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紀事
王禎著 《農書》
王禎字伯善，東平（今山東東平）人。成宗元貞元年（1295），任宜州旌德（今安徽旌德）縣尹。大德四年（1300），調任信州永豐（今江西廣豐）縣尹。為政頗有治績，致力推廣先進農具。在任旌德縣尹時，王禎即開始編著《農書》，到了仁宗皇慶二年（1313）最後定稿。《農書》共二十二卷，分三大部分。《農桑通訣》是農業通論，包括農業歷史、耕墾、耙勞、播種、鋤治，糞壤、灌溉、收穫等；《百穀譜》分別敘述各種農作物、菜蔬、瓜果、行木等的種植法：《農器圖譜》包括各種農具和農業機械圖三百零六幅，每一幅圖後有文字說明該農器的構造、用法等，這是全書最有價值的一部分。《農書》是中國第一部全國範圍內對整個農業作系統研究的專著。書末還附有王禎用自己創造的木活字排印《旌德縣誌》的資料及轉輪排字盤。
大事件
商業革命
歐洲大約在公元1300年以後出現了商業革命，而中國的商業革命卻出現在此前兩個世紀的北宋王朝。
美國漢學巨頭費正清（ John K.Fairbank）與賴肖爾（Edwin O.Reischauer）合作撰寫的名著《中國：傳統與變革》，在寫到宋朝經濟時，所用的標題就是“商業革命”四個字。他們寫道：“中國經濟的大發展，特別是商業方面的發展，或許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中國的‘商業革命’。這一迅速的發展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顯然高於以前，並產生出直至19世紀在許多方面保持不變的經濟和社會模式。”另一本權威著作，被譽為可以和湯因比《歷史研究》相媲美的《全球通史》，其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L.S.Stavrianos）在“宋朝的黃金時代”的標題下寫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意義。”
這些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當然不會信口開河，他們是在比較了歐洲的商業革命之後，才確信這種商業革命在宋朝已經出現了。那么，何以中國歷史學家竟然熟視無睹、視而不見呢？這裡面有理念問題，也有視角問題，正如蘇東坡的詩句所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吾丘衍
吾丘衍（公元1272—1311年），浙江開化人，元代印學大家，字子行，號貞白，又號竹房、竹素，別署真白居士、布衣道士，世稱貞白先生，寓居杭州，以教書為生。吾丘衍投身金石學，作了大量的編撰、考證和整理工作，在推動印學發展方面做了很多實事，他力矯唐宋六文八體失真之弊，以玉筋篆入印，並撰寫了關於印章和古文字學的著述。
他比趙孟頫小18歲，兩人是密友。他古書讀得多，通曉經史百家，熟懂音律，寫得一手好篆書和隸書，能篆印，時人稱其有“小篆精妙，當代獨步，不止秦唐二李（指李斯、李陽冰———編者）間”之美譽。尤其是他關於印學的研究，對後世影響很大。他提倡用漢代銅器、碑額上的文字入印，於大德庚子年（公元1300年）寫成《學古篇》一書，卷一為《三十五舉》，次載《合用文籍品目》，尾系附錄。《三十五舉》為此書主體，敘列漢印篆體與印式的綱要，闡述篆隸演變及篆刻知識，對古印的篆法、格式等作了論述，是中國最早出現的研究印學的理論指導書，被後世推崇備至。
吾丘衍提倡“學古”，崇尚漢印的“平正”、“渾厚”的印風，是元代最早站在印學高峰上倡導漢印印風的大家之一。元人治印沿襲宋時“隨俗”、“浮華”的陋習，印面不僅粗俗，而且被屈曲盤繞的九疊文充斥；不講篆法，不合六書，任筆為體，隨意肢解的文字被用於制印；不講章法結構的自然和諧、疏密得宜，非平板悶塞，即淺陋怪誕。總之，秦漢印章那種純樸自然的高格調已蕩然無存。對於這種狀況，吾丘衍在《三十五舉》中批評說：“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在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曲，且以為法，大可笑也。”
中國科技
在人類歷史有記載以來的大部分時間，中國是地球上科技最發達的地方。和通常的情況一樣，技術革新創造了財富。哥羅寧根大學的經濟歷史學家奧格斯·麥迪遜認為，直到公元1300年前後，一個普通的中國人還要比一個普通的西歐人富裕。
朱世傑
朱世傑（公元1300年前後），字漢卿，號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數學名家週遊湖海二十餘年”，“踵門而學者雲集”(莫若、祖頤：《四元玉鑒》後序）。朱世傑數學代表作有《算學啟蒙》（1299）和《四元玉鑒》（1303）。《算術啟蒙》是一部通俗數學名著，曾流傳海外，影響了朝鮮、日本數學的發展。《四元玉鑒》則是中國宋元數學高峰的又一個標誌，其中最傑出的數學創造有“四元術”（多元高次方程列式與消元解法）、“垛積術”（高階等差數列求和）與“招差術”（高次內插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