
陳公博與汪精衛私交極深。汪精衛從廣州出走後，陳公博在國民黨高層一時無所依傍，在派系之爭中只能表現出超然的姿態，與各方保持聯繫。他在武漢先後訪拜了宋子文、孫科、顧孟余等人。得出的結論是：遷都武漢乃人心所向，這一決策與共產黨無關，眾人對蔣權勢膨脹心存顧忌。陳公博趕回南昌，如實稟報，並建議蔣介石收起鋒芒，安渡危機，再相機進取。於是蔣介石通電同意遷都武漢，同時網羅右派人士，並加緊展開長江下游地區的軍事行動，以謀另創局面。
完成蔣介石交與的使命後，陳公博再赴武漢，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擔任大會秘書長。不久，汪精衛回國，成為武漢國民政府首腦。
1927年3月10日至27日，國民黨在漢口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與會代表33人，除3人外，其餘代表在當時都被認為是國民黨左派或共產黨人。三中全會決定，廢除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實行常務委員集體領導制，並廢除政治委員會主席一職。這一政制改革針對性很強，實際上取消了蔣介石的中常委主席、張靜江的中常會代主席以及譚延闓的中政委主席職位。
三中全會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常會委員9人：汪精衛名列首位，其餘8人依次為譚延闓、蔣介石、孫科、顧孟余、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吳玉章。中政會委員15人，上列9人當然人選，另推選的6人為：宋子文、宋慶齡、陳友仁、鄧演達、王法勤、林祖涵。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在這兩個機構中占取多數：與之相應，右派人士胡漢民、張靜江、吳雅暉、伍朝樞、丁惟汾等均被排除在中政會之外。
政府機構的改制注重於防止個人專權．廢除了國民政府主席職務，選出國民政府委員28人，汪精衛、譚延閆、孫科、徐謙、宋子文5人為常務委員，實行集體領導制。
蔣介石除了留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位外，其他重要職位皆予免除。而且，各軍長及前敵總指揮由軍事委員會提請中執會任免，總司令不可獨斷。總司令如欲下動員令，事先須提請軍委會討論。
對外關係上也有一條制約蔣介石的規定：除負責外交的官員外，不準任何其他官員，特別是軍事首腦，發表對外關係言論，特地強調，嚴禁“同帝國主義進行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接觸，違者開除出黨”。
三中全會還通過決議：廣東、江西省黨部及廣州市黨部的選舉無效。這兩省一市黨部此前是由張靜江、陳果夫策劃改組的，這一決議打擊了蔣系的地方勢力。
遷都之爭終於得到解決：蔣介石挑起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個人野心昭然若揭，這是無庸置疑的。但他畢竟是富有謀略的人物，之所以敢於挑起論爭，敢於另立中央，是看準了國民黨政治機制中的某些漏洞，以致一度有恃無恐。
北伐以前發生的中山艦事件，導致汪精衛負氣出走，國民黨黨政機制因此發生變更，黨政軍首腦隨之調整。中執會常委會新設主席一職，由蔣介石擔任，張靜江代理。中政會主辛職位，由譚延闓取代了汪精衛。汪精衛擔任的國民政府主席，也改由譚延目代理。軍委會主席原為汪精衛，此時改為蔣介石。黨政軍名義上的首腦由蔣介石、張靜江、譚延闓三人包攬。他們到南昌後串通一氣，使某些黨政要員造成錯覺，似乎黨政軍首腦所在地，理應是首府所在地。
北伐開始後，總司令的職權已部分“合法”地越出了軍事範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總司令統轄陸海空各軍；為軍事便利起見，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政各機關，均受總司令指揮。
戰時機制使蔣介石乘隙獨攬了黨政軍最高權力，但在南昌另立中央是非法的。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實行民主集權制，個人權力不可凌駕於多數中央委員的決定之上。遷都武昌是大多數委員作出的決定，也是國民黨中央作出的決定。蔣介石本人起初同意，後來又反對，這是不合組織原則的。個人服從中央，少數服從多數，這一已被國民黨人士確認的原則，是武漢方面駁斥蔣介石擅權的有力依據，使大多數滯留南昌的中央委員迷途知返，紛紛離蔣北上武漢。三中全會注重於政治機制的改革，確立起黨政軍集體領導機制。蔣介石的個人野心被民主集權制擊敗後，陽奉陰違，開始考慮用手握的兵權扭轉不利局面。
遷都之爭不僅僅是政制和法統鬥爭，它還關涉到北伐下一步行動是先取上海，還是北上會合馮玉祥部，相機攻擊北京奉張集團。更深一層的含義是：大革命往什麼方向發展?《劍橋中華民國史》對遷都之爭的分析，觸及爭論背後的若干實質性分歧。
1927年初，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使國民黨領導集團發生分裂……這後面隱藏著一個更重要問題：在國民黨內，應該由哪些領導人執掌主要決策權?同時，在有關權威的問題背後，還存在著一個爭議更大的問題：應當在多大程度上鼓勵社會革命，應當允許它以多快的速度發展?最後，還有一個具有戰略含義的類似問題：應當推動還是抑制反帝運動?
這裡所謂的“社會革命”，指當時風起雲湧的農工運動。換言之，除了“打倒軍閥”這一共同目標之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是否要進行下去?是滿足於葉公好龍式的美麗辭藻，還是向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真正開戰?是退讓妥協求取列強的諒解，還是開展反帝鬥爭、排除侵華勢力?
遷都之爭，武漢方面取得了勝利。但蔣介石軍權未除，仍掌握搞分裂的最大資本。暗流還在於，武漢國民黨高層仍有同情、乃至暗通蔣介石者。更深層的危機在於，隨著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深入發展，許多出身地主士紳家庭的國民黨高級官員越來越難以忍受，到1927年夏由左向右急轉彎了。
蔣介石野心勃勃，歷史早有定論。人們似乎淡忘了另外一個軍事首領李宗仁，他也在做皇帝夢。李宗仁憨厚樸實的形象使不少人小看了他，誤以為他只是廝殺疆場的一介武夫。
遷都之爭趨向白熱化的日子裡，武漢方面認為李宗仁的態度中間偏蔣，如能拉住李宗仁的第七軍，蔣介石鬧分裂就缺乏軍事資本。徐謙、顧孟余、唐生智、鄧演達、張發奎、郭沫若都做過李宗仁的工作，告以蔣介石居功自傲，挾持中央委員，號令黨和政府遷往武漢，走分裂道路，革命軍人理應與蔣介石的所作所為劃清界線。
李宗仁對蔣介石張揚個人軍功心懷不滿，無意追隨他，但內心對武漢局勢很為反感，他說：“蔣總司令固有缺點，武漢方面也有嚴重的錯誤。幼稚而過火的民眾運動，鬧得市面蕭條，人民居處不安。軍隊里則政工人員挑撥官兵關係，以圖漁利。”他採取和事佬的態度，兩面不得罪，一再援引太平天國洪、楊同室操戈為例，借古說今：太平軍功敗垂成，殷鑑不遠，而今若臨陣易帥，實為兵家大忌。
據李宗仁後來回憶，最令他得意的是鮑羅廷約他“酒敘”一幕。李宗仁巧妙地借鮑羅廷之口，為自己鋪張豐功偉績，表露出當年就已滋長的雄心。以下問答，摘自李宗仁的回憶錄。
白崇禧調軍閥舊部隊進駐上海。“清黨”會議磨刀霍霍。吳稚暉依老賣老，汪精衛忍辱吞聲。
為了回響北伐、打擊北洋軍閥，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前兩次起義都失敗了。第三次起義在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領導下，作了周密的準備，80萬工人按總工會命令一齊罷工。從1927年3月21日中午起，5000名武裝了的工人向反動軍警發起猛攻，經過30小時激烈戰鬥，殲滅直魯聯軍3000名，警察2000名，繳獲長短槍近4000支，輕重機槍約100挺。上海工人階級用鮮血和生命推翻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使上海第一次回到人民手中。
工人武裝與直魯軍警交戰時，白崇禧率部駐紮在市郊龍華，以靜觀變。戰鬥結束後，龍華
駐軍兵不血刃，耀武揚威地開進了上海。3月22日，上海市民代表會議選出白崇禧、虞洽卿、
羅亦農、汪壽華等19人為上海臨時政府委員，其中共產黨員和工人代表10人，超過半數：上誨臨時政府誕生了!然後，勝利中潛伏著新的危機，蔣介石急匆匆趕來攫取勝利果實了。
同仇敵愾，嚴斥叛黨魁首。“聖女”宋慶齡凜然正氣驚世駭俗。內外交困，九省通衢成孤島。
對於蔣介石背叛革命、血腥“清黨”的反革命行徑，兩湖地區民眾作出了強烈反應。武漢、長沙革命民眾先後舉行了數十萬人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大街小巷到處張貼著“打倒蔣介石”、“擁護三大政策”等標語，反蔣氣氛極為濃烈。
武漢國民政府對蔣介石集團的叛逆行徑也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927年4月16日汪精衛代表武漢中央發表通電，義正辭嚴地斥責道：“蔣等在南京非法召集談話會，並竟於上海屠殺民眾，既違反中央命令，且與總理扶助農工策略大相悖謬。悍然行之，無疑甘為民眾之公敵。”
第二天，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通令：開除蔣介石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號令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將蔣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條例懲治；並決定，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之第一、二、三、四方面軍及總預備各隊，均歸中央軍事委員會直轄。武漢國民政府還發布通緝令，懸賞25萬銀元捉拿叛黨魁首蔣介石，殺之者懸賞10萬元。
共產黨人旗幟鮮明地反對蔣介石背叛革命、分裂國共統一戰線的行為。毛澤東、吳玉章、林祖涵、惲代英等共產黨人與末災齡、鄧演達、陳友仁、徐謙、顧孟余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共40餘名中執委委員和候補委員聯名發布討蔣通電。
在這場正義與邪惡、進步與反動的較量中，特別令人注目的是宋慶齡的表現。她為了實現國民革命的主旨，為了貫徹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與蔣介石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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