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1973年初入伍至杭州警備區當兵，開了眼界，知道除了家鄉外還有城市，還有世界；1977年回故鄉繼續當農民，稍後至淮北礦務局朱仙莊煤礦掘進隊當農民工，知道還有比農民還苦的事情，於是發憤，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術學校。入學後依然不甘心，繼續複習，第二年考入安徽大學歷史系。四年後再接再厲，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1986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從事研究工作。二十餘年始終在歷史學領域中遊走，經歷過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等一切階段，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所著《漢代春秋學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2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青年優秀成果專著類二等獎；《梁漱溟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992年獲華東地區優秀政治理論讀物一等獎，199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青年優秀成果專家提名獎；《中國現代化歷程》（第一副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該書獲近代史所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等獎、第六屆國家圖書獎、郭沫若歷史學獎等；《從維新運動到義和團》（《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獲新聞出版總署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工程獎、中國社會科學院成果獎及第七屆國家圖書獎等；所著《1911年中國大革命》獲廣東南方閱讀盛典2011年“最受關注歷史類圖書”獎、《中華讀書報》評為“2011年十大好書”、“2012書業發展論壇十大好書”、《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度優秀圖書等。
編輯推薦
推薦一歷史的發展總是呈階段性的螺旋上升態勢。在平靜中孕育著突破，經過突破卻又往往回復到先前否定過的階段。當然，這僅僅是就形式而言。因此，歷史研究與歷史解說的複雜性往往不在於我們是否認識到了“歷史真相”，而在於我們能否透過“歷史現象”本身觀察那些“已變”和“不變”的本質與內涵。馬勇老師這本書《大變革時代：1895-1915年的中國》正是透過原來我們已經熟知的歷史來看清歷史的真實面目。
推薦二1895-1915年的中國政治發展，不僅構成近代中國發展變化的一個分水嶺，而且實在是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一個縮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系統全面地闡釋這20年中國政治變化與思想變化的內在關聯，不僅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我們今天怎樣從一般意義上的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怎樣擯棄純物質主義、國家主義，轉向構建一個現代國家，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啟示。
圖書目錄
引 言
第一章 中國的唯一希望
可怕的預感
內耗與日俱增
浪漫的政治理想
變革的極限
中國唯一之希望
歷史的偶然
民族與種族
第二章 誰能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西太后為何翻臉？
從器物到制度
誰來承擔甲午戰敗的責任？
保國與保種
列強在中國的目的
權與利：政變的本質
誰是保守主義者？
留給歷史的遺憾
第三章 中國現代化的訴求與失望
清政府的兩難選擇
誰是改革的阻礙者？
皇權與民權
立憲與共和
革命與改良
理想與現實
第四章 政治現代化的嘗試與失敗
現代化的必然訴求
權力危機
解決權力危機的兩種思路
學理探討與政治運作
政黨政治的競爭規則
袁世凱帝制自為的心路歷程
第五章 現代化的思想資源
意義世界的丟失與尋求
信仰的崩潰與重構
權威的喪失與恢復
傳統主義的泛起
國體雖更而綱常是否必變
對共和與文化傳統內在關聯的迷惑
新傳統主義的困境
反傳統思潮的崛起
內容欣賞
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駕崩養心殿。伴隨著他的去世，不僅是中國光輝燦爛的18世紀的結束，而且預示著19世紀的中國不可能繼續繁榮昌盛，可能是日趨衰落。最具有象徵意味的是他的那首絕筆詩，這首詩題為《望捷》，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渴望清王朝依然像他的早年那樣輝煌強大，然而事實情況卻是，全國此時士氣低落，防務鬆弛，經濟衰退，破綻百出。
繼乾隆而立的嘉慶皇帝，雖然生性柔弱與順從，但他繼位之後，也確曾試圖改變清王朝的衰敗趨勢，無奈積習已深，阻力重重，終嘉慶一朝，不僅衰敗趨勢並未終止，而且內政外交都面臨更加棘手的難題，陷入較乾隆末年更為嚴重的困境，為此後中國的發展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到了19世紀中葉，這些隱患終於相繼爆發。中國在經歷了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革命的雙重打擊之後幾乎一蹶不振，危在旦夕。痛定思痛，清朝統治者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接受曾國藩等開明官僚的建議，採取相對開放的政策，企圖以洋務運動的推廣而重振清王朝的雄威，恢復中華帝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了19世紀90年代的時候，應該說清政府的實力確有較大的發展，它的綜合國力與軍事力量雖不能與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相比，但在亞洲的中心地位與大國氣勢畢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恢復，就連法國的一些評論家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現在是世界上幾個大強國之一，至少在亞洲尚無其他國家可以取代中國的強國地位。
中國綜合國力的恢復與強大是客觀事實，然而，這種強大並不意味著中國可以在這個世界上隨心所欲地打遍天下無敵手。事實上，在中國的國力得到恢復的同時，清政府內部也正在成長著一種目空一切的虛驕和中華帝國所慣有的奢侈與浪費。於是經過1894年的中日戰爭，“僅僅幾個月的功夫，它（指中國）就不得不從傲慢的夢中驚醒，而且發覺它並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
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結束，這一結果不僅出乎清王朝統治者的預料，而且與中日雙方國力的對比也不相符。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在這次反侵略戰爭中，本來有可能取得最後勝利，只是由於清朝統治者的決策錯誤，勝利的成果才被無端地葬送，中國由此而蒙上空前的奇恥大辱。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有著許多複雜的原因或偶然因素，並不是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的必然結果。然而，割地、賠款畢竟是不容抵賴的事實，清政府主政者尤其是李鴻章等人應該承擔失敗的責任也是情理中的事。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假如中國不是敗給日本，而是像鴉片戰爭那樣敗給西方諸強中的某一大國，中國人的感情或許容易理解和接受。事實上，在此之前幾十年的類似的結果也多次在中國與西方諸強中的交涉中時有發生，但它都沒有發生如同甲午戰爭之後在中國人民中所引起的震盪。這一次則不然。堂堂的中華帝國竟然慘敗在被中國人素來瞧不起的東鄰蕞爾小國之手，它理所當然地激起中國人的抱怨、憤怒與譴責。康有為說：“夫以中國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比於日本，過之十倍，而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縛豕，坐受剝割，恥既甚矣，理亦難解。”這大體上代表了一般中國人的共同心聲和困惑。
既然中國的綜合國力並不比日本弱，既然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本來可以獲得最後勝利，那么，中國人如果能夠冷靜地反省一下這次戰爭失敗的責任，客觀地探討一下這次戰爭失敗的主客觀原因，問題或許並不致於如後來那樣複雜化。然而，素有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傳統的中國人，雖然早在兩千年前就已認識到“勝敗乃兵家常事”這一淺顯的道理，但他們在心理上卻無法接受慘敗於日本這一“彈丸小國”的事實。於是，他們的思維傾向不是積極地面對既成事實，隱忍一時之恥辱，更圖異日之自強，臥薪嘗膽，十年圖報，而是捨近求遠，試圖尋求某種終極原因，試圖建立某種根本解決的方案。
循此思維路向，國人在甲午戰爭後的基本反應，不是探討戰爭失敗的主客觀原因與背景，不是以忍辱負重的精神面對現實、面對未來，而是企求一種根本解決方案，甚至覺得戰爭之所以失敗，不僅是清政府主政者策略上的錯誤，而是他們幾十年來“基本國策”的路線錯誤。於是乎，國人把戰爭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清政府幾十年來的洋務新政，以為洋務新政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有待於中國能否從根本上放棄固有的舊體制。梁啓超寫道，前此三十餘年洋務新政“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向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於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在他們看來，中國只有徹底放棄舊有的一切，滌盪舊俗，衝決網羅，重建新的制度與模式，中國才有可能報仇雪恥，重振雄威。譚嗣同說：“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為誑語而不覆信，則何可不千一述之，為流涕哀號，強聒不捨，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
面對割地賠款的屈辱而作如此反省，僅就感情而言未嘗沒有充分的理由。然而問題的癥結在於，洋務新政確實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內在缺陷，但由此而讓洋務新政承擔甲午戰爭失敗的全部責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國的既往傳統和體制模式，似乎不僅於情理上很難說得通，而且事實上也超過中國社會的承受力。不妨構想，如果沒有洋務新政幾十年的力量積蓄，中國面對日本的侵略恐怕就不是不堪一擊的結果，而是全面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正如當時某些外國人所評論的那樣：“日本素修戰備，待時而動。中國則以寬渾為量，平日絕無疑慮日本有窺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出偵探中國情形，以為今日用兵張本。如中國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戰備，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據此而言，則今日勝負情形，並非中東強弱之實證。”也就是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別有原因在，將之歸咎于洋務新政並沒有真正找到問題的癥結，反而陷入了一種精神誤區，是中國人的世紀末恐慌症。
世紀末的恐慌是當時國人的真切感受，他們也不是不能理解和接受清政府的議和條件和苦衷，而是有一種無可名狀的亡國感、危機感和世紀末的毀滅意識。康有為寫道：“竊近者朝鮮之釁，日本內犯，致割地賠償，此聖清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發憤痛心者也。然辱國之事小，外國皆啟基於覬覦，則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邊民皆不自保，則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之日者。”很顯然，康有為的恐懼不是已有的現實，而是一種可怕的預感，甚者如嚴復所自問的那樣，難道是“運會”既成，中國的末日真的要來臨了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