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刊物 在中國現代文學歷史上極為重要。它首先倡導文學革命，發表白話作品，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以後，它又率先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和共產黨的成立都有重大影響。
新青年《新青年》-基本資料
《新青年》 是綜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刊。初名為《青年雜誌》，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號改名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學、文學、教育、法律、倫理等廣闊領域向封建意識形態發起了猛烈的進攻。1917年初，《新青年》編輯部遷到北京。《新青年》從第4卷第一號（1918年1月）起實行改版，改為白話文，使用新式標點。帶動其它刊物形成了一個提倡白話文運動。十月革命後，《新青年》成為五四
創刊號運動的號角，成為宣傳馬列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陣地。從1919年下半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的文章達130餘篇。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編輯部移到上海編印。從1920年9月的8卷一號起，成為中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它與當時秘密編輯發行的《共產黨》月刊互相配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理論上正式的準備，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為季刊，成為中共中央正式理論性機關刊物。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後期的《新青年》介紹了大量馬列主義著作和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經驗。
《新青年》-出版狀況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國時局變化使陳獨秀深受刺激，他認為在中國搞政治革命沒有意義，而欲“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經過努力，上海群益書社應允發行由陳主編的《青年雜誌》。1915年 9月15日創刊﹐陳獨秀主編﹐上海群益書社印行。月刊﹐6期為一卷。第1卷名《青年雜誌》。陳獨秀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是該刊的綱領性文章。該文開明宗義指出“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徵，要實現這社會改革的三事，關鍵在於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覺悟和觀念更新。他勉勵青年崇尚自由、進步、科學，要有世界眼光，要講求實行和進取。他總結近代歐洲強盛的原因，認為人權和科學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兩個車輪。從而首先在中國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新青年》的創刊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敬告青年》一文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
《青年雜誌》自第2卷(1916年9 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1917年初﹐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編輯部也隨之從上海移至北京。1918年﹐編輯部改組擴大﹐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胡適﹑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參與編輯工作﹐曾一度實行輪流編輯的辦法。適應形勢的需要﹐1918年12月﹐《新青年》同人又創辦報紙形式的周刊《每周評論》。自1920年9月第8卷，《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度成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陳獨秀主編。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5個月。同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期起﹐仍改為由陳獨秀一人主編。1920年9月8卷1期起﹐被迫遷回上海印行﹐實際上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小組的機關刊物。1921年10月出至9卷6期後停刊﹐1923年6月重新出版《新青年》季刊﹐已是純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瞿秋白主編﹐4期後停出。1925年4月改為不定期刊﹐共出5期﹐1926年7月最後停辦。
錢玄同《新青年》刊行於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重要歷史轉折時期。它以激進的態度﹐投入了五四運動前後反對封建文化思想和傳統的革命潮流﹐成為“五四”思想革命和
文學革命的重要陣地﹐《新青年》創刊號發表具有發刊詞性質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六項希望﹐已經包含了以“民主”和“科學”兩大思想為武器反對封建思想主張的萌芽。在“五四”運動前後，以鼓吹民主、科學，提倡新文學為主要內容，曾刊載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 、 《藥》 ，李大釗的論文《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主義的勝利》，陳獨秀的論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等。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封建倫理道德、呼喚人性的覺醒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該雜誌先後發表了陳獨秀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駁康有為共和平議》﹑《復辟與尊孔》﹐李大釗的《青春》﹐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吃人與禮教》﹐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我之節烈觀》及其他隨感錄﹐闡明了袁世凱﹑康有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復辟君主制度之間的聯繫﹐對於封建家族制度和倫理道德的吃人本質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新青年》發表文章討論孔教問題﹑道德問題﹑婦女問題﹑婚姻問題﹑個性解放問題﹐批判了上海《靈學叢志》宣揚的迷信鬼神的無知妄說。在反對封建思想文化的鬥爭中﹐《新青年》第一次在進步的中國思想界自覺地舉起了民主和科學﹑即德先生和賽先生兩大旗幟﹐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魯迅說:“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新青年》原為綜合性的評論刊物﹐創作並不怎么著重﹐除介紹一些歐洲現實主義及其他流派作家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說及詩都還是文言的。1917年初﹐先後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 ﹐正式揭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幟。1918年初出版的第4卷第1期《新青年》刊登了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的新詩創作。接著於1918年5月第4卷第5期雜誌全部改為白話﹐《新青年》成為當時第一個全部用白話文宣傳新思潮的刊物。這一期上發表了魯迅的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的《狂人日記》 ﹐充滿了對封建社會和家族制度﹑封建道德傳統的批判精神。這篇小說和以後發表的《孔乙己》﹑《藥》﹑《風波》等的出現﹐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它標誌《新青年》提倡的文學革命已經突破了單純理論的倡導而走上了創作實踐的道路。此後在《新青年》上發表新詩的還有李大釗﹑陳獨秀﹑魯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沈兼士﹑沈玄廬﹑汪靜之﹑陳衡哲﹑陳建雷等人。發表小說的除魯迅之外﹐還有陳衡哲。《新青年》進行過關於舊劇問題的討論﹐並發表了最早的話劇創作《終身大事》(胡適作)。刊物還開闢“隨感錄”一欄﹐專門刊登時評及針砭舊思想舊文化的短文隨筆﹐魯迅在這裡發表了許多短文﹐成為雜文這一獨特的文學形式的濫觴。
《新青年》-思想傾向
《新青年》堅持“世界的而非鎖國的”的原則﹐對於外國文學的各種流派和作家採取了開閎的態度﹐它先後譯介了俄國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安特萊夫﹑索洛古勃﹑庫普林﹑阿爾志跋綏夫﹐波蘭的顯克維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國的莫泊桑﹐英國的王爾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武者小路實篤等人的創作。第4卷第 6期(1918年6月15日)辦了“易卜生號”。該刊還譯介了蘇聯高爾基﹑盧那察爾斯基的文學論文。此外還發表了陳獨秀﹑周作人﹑陶履恭﹑胡適﹑沈雁冰介紹西方文學流派和作家的論文多篇。這些譯介﹐對於借鑑外國文學﹐推進文學革命和新文學創作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李大釗為了保衛和推進文學革命﹐《新青年》還進行了反對封建復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學潮流的鬥爭。這主要包括對以劉師培﹑林琴南為代表的“文選派”和“桐城派”封建復古勢力反對白話文維護文言文﹑反對新道德維護舊道德的鬥爭﹔對腐朽無聊的黑幕派文學和鴛鴦蝴蝶派文學的鬥爭﹔對詆毀革命文學的上海美術界守舊派人物的鬥爭。劉半農的《答王敬軒書》﹑魯迅的《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錢玄同的一些通信等﹐都是《新青年》在這一鬥爭中發表的戰鬥文字。1919年 1月發表的由陳獨秀執筆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回答了整個封建勢力對於思想和文學革命的各種非難﹐實際上可以看做是《新青年》雜誌同人在這場鬥爭中最有代表性的宣言。
1915年到1918年以前的《新青年》雜誌的思想傾向﹐基本上屬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1918年以後﹐由於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知識界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青年》營壘的組成﹐變為由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所主持。1918年10月﹐李大釗在《新青年》5卷5號上發表了《Bolshevlsm的勝利》﹑《庶民的勝利》等文章﹐較早地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新青年》革命色彩更為明顯﹐逐漸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李大釗負責編輯的6卷5號﹐辦成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研究專號”。1919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發表有關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和工人運動的論文和譯介文章130餘篇﹐與此同時﹐胡適等人在雜誌上大量宣揚“實用主義”等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並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接著﹐1920年末胡適寫信給陳獨秀﹐提出《新青年》差不多成為美國《蘇俄》雜誌的漢譯本的批評﹐主張公開“聲明不談政治”。這些意見受到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的反對﹐未能付諸實踐﹐1920年9月8卷1號起﹐《新青年》遷至上海﹐實際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小組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隨著新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新青年》雜誌於1922年 7月﹐出至9卷6號停刊。 以後復出《新青年》季刊﹑不定期刊﹐已是完全政治性的刊物﹐至1926年7月停刊。
《新青年》-重要文章
1917年1月1日2卷5號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 推廣白話文，以打破舊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動文學改革為目標。
1918年5月15日4卷5號魯迅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
1918年10月5卷5號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 《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等文章，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
劉半農1919年第6卷第1號陳獨秀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 ，提出“本志同志本來無罪，只因擁護那德謨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學）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的。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第一次將科學與民主稱為“賽先生”與“德先生”。
《新青年》-社會影響
《新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宣傳民主與科學，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新青年》在後期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 許多高級共產黨員（如毛澤東）都受到過《新青年》的影響。
《新青年》在五四時期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對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的影響巨大而久遠。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各種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後通過《新青年》傳入或興起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後登上政治歷史舞台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許多革命運動，追根溯源，也都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發端的；中國人的現代化意識、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後發生急劇變化的。當代中國的物質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建設，幾乎是在實踐和完成五四先驅的未竟之業。五四精神在一定意義上塑造了現代中國，也影響著當代中國。可以說，《新青年》雜誌在中國現代社會轉型中起著重要的精神橋樑作用。
《新青年》雜誌創刊的時代，正值辛亥革命失敗之後，中國文化正由以封建專制為主體的舊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為主體的新文化轉型。《新青年》雜誌激勵現代中國實現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現代科技、現代教育、現代文藝、現代傳媒在內的現代文化的重大轉型，推進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並為其他方面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崇尚科學，提倡創新意識是《新青年》編輯群體的重要思想觀念之一。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章認為，“文明進化之社會，其學說之興廢，恆時時視其社會之生活狀態為變遷。”（註：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賢“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聖人“所支配”。要發揚《新青年》倡導的民族創新精神，提倡的學術開放意識，“一勿尊聖，二勿尊古，三勿尊國”。廣采博納，吸取其精華，營造現代化建設的良好時代氛圍。
魯迅《新青年》推進了思想解放和人們觀念現代轉型的進程。李大釗認為，中國封建文化中那種安於現狀，因循依賴，空想虛玄，尋求世外解脫的種種觀念，愈來愈與社會的進步不相容，應該學習西方先進文化中的創新竟智，崇尚科學，重視現實，講求實效等與現代化相適應的新觀念。陳獨秀則認為，民主、科學是現代社會前進的兩大機軸，應擯棄舊的落後的官本位文化觀念，樹立振興實業的現代意識。《新青年》倡導的現代化意識激勵著先進的中國人通過以民主、科學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實現了由封建思想統治到以馬克思主義為主流的現代思想的重大飛躍。《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給我們的啟示就是，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不斷更新與飛速發展的社會現實不相適應的思想觀念，走自己的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新青年》倡導的民主、科學精神和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和激勵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鬥，實現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到民族獨立和現代民主的重大歷史嬗變，推進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歷史進程。《新青年》倡導的進取意識、競爭意識和趕超精神，促進和加速了現代中國社會的轉型。陳獨秀呼籲“當急起直追”（註：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李大釗則指出，“正如人家已達壯年，我們尚在幼稚；人家已走遠了幾千萬里，我們尚在初步。在這種形勢之下，要想存立，適應這種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併力社會共管的組織，不能有成。”（註：李大釗：《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李大釗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李大釗、李達等主張以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來縮短中國與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的差距。
《新青年》對現代中國社會的轉型有著多方位、多層次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現代、當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態環境等方面的現代化進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繼續蒙受《新青年》雜誌的鼓舞和鼓勵。《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註：《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這樣一個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的轉型已經基本實現。在新的社會基礎上覺醒，不斷解放思想，深刻領悟五四時期先進中國人確立的救亡、啟蒙、科學、民主、社會主義等時代主題的當今意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
《新青年》-領導人物
陳獨秀（1879～1942），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原名慶同，字仲甫。生於1879年10月 9日，1942年5月27日卒於四川江津。安徽懷寧（今安慶）人。早年參加縣試、鄉試，由於認識到科舉制度的腐敗，一度擁護戊戌變法。1901年以後，三次留學日本。與張繼、蘇曼殊等組織革命團體青年會。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鏇又襄助章士釗主編報紙，宣傳排滿革命思想。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傳播愛國民主思想和科學知識。1905年在安徽與柏文蔚等組織岳王會，聯絡大批革命志士，為同盟會在安徽的發展打下基礎。武昌起義前後，在杭州活動，曾起草革命檄文多篇。旋迴安徽，先後任孫毓筠、柏文蔚都督府秘書長，大力改革官僚政治。失敗後，又追隨柏文蔚討伐袁世凱，遭挫折，逃亡上海，繼續探求救國救民道路。1915年創辦《青年》（後改名為《新青年》）雜誌，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猛烈抨擊儒家倫理道德、舊文學和舊教育，掀起中國近代思想啟蒙運動。這既彌補了辛亥革命的理論不足，又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拓了道路。1917年1月，到北大任文科學長，推行課程改革，以白話文教學。1918年12月，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評點時事，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宣傳和教育，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思想和幹部條件。1919年五四運動後，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5月，在上海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開始發起組建中國共產黨的準備工作。
陳獨秀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局書記。此後，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長，在四大、五大上當選為中央總書記。1922年8月，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接受共產國際決定，由反對國共合作轉為擁護國共合作，鏇即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國民黨的改組工作。1925年領導五卅運動。10月，鑒於國民黨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屆二次會議上，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被共產國際否決，遂在主持中央工作中推行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方針，在一系列事件上向蔣介石退讓。1927年3月，參與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勝利。4月5日，就所傳蔣介石要襲擊工人武裝事，與汪精衛交涉，並與汪發表聯合宣言，稱國民黨“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麻痹了人民對蔣介石反共陰謀的警惕性。翌日赴漢，反對武漢地區工農運動“過火”行為。7月辭總書記職。9月秘密返回上海。11月致函中共中央，建議工農運動應偏重經濟鬥爭，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遭中央駁斥。1929年，在中東路事件中，反對作“擁護蘇聯”的說教式宣傳，被中央拒絕。
從1929年5月開始，陳獨秀與彭述之等接觸到托洛茨基主義的檔案，轉向托派，激烈抨擊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推行的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10月，中共中央曾對他提出警告，他仍堅持己見，同年11月被開除出黨。1931年5月初，托陳取消派與莫斯科歸國留學生托派小組織舉行統一大會，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在上海設中央機構，陳獨秀任總書記，並發行刊物《火花》。
沈尹默1932年，在上海淞滬抗戰中，以托派中央名義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並向中共中央提議聯合領導反日運動。1932年10月被國民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日，擁護國共合作，與堅持打倒國民黨、反對國共合作的托派中央決裂，並一度在武漢獨立進行政治活動，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企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並撰文抨擊中共執行的農村游擊戰爭的抗日路線。7月入川，晚年貧病交加，仍不斷撰文譴責I.V.斯大林肅反擴大化，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讚揚英美議會民主制度，表示要徹底推翻“我輩以前的見解”，認為V.I.列寧、L.D.托洛茨基的理論，不適用於中國、俄國和西歐。著作編為《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