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紹谷[保康歇馬河人]](/img/c/243/nBnauM3X4EzNwIzN4YTM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2EzL1Q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黃紹谷[保康歇馬河人]")
人物經歷
南京北大校友會製作的紀念黃紹谷的書籤1914年就讀於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其間加入進步組織仁社。1918年秋入北京大學英文學系，結識李大釗。“五四”運動中，因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被當局逮捕，後經營救獲釋。1920年3月，同鄧仲夏、羅章龍、劉仁靜等19人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任總幹事、書記，籌措經費購買書籍，翻譯、整理、蒐集資料。同年9月，首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任支部書記。192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人物事跡
1929年初任《鄂北日報》主編。蔣桂戰爭爆發，在報上發表《蔣介石其將死乎》一文，受通緝，再去上海，任《中央日報》編輯。1932年8月，受聘為沈相馮庸大學(此時已遷北平)英文秘書。是年冬，因痛心國難，投筆從戎，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任第七軍秘書兼執法處長，奔赴抗日前線。1933年3月2日凌晨，在熱河省凌源縣(今屬遼寧省)三十家子鎮南門口戰鬥犧牲。時《北平日報》、《實報》等報紙曾分別發表《殉國英雄黃紹谷》、《黃紹谷在抗日前線》等文章以表悼念。
人物生平
1914年，黃紹谷來到武漢，就讀於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在這裡，他結識了惲代英、林育南等進步青年，並成為好友。他們經常聚會，一起閱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討論各類社會問題。比如，中國在辛亥革命勝利後為什麼會出現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局面?為什麼工人的工資低得可憐?為什麼即使莊稼有了好收成，而農民仍然不得溫飽?在惲代英等人影響下，黃紹谷開始接受新思想的薰陶，努力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參加了青年進步組織——“仁社”。惲代英見黃紹谷勤奮好學、積極進取，便經常幫助他，推薦一些進步書籍讓他閱讀，使其從中得到啟迪。黃紹谷學習刻苦，勤于思考，邊學邊記，將心得體會寫在日記里，養成了每天寫日記的良好習慣，並把這作為“以是觀吾品行”的一面鏡子。
1918年8月，黃紹谷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當時的北京大學，是北京學界傳播新思潮和開展革命活動的中心。他進入北大後，經常聆聽李大釗、蔡元培等人的講演，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現代評論》、《共產主義ABC》等書刊，對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充滿了濃厚的興趣，思想上受到深深的薰陶。在五四運動中，黃紹谷和同學們紛紛走上街頭，發表演講，散發傳單，與軍警展開搏鬥，表現非常勇敢。他還通過信件將北京學生上街遊行掀起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訊息，告訴了武昌中華大學的好友惲代英。惲代英1919年5月7日在日記中寫道：“曉峰來信，敘京校學生示威及各界騷動事。讀之泣下，國賊萬死不足以蔽其辜……”接到黃紹谷來信這天，中華大學師生正在操場舉行運動會，惲代英隨即向圍上來的同學們朗讀了黃紹谷的來信。聽著信中的生動敘述，同學們眼前出現了北京學生斷指瀝血、火燒趙家樓、與軍警搏鬥的激烈場面，人人熱淚盈眶、義憤填膺，整個運動場上激盪著洶湧澎湃的愛國熱浪。全校師生舉行示威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正義行動。
五四運動以後，黃紹谷更加自覺地投身於青年學生運動，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引導下，開始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10月，北大成立了“校役夜班”，黃紹谷擔任校役夜班第一任班主任。在京師大學堂開辦20多年後，過去的“聽差”也可以破天荒地在夜校聽課學知識，此舉使蔡元培校長讚嘆不止。1919年11月20日，北京大學學生會評議部開會，黃紹谷和高君宇、范鴻等14人被推為總務委員會委員，14人分成7組輪流值班，負責處理學生會每天的日常工作，黃紹谷值班時間是每周的星期日。1920年1月，北大學生會又發起成立了平民夜校，為學校周圍的平民授課，黃紹谷擔任夜校的國文教授會主任兼編書組審查委員。1920年3月，在李大釗直接領導下，黃紹谷與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等人經過多次醞釀和討論，秘密發起組織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他們以北京大學為中心，將熱心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革命青年有計畫地組織起來，廣泛地開展馬列主義學說研究和宣傳活動。
那時，由於統治階級的嚴禁封鎖，使得宣傳馬列主義的書籍難以買到，馬列主義原著更難找到。每找到一本書，大家輪流閱讀；若找到一本原著，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就組織通曉外文的會員幫助大家學習。當時，黃紹谷每天上午到北大三院學習馬克思主義書籍，下午從事政治、社會活動，晚上與研究會會員們聚在一起討論革命問題或交流學習心得，總要到深夜12點才就寢。通過這些有組織的活動，黃紹谷和研究會會員們加深了對馬列主義的了解，產生了進一步組織起來開展革命鬥爭的要求，為後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1920年9月，我國北方地區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北大正式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不久，就著手籌備成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黨的助手和預備學校，教育青年和壯大革命隊伍。作為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黃紹谷自始至終參與了北京青年團組織的創建工作，是最早的一批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之一。
黃紹谷待人誠懇，學習刻苦，工作認真負責，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20年底，他被湖北同鄉會推舉為臨時主席，負責籌建組織旅京湖北學生聯誼會。他在旅京湖北學生中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將聯誼會變成了宣傳馬列主義的新陣地。
1921年冬，黃紹谷開始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大團支部書記，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黨的一大後，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為了擴大馬列主義教育宣傳陣地，決定把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向社會公開，並於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上刊載了公開成立啟事，黃紹谷為19名發起人之一。
1922年2月，研究會決定設立書記、會計、圖書經理、值日員4種職員，實行輪流制，負責研究會的實際工作。黃紹谷被推舉為第一屆書記，他同庶務兼會計李駿、圖書經理范鴻等共同努力，把研究會的活動積極開展起來。黃紹谷和羅章龍一起找到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向他反覆宣傳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道理，終於在北大第二院內爭取到了兩間房子，使研究會有了固定的場所。黃紹谷和研究會會員們給這兩間房子取名叫“康慕尼齋”(即共產主義小室)，並收集、購買了一批馬列主義書籍，設立了一個小圖書室，為會員們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方便條件。不久，研究會設立了一個翻譯室，下設英文、德文和法文3個翻譯小組，組織精通外文的會員翻譯馬列主義原著，黃紹谷和高君宇共同負責英文組的工作。
1922年2月19日，研究會在北大第二院大講堂舉行了第一次公開講演會，請李大釗同志作題為“馬克思經濟學說”的講演，到會者甚為踴躍。1922年11月17日，研究會與北大黨、團支部聯合在北大三院組織了蘇俄共和紀念日講演大會，請學者教授10餘人宣講蘇俄革命成功經驗及其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會後演出介紹蘇聯的文藝節目及電影，在全校產生很大影響。黃紹谷、羅章龍、朱務善等8人在《北大日刊》上登出的公開啟事中說：“今天為蘇聯共和之紀念日，同人等以蘇聯政府之新建設乃世界政治上、經濟上一大變動，吾人對之大有討論之價值與興趣”。在黃紹谷、羅章龍等人的領導下，研究會除研究宣傳馬列主義學說外，還積極參與當時的革命鬥爭實踐。他們一方面大量吸收產業工人加入研究會，為工人運動的開展培養骨幹分子；另一方面直接派人到唐山、長辛店等地組織工會，發動工人進行罷工鬥爭。
1922年11月，研究會在北京發起成立開灤礦工罷工經濟後援會，開展募捐活動，為開灤煤礦工人罷工鬥爭提供經濟援助，有力地支持了這次罷工鬥爭。此時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已經成為黨組織領導下在學校進行政治活動的重要民眾組織，是當時整個北京地區青年運動的中心。
在北京求學的幾年中，黃紹谷在革命鬥爭的洪流中迅速成長，政治上日益走向成熟，終於成為一名優秀中國共產黨黨員。此後，他根據革命工作的需要，不辭勞苦，不畏艱險，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積極奔走，直至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他在北大讀書時曾在自己的一張照片背面題詩一首：“夜漫漫，何時旦，劍何時利?紅血何時見?”字裡行間，浸透出對革命事業的一片忠誠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這是黃紹谷不平凡一生的真實寫照。
1925年夏，黃紹谷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此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他被黨組織派往廣州並加入國民黨，爾後他又輾轉回到北京，先後任《北平日報》編輯、保定軍官學校教員。1926年2月，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中央特別會議，明確提出了出師北伐、推翻軍閥統治的政治主張。黃紹谷積極參加國民革命軍，任某師政治部主任。北伐軍在廣大工農民眾的支持和配合下，很快占領武昌，黃紹谷被派到國民黨在湖北省黨務幹部學校任教員。他針對社會現實，結合黨的鬥爭情況，有的放矢地進行教學，講課生動，內容富有戰鬥性，給學員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背叛革命，黃紹谷被迫離開武漢，1928年春在上海同濟大學任英語系教授。後幾經周折返回湖北，在省第五中學擔任教員。1929年初，黃紹谷攜妻子屈子青到湖北襄陽，擔任《鄂北日報》主編。他以筆作武器，經常撰寫文章，抨擊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蔣桂在武漢開戰時，他曾在《鄂北日報》上發表《蔣介石其將死乎》一文，揭露蔣介石反人民的罪行。因此遭到蔣介石的通緝，報社也被搗毀、封閉。黃紹谷再次被迫離開湖北赴北平，在北京大學當翻譯。
1930年秋，黃紹谷離開北平去上海，後任上海《中央日報》編輯。多年來，他一直過著革命的流浪生活。
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全國各地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1932年8月，原設在瀋陽的馮庸大學從日軍鐵蹄下遷到北平復校開學，黃紹谷通過原北大同學、馮庸大學教務長陳國良的舉薦，受聘任英文秘書。他熱烈回響黨的號召，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當日軍攻擊熱河時，他又憤然從後方的救亡運動走向戰鬥的前線，和校長馮庸先生一起第三次組織義勇軍，帶著馮庸大學、燕京大學的部分學生和一部分華僑，開赴戰火紛飛的熱河前線。義勇軍在熱河凌原縣的五里堡舉行成立儀式，部隊番號為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七軍團，黃紹谷被任命為軍團秘書兼軍法處處長。當時，義勇軍的戰鬥生活極為艱苦，沒有槍枝彈藥，沒有糧食給養，在-20°C的冰天雪地里風餐露宿。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黃紹谷與義勇軍戰士們同甘共苦，始終堅守在戰鬥的最前沿陣地，受到廣大官兵的尊敬和愛戴。
1933年2月底，日本侵略軍占領了熱河邊境的朝陽縣，東北抗日聯軍萬福麟的部隊被迫撤出陣地，向凌原縣撤退，敵人在後面緊追不捨。3月1日深夜，義勇軍第七軍團的全體將士在凌源三十家堅守陣地，英勇抗擊數倍於己的敵人，掩護其他部隊轉移。3月2日凌晨，陰霾籠罩著整個三十家，日軍仍在瘋狂地進攻。戰鬥中，黃紹谷被日軍裝甲車機關槍射中頭部，不幸壯烈犧牲。
人物紀念
黃紹谷犧牲的當晚，大雪紛飛，烈士遺體被厚厚的積雪覆蓋。屈子青冒著生命危險，穿過日軍設定的層層關卡，到凌源縣三十家尋找烈士遺體，終因大雪覆蓋，未能如願。為悼念黃紹谷烈士，當時的《北平晨報》、《實報》等幾家報紙陸續發表了《殉國英雄黃紹谷》、《黃紹谷在抗日前線》等文章；在南京的北京大學同學會特為黃紹谷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並在報上登出附有烈士照片的生平訃告。為救助陷入生活困境中的烈士遺屬，著名學者胡適、吳國楨等人在北京、天津等地曾多次發起募捐活動。胡適一次就捐贈300餘元。
1983年8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黃紹谷為革命烈士，國家民政部為黃紹谷家人頒發了革命烈士證書。1993年5月4日，“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在北大校園舉行揭幕典禮，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同志特為之題寫碑名，李大釗和黃紹谷等83位烈士的英名鐫刻其上。
黃紹谷為國捐軀已半個多世紀了，歲月易逝，浩氣長存。他的英勇事跡和高尚品質，將永留人間，萬古長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