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
1975年,美國龍夫威在在美國頭號中國通費正清教授指導下完成首部徐繼畲研究英文專著《徐繼畲及其瀛環志略》。
龍夫威六訪中國大陸、七訪中國台灣。
工作經歷
1965年發表了《徐繼畲〈瀛環志略〉對19世紀美國的觀察》
1971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1982年在中國北京任教。
美國麻薩諸塞州大學阿默斯特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簡稱UMass Amherst)分校歷史學系教授。
1997年5月15日,紀念開創中美友好關係的先驅徐繼畲完成《瀛環志略》150周年的儀式,在美國華盛頓紀念塔前的南草坪舉行。儀式的首倡者龍夫威教授說:“此碑今天仍鑲嵌在華盛頓紀念塔內西壁200多英尺的高處,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歷史見證。”
研究方向
美國中國近現代史, 美國中國問題研究。
主要成就
英文版《徐繼畲及其〈瀛環志略〉》 ;中美人文交流。 編 著《海門薇醫生在中國1924-1941》
個人作品
1975年,龍夫威著英文版《徐繼畲及其〈瀛環志略〉》
龍夫威指出:“在同僚與道光皇帝鼓勵下,作為一個儒家的現實主義者,徐繼畲在此後的年月,大力蒐集關於外部世界的真相以及西方列強的特徵的資料。徐書是不同文化的人在中國海疆接觸、交流的產物。它旨在擴大中國人知識的基礎;它清楚地揭示了中國在當今世界上,決不是一個孤立的島嶼。”【註:龍夫威著、任復興譯:《徐繼畲及其瀛環志略》,p150.】
1991年龍夫威發表了: 《徐繼畲與美國:一種特殊的關係》入編《徐繼畲與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頁22-34
龍夫威1991年提出,徐的進展也揭示出,當中國領導者開始從西方得到靈感的“現代化”進程時,文化交流則是主要源泉。最早赴華的美國人公認,徐繼畲是中西方文化交流這塊處女地的拓荒者。1851年衛三畏(S.Wells Williams)在最後一年的《中國叢報》發表的評論,用二十五頁的篇幅,詳細分析了徐氏新著的內容和意義。他讚揚徐書是“沿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並提出,徐繼畲已經充當了中國現代世界觀的創造者和宗師(Legitimizer)的歷史性角色。【註:龍夫威:《徐繼畲和美國:一種特殊的關係》,《徐繼畲與東西方文化交流》頁24-28,中國社科出版社1993年。】
學術觀點
費正清的第三位聚焦於徐繼畲的研究生龍夫威,於1965年發表了《徐繼畲〈瀛環志略〉對19世紀美國的觀察》。龍夫威與繁難的漢字,與難得的資料苦戰多年後,於1971年完成關於徐繼畲的長篇論文,獲得哈佛歷史學和東亞語言學博士。此後又精心對論文進行濃縮修改,第一本關於徐繼畲的英文專著《徐繼畲及其〈瀛環志略〉》1975年由哈佛出版。
龍夫威從個案出發,不贊成中國和美國走極端、不寬容的相關思想和政策。他一再闡述,描述徐繼畲生平及其《瀛環志略》,是希望能夠向讀者提供中國傳統文化、“儒家精神適應性和個性的見識”。
1970年12月龍夫威向哈佛大學提交的歷史和遠東語言博士論文《徐繼畲及其〈瀛環志略〉:對非中國的世界的早期現代觀察》中稱:“徐對西方威脅的回應,是基於對他的文化和國家的高度忠誠。不論怎樣,在其《瀛環志略》中,呈現出了可以感知到的一個自由的儒家學者(liberal Confucian scholar)所能寬裕地到達的智力邊界的寬廣極限。徐仿佛已經樂意寬容無論什麼被需要的變化——甚至這些變化可能威脅到他的滿族君主的生存——如果中國文化的要素可以藉此被保護。”【註:Fred W. Drake,HSU CHI-YU AND HIS YING-HUAN CHIH-LUEH (1848): AN EARLY MODERN VIEW OF THE NON-CHINESE WORLD,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Committee on the Joint Degree of Ph.D.,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 p311,1970. 】
1991年龍夫威在徐繼畲與東西方文化交流學術討論會(山西忻州)說,徐繼畲堅持的中庸之道,對有缺點的美國政策,也是借鑑:“我很少用預先構想的歷史解釋,而是把徐經歷中揭示和影響進程、前途、難點以及機會的東西,與徐當時超越對自己民族的利益、政治、文化缺乏遠見的近視症患者,作為‘專家’的艱辛努力聯繫起來,這樣就逐漸發現了徐的重要性。”“如同一個世紀以後許多有愛國熱忱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成為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一樣,徐因為對變動著的世界的未來的大膽陳述而付出了沉重的個人代價。
對於某些探究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國東亞政策的不現實和過時狀況的人來說,徐的動因和閱歷確實能使人觸摸到一個會引起連鎖反應的疼痛點。在我從事徐繼畲生平方面的工作的十年期間,由於兩種世界觀的持續衝突,美國和中國被深深地困擾。60年代中期的美國和中國,好似兩個對峙在文化深淵邊上的發怒巨人,互相呼喊著非讚美性的稱號,把在東亞稱雄的夢幻拋到九霄雲外,(通過代理人的搏鬥廝殺)鬥爭一場接著一場。這就使人聯想到,徐繼畲面對兩種世界秩序的衝突,早已在現代框架之內尋找理解和同一性,並進行百折不撓的調解,可是溫和與妥協的聲音實在太少了。像徐這樣的安撫者,極端需要雙方改善劇烈的爭吵,而且徐已經顯示出特別穩妥的範例。徐的所作所為表明,甚至在最大的文化鴻溝之上,以互相交流為使命的、有創造力的、開明的政治家,必然能架起理解的橋樑(幸運的是,在我完成徐的研究課題之前,中美之間的和解進程已經開始了)。在我研究徐的十年當中,有一件事情已經十分清楚:美國的越南政策,招致了20世紀降臨在美國人民頭上的最大災難——對國家的經濟、社會以及精神,造成了悲劇性的結果。過時的思想,有缺陷的政策,造成了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從而使人或多或少感到,這好似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經驗教訓的折射。現已經是美國轉而面對它在世界上影響力的局限性的時候了。這也意味著,通過徐的軼事看中國的經驗教訓,更能恰如其分地理解美國的慘痛進程。徐對西方入侵的有力回應,增強了一個認識:儘管他的世界已經永遠改變了,這種變局卻並不意味著中國必須(像以後數十年他的許多繼承人所做的那樣)拋棄自己的傳統,恰恰相反,中國應該適當去保留自己的傳統。而徐為了中國在這個複合的、多民族的世界上的生存,促進和解、妥協、了解,以及彼此融洽,所用的正是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