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黃潔夫1969年畢業於廣州中山醫學院（現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
1982年獲中山醫科大學外科學碩士學位。
1984－1987年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醫學院外科作博士後研究，並成為澳洲國立肝臟移植中心外科骨幹醫師，獲得該院授予的“榮譽教授”稱號。
歸國後歷任中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肝膽外科主任，副院長、院長，中山醫科大學副校長、校長兼黨委書記，北京協和醫院肝臟外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
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中央保健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2014年3月1日，由黃潔夫具體負責並擔任主任委員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移植委員會正式成立並運轉。
社會兼職
國際醫學教育指導委員會的中國委員
亞洲肝膽胰外科協會中國委員
《中華醫學雜誌》、《中華外科雜誌》、《中華普通外科雜誌》、《中華肝膽外科雜誌》、《中國實用外科雜誌》等國內外十多種雜誌的主編、副主編和常務編委工作。
教學科研
黃潔夫黃潔夫主要致力於普通外科的臨床和實驗研究工作，尤其對肝臟、膽道外科包括肝移植和肝臟膽道惡性腫瘤外科治療有較深的學術造詣。先後在國內外有影響的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260多篇，主編外科學方面的專著11部，參編外科專著5部，還完成和承擔了10多項國家、省部級及國際合作科研項目，獲得8項省、部、廳級以上科研成果。
他對肝動脈栓塞、二期切除肝癌、全肝血流隔離肝切除術、肝內結石的分型、膽管癌的外科治療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首先在國內使用新型的肝動脈阻斷器對不可切除的肝癌作反覆暫時性去動脈化治療，取得良好的療效。
他組織了一支以中青年歸國學者為主體的肝移植隊伍，進行了大量的肝移植工作，主編了我國第一本肝移植專著，為推動我國肝移植外科的發展，努力解決肝移植的關鍵問題，如屍體多器官切取、體外靜脈轉流、供肝的保存、小兒肝移植、減體積肝移植、排斥反應的早期診斷等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國內第二次肝臟移植高潮中，他是公認的推動者和當之無愧的學科帶頭人。
主要作品
論著
17歲少女捐贈器官 黃潔夫副部長主刀移植1.Huangjiefuetal.SurgicalTreatmentforHilarStrcturesintheepatolithiasis.Hepato-Gastroenterology.1997;44(14):322-327
2.黃潔夫等， 肝臟移植治療原發性肝癌20例報告 中華普通外科雜誌 2001; 16(1): 5-7
3.黃潔夫等，1例成功的肝腎聯合移植.中華器官移植雜誌.1997；18(3):144-145
4.黃潔夫等，肝動脈化療栓塞在原發性肝癌治療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華肝膽外科雜誌 2000; 6(1): 3-6
5.黃潔夫,等.我國器官移植的發展現狀及對策. 中華外科雜誌 1999; 37(9): 535-537
專著
《臨床肝臟移植》 Sandoz (瑞士)出版 1996年出版 主編
《臨床外科手冊》 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7年出版 主編
《新外科手冊》 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7年出版 主編
《實用臨床手冊(叢書)》 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7年出版 主編
《門診外科疾病的診斷與治療》 廣東科技出版社 1998年出版 主編
《現代移植學》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8年出版 主編
《肝臟移植的理論與實踐》 廣東科技出版社 1998年出版 主編
《臨床醫生用藥全書》 廣東科技出版社 1999年出版 主編
《肝膽道腫瘤外科學》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9年出版 主編
《移植外科學》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9年出版 主編
《外科學詞典》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9年出版 主編
《外科醫師的教育培訓和資格考試》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出版 主編
《實用臨床藥物大全》 廣東科技出版社 2000年出版 主編
《腹部外科學》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0年出版 主編
《現代外科學》 人民軍醫出版社 2000年編寫 主編
《香港外科醫生訓練教材與考試》 廣東省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0年出版 主編
榮譽成就
黃潔夫先後獲得衛生部授予的“全國衛生系統優秀留學人員”、“全國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國家教委、人事部授予的“全國有突出貢獻的優秀留學人員”、“廣東省白求恩式先進工作者”、“全國百名公僕”、“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等榮譽稱號。
2008年獲得國際器官移植協會（TTS）重要貢獻獎。
全肝血流隔離技術在肝外科套用的系列研究，1995年獲衛生部科技進步三等獎。
主持原位肝移植治療終末期肝病的臨床及實驗研究，1997年獲廣東省科技進步一等獎。
主持提高肝癌外科治療的臨床實驗研究，1999年獲國家教育部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2012年11月22日親自為17歲器官捐獻者主刀，獲社會各界高度評價。
黃潔夫教授在肝膽外科取得的成績，得到了國內外醫學界前輩和同行的充分肯定，他多次被邀請為國際會議的主席和副主席，先後被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南伊爾諾州大學（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哈佛大學（HarvardUniversity）和史丹福大學（StanfordUniversity）聘為外科學客座教授，並成為國際醫學教育指導委員會的中國委員、亞洲肝膽胰外科協會中國委員。
個人觀點
醫療改革
黃潔夫第一輪醫改：醫院在逐利道路上越走越遠
黃潔夫表示，1997年中國進行第一輪醫改，公立醫院採取了市場導向的改革，擴大醫院自主權，醫院自負盈虧，執行“以藥養醫”的醫院補償政策，使醫院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醫院發展很快，醫療技術也相應進步。但改革存在明顯不足，許多好的原則並沒有具體配套措施去落實，對市場缺乏政府的指導和監管。“創收”與“發展”驅使醫院在逐利的路上越走越遠，導致醫院的公益性喪失。
第二輪醫改：公立醫院改革成了“硬骨頭”
2009年，以“摒棄市場化路線、回歸公益性”為宗旨的第二輪醫改啟動，從“強基層、保基本、建機制”入手，基本醫療保障實現全民復蓋，各級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大幅增加，人民民眾享受到了醫改的實惠，醫改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但公立醫院改革卻是塊難啃的硬骨頭”，黃潔夫說，“改革設計擬解決多年來困擾我國公立醫院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問題，並以破除‘以藥養醫’為突破口，但卻得到了一些與改革初衷不符合的結果。”
黃潔夫說，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赴六個省市調研發現，門診量超萬人的大醫院大量增加，但醫療服務質量與工作效率在政府強力監管下並未提高。基層醫療機構的待遇、硬體得到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反而在下降，不少基層醫療機構門可羅雀。
另一個不好的結果是，“病人選醫生”競爭機制變成“醫生選病人”，醫患關係日趨緊張，醫務人員執業環境持續惡化。“以藥養醫”的頑疾沒有通過調整醫療服務價格、財政補貼等措施改善，醫院又出現了以“檢查費用”補醫、“過度醫療”等問題，給中央與地方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民營醫院：遭遇制度困境，發展十分困難
在醫療資源配置方面，黃潔夫指出：“當前我國絕大部分醫院都是國有醫院，病床占有率超過90%，醫療服務與產品價格都是政府管制。”然而，公立醫院資源配置極不合理，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差別很大。而民營醫院遭遇制度困境，發展十分困難。成氣候的好的民營醫院不多。
黃潔夫希望接下來能夠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市場配置資源，逐步過渡到一個民營醫療機構占主體、競爭充分的醫療服務供給體系，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最佳化。
同時，這也可以使醫務人員從“單位人”成為“社會人”，形成一個以醫生自由執業為基礎的高度市場化的醫生人力資源市場。
器官捐獻
器官移植需求：排隊的約有30萬人，能移植的不到2萬人
2014年3月1日，由黃潔夫具體負責並擔任主任委員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移植委員會正式成立並運轉。截至3月2日，全國的公民捐獻累計為1572例。黃潔夫說，委員會下面涉及人體器官捐獻體系、獲取與分配體系、移植臨床服務體系、科學註冊體系和人體器官與移植監管體系等五個體系，還未真正完善。“這需要一個過程，一步步來。”
對於在器官分配領域可能出現的醫生人為操縱分配的問題，國家衛計委已決定從2014年6月開始啟動飛行檢查。對廣東這樣的器官移植大省而言，O PO (器官獲取組織)聯盟一共6家，這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很難判斷。“中國不要統一的做法，要有統一的精神、政策。(O PO聯盟和器官移植中心)要按市場的配置、老百姓的需要來完成整合。”黃潔夫說。
器官移植基金會：註冊基金800萬，賬面只有1000元
黃潔夫黃潔夫同時表示，對於器官捐獻人員設立的基金會(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1995年由著名外科、器官移植專家裘法祖成立。裘老去世後，基金會存在的問題太多了。“他們選我做了基金會理事長，但始料不及的是，原來800萬元的註冊基金，現在賬面上只有1000元，這么多年沒籌集到一點錢，錢到哪去了也不知道。這必須按法制的規定去處理好這些遺留問題，不能接過來就說這變成我的事情了。”黃潔夫說。
黃潔夫表示，他要做的就是重新弄一個陽光、公開、透明的基金會。所有基金會參與人員，不要有一點個人利益在裡面，全部要為老百姓服務。這個基金會才能辦得好，人民民眾才會相信基金會。“但這有個過程，我不能蹚到一片不乾淨的水裡，說是黃部長怎么了。要公開、透明，人家才會信任，才有人捐錢。”
對於紅十字會在器官捐獻事業中扮演的角色，黃潔夫表示：“應該這樣說，沒有紅十字會就沒有中國的器官捐獻事業，他們真的起到了很重要作用，我們需要一個很大的器官庫，就是全民參與，而紅十字會是最好的平台。”
黃潔夫進一步解釋道，器官移植必須遵守第三方原則，紅會作為第三方介入，可以起到見證、登記和宣傳作用。
黃潔夫2015年1月1日，作為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醫院協會人體器官獲取組織聯盟主席黃潔夫宣布：從2015年1月1號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逝世後自願器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黃潔夫說，中國每年大約有30萬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的手術僅為一萬多例，現階段中國的公民身後器官捐獻率大概只有百萬分之零點六，是世界上器官捐獻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令人欣慰的是從2014年中國啟動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以來，這一尷尬狀況已經有所改變。
黃潔夫：一直到3月2號，全國是有1570例的器官捐獻，差不多有五千億的病人得到了由公民身後的資源捐獻獲得了新的生命，中國將走上擺脫依賴死囚器官的歷史階段。
截至2014年12月2號，全國共累計實現公民逝世後捐獻，2948例，累計捐獻器官7822個，2014年11個月的捐獻量就超過了2010到2013年四年的捐獻數量，黃潔夫認為未來器官捐獻的形勢將越來越好，2015年1月1號起將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的供體來源，公民逝世後自願器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黃潔夫：這個捐獻如果都符合配型可以了，什麼手續都完成了，就進到了169家醫院中間的死後器官套用，因為有因為肝移植、心移植他是不同醫院的，把器官分送到其他不同的醫院去進行工作。
換頭術從技術到倫理不可行
哈爾濱醫科大學任曉平團隊與義大利原神經外科醫生塞爾吉·卡納韋羅正雄心勃勃地開展“異體頭身重建”（俗稱“換頭術”）的研究。但這並不被國內外主流學界認可，在技術上和倫理上被打上諸多問號。
2017年10月，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WFNS）發表聲明，對任曉平與合作者在兩具遺體上進行“人類頭移植外科手術模型”一事表態，認為頭顱移植“在倫理上不可接受”，“在科學上毫無意義”。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表示：“中國絕對不允許這種臨床試驗在中國進行。”他提到，臨床頭顱移植違反了中國有關人體器官移植的法規，希望有關單位倫理委員會起到應盡的責任。
2017年11月24日，黃潔夫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從醫學角度，解釋了在頭顱移植上，現有技術與手術要想成功所需技術之間的“鴻溝”。“把一個沒有全部癱瘓的患者手術後變成一個全部癱瘓的植物人，哪個醫院會去做這種損害病人的手術？”黃潔夫反問道。
對於斷離之後如何縫合、恢復，尤其是世界性難題——如何修復完全斷裂的脊髓，任曉平與合作者提出的方案是用水溶性合成高分子材料聚乙二醇（PEG）。在任曉平和卡納維羅看來，PEG堪稱“神奇的膠水”，在脊髓連線時能使起“立刻融合”，並最終獲得脊髓重生。
